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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态之三 诚实守信（第5页）

晋国的大臣赵盾是位贤相，因为多次劝谏晋灵公，灵公厌烦他了，便派力士锄鹿前去刺杀他。当锄鹿潜入赵盾往所时，赵家不但敞开着大门，连内室的门也是开着的，并无严密警卫，室内外陈设也很俭朴。当时天还未亮，赵盾却已经把衣帽穿戴得整整齐齐，端端正正坐在那里等着上朝议事。看到这种情景，锄鹿大为感动，叹息道：“杀忠臣弃君命罪一也。”遂取义而弃信（信在此处是为信于君命），说明了义之重要。

还有民间流传陈世美负心的故事。当陈世美中了状元之后，被派去刺杀秦香莲母子的韩琦宁可取义而失信，也不杀无辜的母子，最后自刎而死，也说明了这个道理。所以，古人在取信时，常常把“信义”连在一起考虑，并非把它们割裂开来。

任何社会中，一个人在思想上、品质及至能力等方面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便是他是否信守诺言，是否轻易许诺。因此，“诺必诚”就包含了这样两层意思：一是说到做到，二是许诺前要三思而行。

古人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青年人从中应该学到对自己有益的东西。在今后的事业发展中重“信”讲“义”，做一个值得他人信任的人，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无论行商还是为学都要做到重“信”讲“义”。行商就讲商业信义，做学问就讲做学问的原则。

商业在中国古代的小农经济中虽然并不十分发达，但是却伴随了整个社会发展的始终。在今天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之际，探讨一下中国古代商人的诚信经商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范强植农经商，很有办法，他主张“十分利只取一分”，被后人尊为文财神。由于待业的不同，财神也有不同的形象，如茶叶店挂陆羽像；绸布店挂嫘祖像；而一些大商店、大银号则高悬武财神关羽的像，这其中的含义除了桃园三结义般的精诚团结外，更重要的在于关羽是个忠诚侠义的汉子，为人做事诚信是排在第一的。

明人张萱《西园闻见录》讲了这么一件事情：郑金、吕荣年，顺昌人。二人幼相友善，以藩贩为生，所至，人推其诚。年三十，合资仅百金，偶被盗去，郑曰：“此金置吾舍，知者为盗，不知者谓吾匿。”遂称贷偿之。是岁获利大，人咸曰:“天报善人如此。”一日，郑往水口贩盐，计所得，倍其值，今番清损。”商人不信，郑无如之何。与吕公之初，不以吕之不知而私，凡所贮，一钥二匙，他人各不相问。

张萱讲的这些，说明了那时经商的人是非常看重德行的，毕竟当时重农轻商的传统意识认为“无商不奸”的观念只是社会的负面。

唐代商业一般都成立行会。行会是同业商人的组织，在行会中由大家推举出德高望重的人来担任“行头”、“行首”，负责对内对外的一切事务，并规定行德。各成员的地位在名义上都是平等的。1956年在北京房山发现的唐代石刻佛经里，记载幽州（北京）的商行就有米行、肉行、油行、果子行、炭行、磨行、布行、绢行、丝绵行、生铁行、杂货行等。当更大规模的商行在宋代出现之时，商行也就制定了类似于划出会员营业范围，规定会员义务、货物价格，经商的商业道德和信义的规约。为了使人容易辨认，各行的衣服装束也不同，很有类似今天的场服、工作服。

宋代的商行对外来散商管制很严，不经投行，不准上市，因此在排除同业竞争的因素之外，保护本地经商者的信誉也就成了十分关键的因素。到了明代中叶，商人的行会组织向会馆发展。

这是一种团结同乡人，经商时相互帮助的乡土性行会组织，台湾学者李亦园在分析晋商（乔家大院）的理财文化时这样说：乔家的人不但有现代企业经营理念，知人善用，而且懂得如何建立一套合理的制度，然后交给经营者去运作。乔氏商业行号中对职工的管理极严，不准接眷来店，不准娶妾、宿娼、赌博，不准自开商号、储私放款等等。但是对工作人员也有优厚的一面，他们行号中有所谓的“顶身股”的制度，也就是高级职员可以依其任职的年份取得不同程度的股权，每三年结账期可取得优厚的股份红利，这可以说已是现代企业员工参与经营的理念了，使职工们视公司如自己的事业，能够尽心尽力去做，不仅结账期可分得应有的红利，逝世时也可以得到长期的抚恤。另有更特别的设计，那就是分红利也有一定限度，不是把所有盈余都照顾均分，而是保留相当分量作“厚成”，也就是增资之意，这样既可以扩大资本，又避免职工因红利分得多而私自发展自己的企业。

