七世纪初,执掌修炼圣地的大尊者携带孔雀王,白象王,白狮王和白马王四大护法神,以及麾下的屠魔猎人,密修者,驭兽师和巫师,训练成的邪魔联军和猛兽联军,协助松赞干布平定了席卷了藏地高原多年的战乱,统一了藏地高原,建立了声势浩大的吐蕃王朝。然而野心勃勃的松赞干布为了独揽皇权,从印度请来了莲花生大师,并不顾皇室贵族成员的反对,大肆打压本土的雍仲本教,烧毁了本教典籍和寺院,摧毁了佛像和无数的法器,勒令僧侣还俗,导致大尊者心灰意懒之下关闭了修炼圣地,并彻底将修炼圣地掩埋在冈仁波齐峰下。
随着四大护法神携带着四大法器远遁他乡之后,印度佛教在藏地高原得到蓬勃的发展,导致印度佛教的信徒越来越多,自然引起了传统雍仲本教和王室贵族成员的不满,他们之间的纷争历时200余年而不息。
赤松德赞,这位吐蕃王朝的伟大君主,除了赫赫武功之外,最令后世教法史料作者津津乐道的便是他的兴佛之举。在他英明统治之下,佛教得以在雪域高原生根发芽,绽放出璀璨的光芒。
为了弘扬佛法,赤松德赞诚邀天竺高僧寂护、莲花生,以及禅宗高僧摩诃衍(大乘和尚)相继入藏传法。他们的到来,为吐蕃大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宗教繁荣。在这三位高僧的共同努力下,佛教在吐蕃逐渐深入人心,成为了民众信仰的支柱。
在吐蕃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桑耶寺应运而生。这座佛、法、僧三宝俱全的寺院,见证了佛教在吐蕃的辉煌。桑耶寺的落成,标志着佛教在吐蕃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此背景下,以拔·赛囊为首的第一批出家僧人(“七试人”)也应运而生,他们成为了吐蕃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
那一天,阳光明媚,桑耶寺广场上人声鼎沸。拔·赛囊带领着“七试人”,在众人的瞩目下,庄重地举行了剃度仪式。他们身着崭新的僧衣,心怀虔诚,顶礼膜拜,开始了修行生涯。
至此,吐蕃王朝的佛教系统在赤松德赞的推动下,完成了结构性建设,形成了一个坚实的僧伽集团。这个集团不仅是宗教信仰的核心,也是文化传承和民族团结的重要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佛教的根系在吐蕃大地上深深扎下,开出了绚丽的花朵。
然而,在赤松德赞兴佛的过程中,苯教势力并未轻易退却,他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苯教作为吐蕃本土的宗教信仰,其影响力深远,与佛教的冲突在所难免。藏文史料《土观宗派源流》中记载了这段历史的细节:“至赤松德赞时,又迎请寂护大师,引起地方的恶神厉鬼等不悦,念青唐拉山神雷击红山宫,亚拉香波山神水淹旁塘,十二丹玛女神对人畜施放瘟疫。”这些记载虽然带有神话色彩,但反映了佛教传入过程中遭遇的激烈抵抗。
面对苯教的顽强抵抗,赤松德赞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在公元771年(唐代宗大历六年),他颁布了政令,以国家意志的形式驱除苯教,大力弘扬佛教。这一举措正式宣布佛教为国教,标志着佛教在吐蕃的全面胜利。在那一天,赤松德赞站在宫殿之上,向天下宣布了他的决定,场面庄重而威严。他的声音坚定而有力,传遍了整个吐蕃大地,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从此,佛教在吐蕃的地位日益稳固,成为了主导宗教,而苯教的影响力逐渐式微,但仍然在民间保留了一定的信仰基础。
《贤者喜宴》一书记载了赤松德赞对苯教的决绝态度:“(赤松德赞)随即决定不得施行苯教,继而又将苯教书籍悉数投于河中,余者最后均以黑塔压之。”这一行为象征着佛教在吐蕃的彻底胜利,苯教的遗迹被有意抹去,为佛教的传播扫清了障碍。
与此同时,赤松德赞开始重用信佛的大臣,赐予他们“大金字告身”,使之位列众臣之首,成为了僧人大相(钵阐布),这一举措极大地提升了佛教在政治上的地位。在经济方面,赤松德赞对僧众给予了极大的优待,下令免除他们的纳税、军役、劳役,并以国家财政的力量供养寺院。
藏文史料《拔协》中对养僧制度有着详细的记载:“给佛教宗师每年青棵七十五克(藏制每克约等于28市斤),衣服九套,上好酥油一千一百两,乘马一匹,纸张四本,墨三锭和足够的食盐。……赐给寺院一百户属民,赐给每位僧人三户属民。”这些措施确保了僧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并且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
对于寺院的属民及僧众,官府无权干涉,权力完全授予僧人。吐蕃的寺院和僧人不仅由所属属民供养,政府还提供口粮和生活用品,使得僧人生活无忧,社会地位显赫。
赐给寺院的属民完全由寺院管理,形成了非常稳固的依附关系,这逐渐成为了寺院庄园制的萌芽。而这些属民则成为了寺院的农奴,他们在寺院的土地上劳作,为寺院提供了稳定的劳动力和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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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牟尼赞普又相继颁布了“三均富贵”、“四大供养”和“七户养僧”的兴佛法令的推行,让信仰本教的信徒越来越难以忍受
