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肖维以前是胶片摄影爱好者,他那时还上高中,大部分钱都花在胶卷上。
她十七岁生日那天,他给她照了一张相,那是早就说好的。在前一天晚上,她对着家里的镜子无数次地演练自己的表情。她记得很清楚,生日那天出门的前一刻,她把藏蓝色的连帽大衣换成了深黑色的厚重羽绒服,那件大衣上的胸口处,有一只戴帽子的熊,熊很胖。
倒不是因为怕冷,虽然她确实怕冷,她只是想表现得随意一点儿。
后来他把洗好的照片送给她。照片上,她的五官团成一团,比身份证的形象还要难看几分。
他指着照片上的她说,你还挺上相。
那意思很明显,虽然照片不好看,但还是比你本人好看多了。
她不知道当初自己是什么表情,应该比照片上还要难看。那种心情她倒是记得的,整个人连同五脏六腑都像浸在沸水里,从里到外的发烫,煮她的那锅水凉了又沸,一次又一次地,那是个冬天。
不过,即使这样她从来没怀疑过他的审美。
他拍过许多照片,最著名的应该是关于欧阳的,N大的招生手册好几年都为那张照片留了位置。
照片上是黄昏,赤云丹霞都成了背景,一身素白的欧阳侧身回头,笑了。
后来欧阳作为主持人时常在电视里露面,五官精致得无可挑剔,笑容也十分的得体,但太得体了就显得机械了,远没相片上的随意来得动人。
N大传说中有许多校花,公认的却没几个。即使是公认的那几位,鉴于拍摄者的局限性往往也都是阶段性的,原来的校花毕业了,后来的学弟学妹们根据粗制滥造画质模糊的相片便认为原先的校花名不副实,于是一任任校花便被后来者推翻。
唯有欧阳清,尽管毕业多年,校花的名头却一直传了下来,这当然与她常常电视出镜有关,但路肖维的作用也功不可没。
钟汀第一次看见那照片,是丁女士和她称赞欧阳很美,在知道那是路肖维拍的时候,她仿佛能听见烙铁落在她的心上,发出嘶嘶的声音,欧阳的笑就这样烙在她的心里。
后来每当想起那笑,那嘶嘶声也就随之来了。
她对着镜子,努力挤出一个笑容,笑起来不好看不要紧,姿态总比哭要高一点。
她从洗手间出来便看见他在窗前吸烟,阳光透过落地玻璃窗洒进来,他的形象在她心里复又恢复了刚才的高度。
他回过头来,冲她笑,“我刚才开玩笑的。”
她本想礼貌性地笑一下,可一想到他的评价,那笑便又缩了回去,只是低头说道,“我知道。”
“可你眼睛是红的。”
“刚才进了个小青虫,你知道,夏天,总是免不了有这些小东西。”
路肖维父母住在近郊的一栋四合院里,开车过去要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
路上CD机又在放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一大提琴协奏曲。
自路肖维事业上有所成就后,他爸便从市区搬到了郊区,还在西山上承包了几十亩的果园,过起了钟教授理想中的田园生活。今年端午的时候,路家还给她家送去了应季的黑白桑葚、红白樱桃、荔枝杨梅、桃子李子,别人的樱桃是按斤,他家樱桃是论筐装。钟家二老吃不了,大都送给亲友学生了。
钟家和路家做过十来年的邻居。她家搬来的第三年,校产办发了大产权证和教师个人房产证。不久之后,路家就从原房主手里以市价买下了这房子。
路家刚搬来的时候,还给她家送来了四样礼,其中一个就是三白西瓜,钟汀把西瓜一称,足足有十九斤。那年的冬天格外的冷,总是下雪,暖气却给得很足,外面千树万树梨花开,钟汀穿着T恤坐在窗前一边看雪一边吃瓜。丁女士去美国访学,家里只剩他俩。那个瓜父女俩整整吃了一个星期,钟汀不仅吃了瓜瓤,还把瓜皮给凉拌了,最后用剩下的瓜皮给她爸包了一顿鸡肉芥菜瓜皮水饺。
钟教授吃瓜吃得并不开心。他一边吃瓜,一边感叹知识分子并未得到应有尊重,他一个教授竟然和一个卖菜的商人做了邻居。
钟教授坚信士农工商这一排序,并把士的范围擅自缩小到了知识分子。
他老人家这一想法并无家族传承。
钟汀家里最称得上知识分子的便是她爷爷了,可她爷爷一辈子最高兴的,其中一件便是知识分子终于划到了工人阶级的队伍里。她爷爷小半辈子都想摘掉知识分子的帽子,可即使灵魂深处大闹革命,无时无刻不做检讨,也没被火眼金睛的人民放到工人阶级的队伍里去。怹当年迫不及待摘掉的帽子却是钟教授迫不及待戴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