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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1页）

何文原来不叫何文，叫何文革。名字是何文的奶奶杨占秀给起的。何文出生那年，正赶上陈家村闹“文化大革命”闹得最凶的一年，陈家村也被改名为陈家生产大队革命委员会。而何文出生的时候，何文的爷爷正在大队革委会的会议室里，低头，腰弯成九十度，少一度不行，多一度也不行，脖子上还挂着一张草灰色的纸壳牌子，接受大队革委会的批斗。

何天林当时是陈家生产大队革命委员会的主任，陈家村里最大的官，管着全大队几百号人呢。同在一个村，同喝一条河的水，同样都是一个鼻子两只眼，有人当了官，自然有人觉得心里不平。在陈家村，这个心里感到不平的人，其实是一个姓赵的家族，以赵家老大赵清明为首。赵清明的爷爷和何天林的爷爷同是山东人，赵清明的爷爷比何天林的爷爷早半年闯关东，在陈家村落脚。很多事情原本是应该讲究一个先来后到的，可在当不当官这个问题上，并不讲究这个，不是说你先来的，或者先出生的，就理所当然地有当官的优先权。能不能当上官，要看有没有真才实学，也要看群众基础牢不牢靠。民国时候，赵清明的爷爷进山当了胡子，把陈家村附近的十里八村都给抢遍了，其中也包括陈家村。抗日战争的时候，赵清明的大伯在乡里给日本人当过治安队副队长，还带着两个日本兵抢过陈家村潘富贵家一头耕地的老黄牛。潘富贵就是潘老二的爷爷。到了赵清明这一辈，虽然没干过什么太缺德的事情，可也没给陈家村的人干过什么好事。

倒是何文的爷爷何天林又是组织大家搞生产，又是带领村民学大寨农业，带头修梯田，还想尽办法给村里办来了电。尽管后来证实，修梯田的做法是不符合陈家村实际的，浪费了人力物力，但问责的板子不能都打在何天林一个人的屁股上，毕竟那个时候全国都学习大寨，梯田到处都在修。退一步说，即便这算是一个污点，可是给村里办来了电，没用村里掏一分钱，这是何天林给陈家村人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所以，闹“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陈家村的人推选何天林当生产大队革委会主任，这无可厚非。不过，赵清明一大家子不这么想。他们觉得一定是因为何天林跟公社里的副主任刘庆绅关系好，是刘庆绅暗中捣鬼，助了何天林一臂之力。

何文出生那年，陈家生产大队革委会出了一个造反派头子，就是赵清明。造反造的自然是当权者的反。作为让赵清明一家子一直耿耿于怀的生产大队革委会主任，在那场运动中，何天林自然是首当其冲。其实赵清明最初想造的并不是何天林的反，或者确切地说，何天林并不是赵清明主要的造反目标。赵清明真正想造的是刘庆绅的反。他始终坚信，自己没能当上陈家生产大队革委会主任，完全是由于刘庆绅在背地里使坏。虽然何天林抢了本该属于他的官位这件事情可恨，但一手把何天林扶上位的刘庆绅更可恨。所以，要想顶替何天林当上陈家生产大队革委会主任，必须先要推倒何天林的后台刘庆绅。

入夏前的某天，赵清明发动陈家村整个赵氏家族，早上四点不到，天还黑着，就踹门直接闯进何天林家，把何天林从被窝里拖了出来，一直拖到生产大队革委会的会议室。赵清明一干人等原本是想拿何天林当枪，让他诬告刘庆绅跟陈家生产大队何天青的老婆乱搞男女关系，严重败坏党的形象，败坏社会主义风气。何天青的老婆出面做证，承认刘庆绅确实和她搞过不正当男女关系，说是一次在大队西头的苞米地里，还有一次是在刘庆绅的办公室里。何天青的老婆还说，她其实是不愿意干那事的，之所以又同意了，一来是迫于刘庆绅是公社的副主任，是好大的官老爷，咱小老百姓得罪不起；二来是刘庆绅每次都给她钱，一次给了一块，一次给了八毛。说得有鼻子有眼，甚至连哪年哪月哪天的哪个时辰和那天的天气怎么样都说得很仔细。何天林知道，何天青的老婆关于刘副主任和她搞不正当男女关系的证言纯粹是无中生有，是赵清明或者赵清明家族里的某个人精心杜撰的。何天青的老婆也姓赵，爷爷是赵清明的亲三爷。何天青的老婆做证的时候，不停地拿眼睛瞟赵清明，赵清明则不停地冲她点头。何天林敢肯定，这对兄妹俩是串通好的。再说，刘庆绅也干不出这种事来。一来是刘庆绅没有“作案”的时间，何天青的老婆证言中说的那两次时间，其中一次刘庆绅带队去新民县考察农业了，时间上对不上；二来是何天青的老婆五短身材，脸上还有一块癞疮，实在是引不起男人的那种欲望。