“四大供”的号令传遍了吐蕃的每一个角落,要求全国的民众,不论身份贵贱,都要向寺庙供奉。在寺庙的供桌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供物,既有价值连城的珍宝黄金,也有破旧不堪的衣物。这一景象,既反映了民众对佛教的虔诚,也映射出社会阶层的差异。
为了平衡吐蕃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牟尼赞普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连续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募捐活动。他下令所有臣民,包括贵族,都要拿出一半的财产捐给各地寺院。这种简单粗暴的“均贫富”方式,被史料称为“三均富贵”。
牟尼赞普的设想虽然丰满,他认为通过“三均富贵”能够缩小吐蕃的贫富差距,但现实却异常骨感。这种“暴力均富”的措施,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触怒了所有的贵族,引发了他们的强烈反抗。
在798年的一个昏暗的夜晚,牟尼赞普的执政生涯戛然而止。一杯致命的毒酒被送入了他的口中,结束了他一年零九个月(也有说法是一年零四个月)的统治。
等到赤祖德赞上位之后,他不但大兴佛教,并且在朝廷中重用僧人,甚至把国家大权都交给僧人,引起了贵族们的极大愤慨,于是他们积极策划灭佛活动。
在赤祖德赞的统治时期,一项名为“七户养僧”的新制被推行,使得僧人数量迅速增多。这项制度要求每七户民间家庭供养一位僧人,以确保僧侣阶层的生活无忧。然而,这样的制度给民众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税赋的重压之下,百姓的生计受到了严重影响,不满和怨恨的情绪在民间悄然蔓延。
在这个场景中,村民们面带愁容,他们在田间地头辛勤劳作,却发现自己的收成大部分都要用来供养僧人。家庭中的粮食日渐减少,孩子们的营养跟不上,而僧院中的香火却日益旺盛。民间的市集上,人们议论纷纷,私下里抱怨着重税带来的生活困境,对佛法的反感情绪在悄悄增长。
与此同时,赤祖德赞所推广的佛法,乃是印度晚期佛学的大乘精粹,其深奥的义理和复杂的修行方式,绝非一般民众所能理解接受。在普通百姓看来,这些高深的佛法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相去甚远,无法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因此,即使寺院的金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僧人们诵经的声音昼夜不停,民间的离心离德却日益加剧。
面对赤祖德赞颁布的一系列兴佛政策,王室贵族的不满情绪如同潜藏的暗流,渐渐涌动。沉重的经济负担让贫苦百姓苦不堪言,而贵族们则对这些政策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侵犯。在这种不满的氛围中,贵族大臣们开始暗中策划,试图动摇赤祖德赞的统治。
首先,他们找到了借口,指责赤祖德赞的大儿子藏玛虽然出家为僧,却未遵守清规戒律,以此为由,将他流放到遥远的边疆。这一举动既削弱了赤祖德赞的势力,又向其他僧侣传达了一个信号:即使是王室成员,也难逃他们的阴谋。
接着,这些贵族大臣们又开始造谣生事,诬陷高僧钵阐布贝吉允丹与王妃文统萨贝吉昂粗有染,引发了赤祖德赞的雷霆之怒。在盛怒之下,他将钵阐布处死,而不幸的王妃也在绝望中选择了自尽,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在清除了赤祖德赞的亲信之后,贵族大臣们终于发动了政变。在一次宴会上,赤祖德赞酒醉之后,他们趁机将其绞杀,终结了他的统治。随后,这些贵族拥立了达玛为新王,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而佛教在吐蕃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剧烈的转折。
在古老的传说中,朗达玛的诞生带着神秘的宿怨和复仇的气息。据说,他并非寻常之人,而是为报佛教徒昔日所施加的虐待,转世而来的复仇者。“朗达玛”这个名字,在藏语中意味着“牛转世的魔王”,预示着他的一生将充满斗争与破坏。
在那个充满迷信和神秘色彩的时代,人们相信朗达玛的前世是一位受尽佛教徒迫害的高僧。在无尽的轮回中,他带着深深的仇恨和强烈的愿望,终于再次降临人间,誓要将佛教的势力从这个土地上抹去。
传说中,朗达玛的降生伴随着不祥的征兆,天空乌云密布,雷电交加,仿佛连天地都感受到了这位魔王转世者的愤怒。他的一生,充满了对佛教的敌视和破坏。他颁布法令,禁止佛教的传播,毁坏寺庙,焚烧经文,残酷地迫害僧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