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邢大人的命令后,钟南带领人马返回蓟州的同时,还是派人去宣府打探了一下情况。回程的途中,斥候将打探到的消息汇总过来,钟南才确信,这次的战争是真的要结束了。
数日后,一切尘埃落定。鞑靼部和科尔沁部一起发动了对察哈尔部的讨伐之战,宣府、大同、蓟州的边境稳定暂时得到了保障。至于这种状况能维持多久,谁也不知道,毕竟战争的事情没有哪个人能说得准,既然可能毫无征兆地结束,自然也会不明不白地开始。
就如同这一次的抗蒙大战,在众人的怀疑中来临,又在*高*潮*将起之时戛然而止。邢玠邢侍郎则把胜利的首功算在了蓟州军的身上,在他看来,要不是蓟州军的第一战打出了特别的威风,蒙古人的左路大军也不会撤退,更不会有之后的事情。
万历皇帝同样如此认为,因为钟南是他力排众议推上来的,此刻更能显示出他的识人之明。
至于边境上下,也没人对此有所怀疑。即使有那些泛酸之辈说钟总兵是运气好,蒙古人内部没有安定好便贸然南下,肯定不是明军对手。可是对比宣府、大同两地军队的表现,孰强孰弱,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出来。
打了胜仗,朝廷自然得有所表示。蓟州军所得赏赐最为丰盛,宣府、大同两地则是奖赏寥寥,不过没人说什么。
邢玠再进一步,坐上了兵部尚书的职位。至于原尚书石星,则在不久前被革了职,原因是几年前的朝鲜战争结束后,石尚书在其主导的对倭和谈中欺上瞒下,而且收受多方贿赂,事情曝光后,让朱翊钧大为光火。
至于钟南的赏赐则一直没有下来,不知道皇帝打算怎么嘉奖于他。
钟南对此倒是很淡定,他知道皇帝有意让其入京任职,只是这次多半有人阻挠,所以两方僵持了起来。如若不然,他的赏赐肯定早就和其他人一起下来了,既然没定论,自是皇帝和反对一方没有谈拢。
明朝可不像其他朝代,皇帝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连太祖和成祖这样的强势君王,有时候也要和大臣妥协。之后的朱家子孙更不用说,有时连娶个小妾都要和大臣商量,更不要说朝中大臣任免这种大事了。
当然这不是说皇帝被剥夺了权利,而是君臣之间各自对对方的一种认同,也算是相互之间形成的一种默契。明朝的大臣特别喜欢和皇帝对着干,特别是言官,他们往往为了成全自己的美名,而不顾缘由地否定皇帝。也有不少人因为当面顶撞皇帝被杖折责,被罢官,反而受到民间士子追捧的。
这次确实如钟南所想,万历皇帝原本是打算让钟南出任兵部侍郎一职的,只是吏部强烈反对。吏部尚书是内阁大臣王锡爵,这位老头倔强万分,声称本朝尚无武官转任文官的先例,皇帝不能任人唯亲。
朱翊钧气得想跳脚,但是却不能否定王锡爵的说法。不管是明朝还是之前的朝代,大多都是文官地位高过武官,所以文官们打心底看不上武官,他们认为对方只是一群没有文化的大老粗,即便有个别文武双全之才,那也很难得到文官们的认同。
明朝有从文官转任武官之人,但是的的确确没有武官改任文官的先例,这就给王锡爵之流落了口实。自古以来,各位皇帝都是“以孝治国”,对于前任皇帝特别是开国皇帝的举措,很少会推翻。所以一个“没有先例”就能堵住朱翊钧的嘴,还让他无法反驳。
当然,也有皇帝会废除前任的举措,并且实施与之完全相反的措施,只是多在特殊时期,或者是不得不改变之时。如今看来,朱翊钧要想破局,并不是没有办法,毕竟王权社会里,皇帝的意志高于一切,“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朱翊钧只要强行按照自己意愿行事即可。但这样做的后果,很可能会是王锡爵一气之下,摞挑子不干了,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贸然行此下策。
现在的情况是,内阁里除了王锡爵,其他三位成员保持中立;新任兵部尚书邢玠虽然持赞成意见,只是因为刚上任,不太好发表看法。至于朝中其他大臣,大多数都保持缄默,尽管他们知道这是皇帝的意思,却也不想轻易开了“武官改任文官”的先例,否则很可能成为整个文官队列的敌人。
从三月初开始,万历皇帝便隔三岔五不上朝,原因是身体不适。大臣们知道这是皇帝在施压,更是不敢轻易站队,于是纷纷躲闪开来。
这种情况下,其他人可以躲,首辅申时行却必须要站出来了。他特意面见了皇帝,发现朱翊钧是铁了心要让钟南上任,没有丝毫可以商量的余地。申时行知道,皇帝是想树立其君王权威,和清洗张居正事件的原因如出一辙。只是这次事件可能还多了一层原因:万历皇帝对钟南确实相当看重,为此不惜牺牲内阁的一位大臣。
皇帝不让步,那就只有去游说王锡爵了。出了紫禁城,申时行摇了摇头,对于王阁老的执拗,他再清楚不过。两人虽是同乡,平日里关系也算尚可,可是在大问题上,要让王锡爵让步的可能性不大。只是无论结果如何,这一趟申时行却是必须去的。
到了王锡爵府上,申时行得到了意料之中的答案:王锡爵就算是被皇帝罢官,也不会同意对钟南的任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