何天林不愿意当赵清明的枪，睁眼说瞎话的事情，他干不来。赵清明急了，当天下午，又把何天林从苞米地头拖到了生产大队革委会的会议室，还找来了二十几位村民围观。还是何天青的老婆做证，不过这次不是承认和刘副主任乱搞男女关系，而是说和何天林乱搞男女关系，时间还是之前说的那个时间，地点换成了东山的松树林下和何天青家的仓房里。

“当事人”都承认了，何天林就是有一百张嘴，也解释不清。再说，何天林嘴笨，就是嘴不笨，也没有人会听他解释。如此，一桩生产大队革委会主任有伤风化的严重违纪案就定下来了。

多年以后，何天青向何天林忏悔过。何天青和何天林两个人的爷爷是亲兄弟，何天青比何天林小两岁。按说这样的亲戚关系也还算是亲近，何天青的老婆诬陷何天林，尤其还是在男女关系这样的事情上诬陷，何天青于情于理都是不应该袖手旁观的。他应该站出来揭露真相，甚至应该当着众人的面，狠狠地抽他老婆一个响亮的嘴巴。可问题是，何天青胆小，怕惹事，更怕他那个脸上长了癞疮的老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况且眼瞅着赵家在大队里得了势，跟他们作对，讨不到好果子吃。而他跟何天林虽然是亲戚，却相互走动不多。几番衡量，也就装了哑巴。何天青在这件事情上装哑巴，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赵清明给了他老婆三块钱，还从生产队里偷拿了五斤大米，一并拿去了何天青家。

这些事情，都是何文的奶奶杨占秀后来说给何文的。何文六岁的时候，杨占秀就跟他讲这些事情。七岁的时候也讲，八岁的时候还讲，一直讲了很多年，多到何文已经记不清讲了到底多少年。杨占秀不只是和何文讲这些事情，她也和何文的四个堂哥一个堂姐以及何文的亲弟弟讲。后来杨占秀突然不讲了。一来是因为她老了，记性也不好了，很多记忆都零零碎碎，讲着讲着就讲不下去了。二来是何文和他的四个堂兄一个堂姐以及他的亲弟弟都听厌了，只要杨占秀开始讲那些事情，大家就都随便找个理由躲开。

久了，杨占秀也就识了趣。

何文四周岁那年，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都跟何文有关，又都没关。一件是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另一件是远在几千里外的安徽一个叫小岗的村子里，十八个农民偷偷签订了“包产到户”的契约。这两件大事，何文是听大队的广播听到的。听了也就听了，左边的耳朵听进，右边的耳朵冒出，只记住了“改革开放”和“包产到户”两个名词，或者是动词，不知甚解。

其实也不只是何文那样一个孩子不理解那两个名词或者动词，全大队的人都不理解。毕竟是个新鲜事物，从来没有听说过。“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陈家村又改了名，不叫陈家生产大队革命委员会了，改成陈家生产大队。大队的广播员李铁柱，一边念着《人民日报》上关于“改革开放”

的文章，一边挠着头发，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念些什么。广播里吱吱地发着杂音，也不知道是麦克风的问题，还是李铁柱挠下来的头皮砸在麦克风上发出的困惑声。

李铁柱在八里地以外的乡里小学读过五年书。李铁柱不喜欢读书，他读书完全是因为懒，因为不想跟着他爸妈和他的一个姐两个哥一起下田种地。比起顶着老大的一个太阳，在地里弯着腰播种或者薅草，一弯腰就是一整天，在教室里坐一整天，什么也不用干，困了还可以趴在桌子上睡上一觉，如此就舒服多了。况且，李铁柱也不是每天都乖乖地在教室里听讲课，经常是借口去学校上课，半路上就不一定跑去了哪里。有时候是钻进路边的苞米地里，偷掰几棒苞米，去河岸边拢一堆火烧着吃。有时候则是去水渠边，拎着一根树枝敲打水渠两边的青草。躲在草丛里的青蛙或者蛇受了惊吓，跳进水渠里，刚好就被李铁柱逮个正着。还是去河岸边拢一堆火，还是烧着吃。李铁柱就认吃，野果子、蚂蚱、野蘑菇，能吃的东西他都吃。认吃，是因为吃不饱饭，肚子饿。那个时候，不只是正在长身体的李铁柱总感觉饿，陈家村十户人家里，有九户半都吃不饱饭。

