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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学岁月（第1页）

上小学前，因家乡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亲们的日子逐渐红火起来，衣食住行比以前讲究了，娱乐项目也比以前丰富了许多。记得20世纪70年代末，家里买了台收音机，那简直是我的最爱，恨不得睡觉都抱在怀里。最喜欢听《小喇叭》《评书联播》两个栏目。

《小喇叭》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档少儿节目，也是当时唯一的少儿广播节目，对于我们那个年代的孩子来说，可谓独具魅力。那时最喜欢听孙敬修先生讲《西游记》。当时虽然听邻村那个姓杨的哥哥讲过《西游记》，可惜脱漏太多，故事极不连贯。这次终于可以连上了，听得真过瘾。《评书联播》正播出刘兰芳先生讲的《岳飞传》《杨家将》。为收听这两部评书，我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很多次被母亲揪着耳朵叫去吃饭、睡觉。

上小学前，除了听广播、打猪草，我连一本小画书都没有。爸爸虽然在中学当教师，但平常都住在异地的学校，只有周末回家，每次回来他都匆匆忙忙跑到田地里干活，我们父子俩平常交流很少。那时父亲一心一意为工作和家庭操劳，对孩子们的教育似乎关注较少。唉，我那时真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虽然自由自在，但却没有受到较早的启蒙教育。如果勉强算有的话，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便是家里那台收音机。

上学后因为缺乏早期教育，我一开始学习很吃力，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每每写到很晚才完成。母亲干了一天农活，晚上一直陪我写作业，始终没有一句怨言。

那时候乡亲们脑子里还颇残存着些封建意识，记得我的第一个同桌是本村一个女孩子，长得高高瘦瘦的，我们同桌了一年，彼此竟没有说过几次话。为显示男女有别，她用粉笔在课桌中心画了一条线，我写字稍不留神过了线时，脚面就会被她狠狠踩一下。现在想想，在课桌上画线，目的是减少肢体接触，但下面那一脚，岂不接触得更紧密了些？真是可笑。大概太专注于画线了吧，踩我脚的那个女孩子，上完一年级就留级了，而我则升入二年级，永远“失去”了被她踩脚的机会。

不仅是学生，就连老师脑子里的封建意识也不少。班主任老师教我们数学。上二年级时，我们学会了查字典。有一次，听别人说起“流氓”这两个字，心想这两个字到底怎样写呀？

我查了查字典，随手拿了一张废纸写下这两个字，并且在上面注上了拼音，过后，就把这事儿忘却了。不想，几天后的一次数学课前，班主任老师拿着那张字条找到我：“是你写的吗？”

“是。”我看看字条，怯怯地说。

“小小年纪，想点好的不行吗？为什么写这个？”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不知如何回答。

“去，到教室门口站着去！”

……

我在教室门口站了一节课，才被班主任老师叫进来。我的内心委屈极了，从此极讨厌上他的课。幸而自那次后，他也再没有找过我。

罚站事件过后不久，班主任老师突然遭到了“报应”。原来学校办公室里刚刚接上电，班主任老师踩着凳子安装灯泡，第一次装上灯泡没有亮，他就拧下灯泡，用手指头直接去扳灯头里面的铜片片，结果触电了，一下从凳子上摔下来，摔得头破血流，向学校请了假休息。因为没有替换的老师，我们好几周没有上数学课，我的数学成绩从此就落下了。

我那时年纪太小，觉得班主任老师“罪有应得”，没有从尊重老师、尊重知识的角度考虑问题，结果辜负了老师的心意也误了自己。假如那时我能正视自己的缺点，不那么任性，知耻而后勇，说不定以后的学习道路会顺畅许多。

三四年级时，新来的老师简直是宝贝。那时来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老师担任我们的班主任，课教得也很好。可惜她丈夫常年生病，时不时就住院治疗，她只好告假去陪床。我们这批学生，从二年级就习惯了上自习，那时都太调皮，一离开老师的眼睛，就打打闹闹，有的甚至离开座位，扭打在一块儿，直到闹得旁边教室里上不下去课，那边的任课老师才火冒三丈地跑进来制止。

大把大把的好时光就这么溜走了。除了喜爱看书，我几乎没有培养起什么兴趣。那时，最爱的是写作文，因为听的评书多，看的小人书多，所以写作文时脑子够“灵光”。写完后，每每被老师当作范文在课堂上朗读，很出风头。可惜数学成绩多数时候都在全班中游以下，老师盯着我的数学成绩，总是摇摇头，无奈地说：“这孩子脑子怎么这么不开窍啊？”

那时候已经流行这样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数学成绩不理想，肯定学习道路不会走远，但我那时并没有任何雄心壮志，也没有建立“人生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的意识。成年后，自己曾反思这段学习经历，觉得能够把所有的知识都掌握起来成为博学家固然很好，但社会似乎更需要那些专业性的人才，比如大学生能够熟练地掌握微积分，但不见得就能加工出一枚合格的螺丝钉……学习知识、积累知识是一码事，运用自身知识、创造新知识则是另外一码事。我们的学校教育长处是尽量让学生达到“多知”，缺点是没有让学生做到“专注”，很多学生因为要符合“多知”的教学体制，精力被严重分散，甚至丧失了“专注”的能力。唉，现在只能做这样的自我解嘲啦！

五年级的时候，我们因为有学业水平测试，学校安排晚自习。晚自习时常常停电，同学们只好点上煤油灯学习。从那时起，我的眼睛变得近视，不得不戴上眼镜。人生在世，做任何事情都会有得有失，引用西方人的话，就是上帝在这个地方给你关上一扇门，就会在另个地方为你打开一扇窗。上学也是如此。

1985年，我最后一次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六一儿童节活动，7月就恋恋不舍地告别了我的小学岁月。

201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