乔家的人除了建立经营制度之外，也形成了他们的一套商业伦理，表现了相当细致而有长远眼光的经营精神，而不是功利、巧取豪夺的作风；人弃我取、薄利多做；维护信誉、不为虚假；小忍小让、不为己甚；对待“相与”，慎始慎终等。其中所谓“相与”，也就是互相交往的行为，对破产者有时不要其索赔且还要给予资助，最终得大家一致的拥戴与赞誉。

诚与信是中国思想中的传统品德，是中国商人最崇尚的道德信条，也是他们得以发迹和发展的基础。在现代社会中，诚信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我们知道，人们之间的社会行为从功能上说，以合作活动和交换活动为主。例如工厂、农村、机关、公司中，人们的工作都是以合作的方式进行，甚至在一个家庭中也少不了合作。交换与传递在合作中必不可少，最典型的是在商业领域，买卖、委托、招聘、雇佣等，几乎每一种合作或交换都涉及到守信、守约，在个人与个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体现了守信守约的多层次性。现代社会，除以法律的硬性规定来保障交换行为的可信外，一个人只有靠长时期的立诚守信行为才能建立起信誉。信誉本身是有价值的，它是一个人、一个企业的通行证、信用卡。处世讲求诚与信，这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在现代社会的座右铭。

青年人要以此为座右铭，不断激励自己，鞭策自己，做一个讲诚信守信义之人，才能在事业发展中取得骄人的成绩。

7．择友不可草率

大业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需要别人的帮助才能共同完成。一个人是否品格高尚，看一看他（她）身边的朋友就知道了。可以说成功者在选择朋友上从来不草率而就，而是非知己不交。

《诗经·小雅·伐木》写友情以鸟作比喻：“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声？神之听之，终和且平。”其诗《序》曰：“《伐木》燕朋友故旧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须友以成者。亲亲以睦，友贤不弃，不遗故旧，则民德归厚矣。”

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朋友切切思思，兄弟怡怡。”志同道合者为“友”，同出一师之门为“朋”。人们在追寻知识、德行时，在情感契合的基础上，以及在思想和感情的交流、感应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友谊。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钟子期与俞伯牙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说明了古人交友贵在相知，贵在真挚的原则。有此，死亦在所不惜。

《史记·管晏列传》上讲了管仲与鲍叔牙的友谊，尤为感人。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牙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牙，鲍叔牙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牙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牙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为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千古一朋鲍叔牙，这是人们羡慕的友情也是许多人期望出现在自己生活中的友情，这样的深知朋友，所贵在于一个相知，一个真心。这种生死相知，患难相助，交谊深挚的友谊，焕发出的是正义、向善的道德精神力量，呈现出的是中国人民向往真、善、美的民族精神。

比如周宣王时，大臣左儒就曾理直气壮地向君主宣称：“君道友逆，则顺君以诛友；友道君逆，则率友以违君。”结果他终于不屈服于宣王的淫威，以死来明君之过。远在春秋时期，人们便以结交友情来作为是否符合道义的标准。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虽然忠君的思想一直存在，但与此并行的同样也有许多为坚持正义和原则，宁肯得罪君王权贵也要救助、支持友人的动人事迹。

欧阳修说：“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可谓无朋矣，而纣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谓大朋矣，而周用以兴。故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交友之道，还在于互补，人贵相遇、相知，双方的长短应相互补充。

个人的情操在相互间的取长补短中得到砥砺，而学识的修养在其中得以培养。我国传统的治学观点是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学而无友则孤陋寡闻；行而无友则形单影只。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于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知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李白赠友人诗云：“人生贵相知，何必金与钱。”他在赠孟浩然的诗里，又从另一角度表达了自己看重交友的心情：“高山安可仰，徒此挹清芬。”鄙薄金钱多利，交意气相投、操守高尚的朋友，这正是古人择友的标准。