李铁柱读五年级下半年的时候，临近期末，乡里小学的老师专程去了李铁柱家做家访。女老师自我介绍说自己姓夏。说起李铁柱，夏老师说他已经有两个多月没有去上课了，也没说要休学。夏老师这次去家访，一来是替学校问问李铁柱他爸妈，下半年还让不让孩子继续读六年级，以方便学校提前做好教学调整；二来是想看看李铁柱是不是病了，或者另有什么原因导致不能去上学。夏老师说，那孩子虽然经常逃课，对学习文化知识也没多大的兴趣，但他天资聪明，是块学习的料，不继续念书的话，可惜了。李铁柱他爸登时就急了，说孩子天天都按时出门上学，怎么夏老师说他两个多月都没有去学校了呢？没去学校，那他都去哪儿了？

当天晚上，李铁柱挨了他爸一顿胖揍，把一根大拇指粗的烧火棍硬生生给打成了三截。第二天，李铁柱失学了，被他爸揪着耳朵，跟着下地挣工分去了。李铁柱没有读上六年级，其实还没到六年级开学，乡里的学校就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停课了。

李铁柱只读了五年小学，而且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但即使是这样，也没耽误他成为当时陈家村里学历最高的人。也正是因为他是村里学历最高的人，加上李铁柱他妈的亲姐姐是赵清明的弟媳妇，李铁柱失学后种了三年地，等赵家成功地把何天林从生产大队革委会主任的位置上拉下去，赵清明自封了生产大队革委会主任，便安排李铁柱当了生产大队革委会的广播员。没有特殊情况的话，每天就是早上八点到八点半播报一次，下午一点到一点半再播报一次。剩下的时间，李铁柱不用跟着其他人一起下地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工分按照生产队队长的标准给。

李铁柱是陈家村里第一个听说“改革开放”这个词的人。他是从1978年的《人民日报》上看到的这个词，报纸是赵清明从乡里拿回来的。整篇文章不过一千五六百个字，他读了整整两个小时。他读的时间长，不是因为读得仔细，而是很多字不认识，需要查字典。他有一本第一版的新华字典，封皮早就没了。那本字典也是赵清明以生产大队的名义，跟公社里要的，后来给了李铁柱。李铁柱一边翻查字典，一边读报纸上关于改革开放的文章。直到读完，还是一头雾水。那一年，李铁柱仍然是村里学历最高的人。他都不懂什么是改革开放，更别说其他村民了。广播声音从架在生产大队院里竖起来的一根高七八米的落叶松木杆上的铁喇叭里传出来，带着喇叭的铁锈味和李铁柱挠头发挠下来的头皮砸到麦克风上发出的杂音，扩散并最终消失在村子的上空。李铁柱播报那条消息的时候，是下午一点前后，村民们有些还在睡午觉。醒着的，听了几分钟广播，因为听不懂，也就该挑水的挑水，该下地的下地去了。

“改革？‘文化大革命’不是完了吗，怎么又要革命了？”赵清明心里打起了鼓。他清楚自己是借着“文化大革命”，造反当上的生产大队革委会主任。造反，造谁的反？还不是造当权派的反。之前，何天林是当权派，所以被反下去了。要是再来一次什么革命，他赵清明就成了矛头所指的当权派。当初可是他一手策划诬陷的何天林，一旦有了机会，何家人还不得把他往死里整啊。

李铁柱说：“姨夫，这个改革开放好像说的不是什么革命，是要放开来搞发展。”

赵清明瞪大了眼睛问：“真的？真不是要搞什么革命？”

李铁柱说：“真的，应该不是搞什么革命。”

赵清明深呼了一口气，拍了拍自己的胸脯。他信李铁柱的话，都是实在亲戚，而且李铁柱是村里学历最高的人，不信他，还能信谁？

何文听到广播里广播关于改革开放的文章的时候，正坐在村西头的苞米地头，看他爸妈和村里生产队的其他人在地里，给刚长出半尺多高苞米苗的地薅草。杂草长得快，生命力也顽强，把整片苞米地铺得严严实实，几乎见不着几根苞米苗。何文他妈不放心何文自己待在家里，就把何文带到地头，薅一会儿草，再看一会儿孩子，然后再薅草，再看孩子。好多女人都是这样把孩子带到地头，照看孩子就成了偷懒的借口。反正是公家的地，干多干少，挣的工分是固定的，分粮的时候也不会因为你干得少而少给粮。

地头除了何文，还有七八个同村同龄的孩子。有三个孩子在相互追赶着奔跑，其他的孩子都跟何文一样，坐在地头的石头上，吮着手指，看地上的蚂蚁，看地里的大人们薅草，困了就倒在地头的杂草堆上睡觉。一堆一堆的杂草是从地里薅出来的，已经被太阳晒得半干，又软又暖。何文不是一个喜欢安静的人，从小就不是。他喜欢动，喜欢热闹，一闲下来就觉得浑身不自在。可他那时候就老老实实地坐在地头的石头上，吮着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