杜甫和李白亦是忘年之交。“寂寞书斋里，终朝独尔思。”在寂寞的冬日里，杜甫回忆着与李白论诗的情景，不觉深深感到“白与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仰慕之情，不可名状。从这些诗句里，交友所追求的互为补充，互相学习，追求进步与提高的境界得以表达。朋友，既然如此称呼，就要名符其实。

真正的朋友之间是有着一种纯正感情的，这种感情比亲情更理解人，比爱情更持久。这是一种情感中的深谷幽兰，散发着长久的清香，这就是友情，是朋友之间的真正情谊。

为了朋友间的情谊，以实际行动去浇灌友谊之树，使之常青不败。为了友情，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这都是古人们对待情谊的真挚态度。例如广为人知的李白与杜甫，韩愈与柳宗元，白居易与元稹等人之间的友谊故事，长久地在人民中间传为佳话。

青年人交友不仅注重情谊，还要看对方的志向和胸襟。目光远大，胸怀开阔的美德亦是古人看重的，同时也应为今人所用。

《资治通鉴》中记载吴大司马吕岱十分推重徐原（字德渊），推荐提拔他做了侍御史。性情忠直的徐原总是有什么意见就当面提出来。吕岱处理政事时常有失，徐原经常当面谏争，又在公开场合评论，吕岱不仅不怪罪，反叹曰：“是我所以贵德渊者也！”后来徐原早逝，吕岱十分悲痛，说：“我以后再从何人处去听到我的过失呢？”古人为政立德的重要方面便是虚怀若谷，真诚欢迎和听取友人对自己的批评，用以不断改进、提高自己的政绩和操行。

唐代诗人王健曾作《求友诗》：“鉴形顺明镜，疗疾须良医。若无旁人见，形疾安自知。纵令误所见，亦贵本相规。不求立名声，所贵去瑕疵。”他运用比喻说明人要真正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必须依靠正直的朋友。通过朋友的规劝、勉励、指正，求得个人德行的提高。只有这样，才是“君子之交”。

青年人要交“君子”，在交友时要有选择，择善而交，择诚、择信而交。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又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古人这种对待交友的主张，是和个人的德行、操守有关的。

管宁、华歆共在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豁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华歆的世俗和浮躁，使管宁难以以其为友，这说明了“友者，友其德也”这样一个道理。

欧阳修在其《朋党论》一文中说：“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相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宋人范仲淹曾以言事而遭到三次迁黜，他的朋友因此越来越少，只有王子野依然在范仲淹遭贬时还留他在京多居几日，“抵掌极论天下利病”。后来有人见了子野，害怕地告诉他，说如果有人告密朝里，要抓朋党的话，他将是第一人。子野却毫不在乎地说：“果得觇者录某与数夕之论进与上，未必不是苍生之福，岂独质之幸哉！”这就是古人所推崇的以“同志为友”，也就是志同道合者方可称得上朋友。为了朋友，为了真理，一切都可以不顾。

由于有人在朝中作梗，硝烟英雄林则徐在虎门销禁鸦片，打击英人的猖狂气焰后被查办，遣派新疆。清廷大学士王文恪在治理黄河时，朝廷又派林则徐一同协办。王、徐在一起成了好朋友。王深感朝廷不能用人，及完工之时，告诉林，自己将极力向朝廷推荐。但是，朝廷始终不听，甚至有一次还说王是喝醉了，说了胡话。再谏，“上怒、拂衣而起”。王文恪回府之后，“归而欲仿史鱼尸谏之义，其夕自缢薨……”以死相荐友人，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力量！但这在古人看来，“士为知己者死”，是死得其所，死得有价值的。所谓的择善而交，尤其是“莫逆之交”、“贪贱之交”往往是以同心相契，富贵不移，以道义为重的交往。

历史上人们所最不齿的是那些以私利相媾和的“势交”、“贿交”，尤为痛恨那种卖友求荣的富贵易交之徒。

晋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表明了作者的志向和痛心于朋友的势利，其情其义跃然于纸上。汉朱穆《与刘宗伯绝交诗》，痛斥旧友刘宗伯嗜欲无极，见利忘义的行为，提出“永从此决，各自努力”，与其分道扬镳，同样也体现了重道义交友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