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县电视台已经改称融媒体中心,留在徒骇河东的那幢办公楼,3年前也被当作县医院查体中心使用了。我清楚地记得,这幢办公楼是在原先那排平房位置上建起来的,至今已有近30年。可每当我路过它时,心中总生出一种难以言喻的痛。
30年前,我刚满20岁,是村里唯一一名高中毕业生。我没考上大学,回村又干不惯地里的农活,父亲只得央求村主任在石楼乡政府谋了个临时工的差使。那段时间,我每天都跟着乡领导下村,跑前跑后拍照、写信息报道,后来还给秘书代笔写讲话稿,很受赏识。
一天早上,我才到办公室,就被马乡长叫过去。他态度非常和蔼,指着沾了不少灰尘的沙发让我坐下,然后语气和缓地说:“小刘啊,你工作干得不错。正好有这么个机会,咱县电视台准备招聘一名见习记者,见习期半年,考察合格就正式签聘用合同。我觉得你挺能写,人又勤快,就向县电视台张台长推荐了你。不知道你自己同意不同意?”
“有这样的好事!当然同意!”我异常激动,噌的一下站起身,连声向马乡长道谢。
“不用谢,不用谢。你赶紧准备准备,拿着乡里开的介绍信,明天就去县电视台报到。”
“好嘞!”我答应着,转身飞出了乡长办公室。马乡长追出门连声叮嘱:“到那里一定要好好干!”
“知道了!”
我怀揣介绍信骑车回家,路上不时来个漂亮的大撒把,张开的双臂就像即将奋飞的雏鹰翅膀一样。
回村后我赶紧把喜讯告诉发小“偏头”(他因在襁褓中后脑勺睡得有些偏侧,所以得了这绰号)。“偏头”上完初中就辍学了,跟着父亲赶集卖青菜。那时我们只要一有空闲就聚一块儿,几乎无话不谈。听了喜讯,“偏头”高兴地张罗请客,我说:“不急,等将来成功了再请不迟。”“偏头”打趣道:“强子,真成正式工,就该你请俺啦。”
待我回家把喜讯告诉父母,母亲高兴得直抹眼泪。晚上把邻村的姐姐和姐夫喊来,一块儿吃个团圆饭。
母亲边吃边说:“这回俺强子算熬出头了。咱得知恩图报,改天买点儿东西感谢感谢马乡长。”
不等母亲说完,父亲就用胳膊肘捣了她一下,大声道:“说啥呢!马乡长为人谁不知道,他可是出了名的大清官,稀罕你那点儿东西?”
母亲说:“那咱也不能蒙人家这么大情面啊,总得……”
我插话说:“哎呀,行了,娘!人家马乡长是看我干得好才肯推荐的。到了县电视台,我好好干,不给他老人家丢脸就是了,您就甭瞎操心了。”
姐姐和姐夫也在一旁劝慰:“这阵儿强子在乡里进步很大,人家电视台一定会相中留下他的,您就别担心啦!”
母亲叹口气,终于不再说什么了。
一家人送我到村口,姐姐给我一本新买的《现代汉语词典》,说:“拿着吧,今后兴许用得上。”
告别家人,姐夫和我一人一辆自行车,带着被子、暖瓶等行李来到县电视台。
那时的县城和现在大不同,徒骇河西边还没有被开发,所有的机关企事业单位都驻在河东。县电视台办公室是一溜红砖瓦房,四周围着一圈绿油油的农田,院子里只有一座电视信号塔高高耸立着,晚上塔顶上红色信号灯一闪一闪的,突显出这里的与众不同。办公室南边有三排家属房,最靠近办公室那排不带小院,一共五间房,西边两间是单职工宿舍,东边两间是单位食堂,而中间却是一个家电维修部,里面经常坐着一位带着大眼镜头发花白的老师傅。
尽管条件如此简陋,但丝毫挡不住我内心的激动。在台长办公室,我见到了张台长,他胖胖的,因为天气炎热,所以手里摇着一把唐宫仕女折扇。他头靠在高背椅上,正闭目养神,嘴里哼唱着现代京剧,一只胖手上下不停地敲打着桌面伴奏。
我们推门进去时,他脸上闪出不快,但看了乡政府开的介绍信,终于挂上微笑,说道:“原来是老马推荐的。嗯,这么快就来报到了,很好。”他快速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个号,粗门大嗓地把办公室吴主任叫过来。
吴主任一溜烟跑来:“台长,有什么吩咐?”
“哦,这位是刘焕强同志,昨天跟你提过的,今天来报到了。先帮他安顿宿舍。然后领他到一组实习,顺便跟周组长说,年轻人要好好培养。”
我恭敬地从台长办公室退出来,正要走时,一辆白色广州标致牌汽车飞速驶进院子,然后缓缓停在台长办公室门前,一胖一瘦两个人下来。胖子满脸红光,手上戴着一枚硕大的金戒指,提着黑色提包;瘦子是个青年,四方脸,乌黑卷曲的头发,脚上一双锃亮的三接头皮鞋。两个人一进去,张台长马上从椅子上弹起来,而且高声叫住吴主任。吴主任只得撇下我,转身回去。
我和姐夫在院子里等候。这时有几位年轻漂亮的女孩子从身旁走过,携来一缕香风。姐夫眼尖,一下认出县电视台的女主播李春桃。他冲我递个眼色,小声嘀咕:“强子,快看,李春桃!今天可见到真人了,比电视上还漂亮。”
也许是姐夫声音大了,快要进屋时,李春桃忽然朝这边瞥了一眼,我顿时觉得好像平地里打了一个闪,脸唰地红了,慌忙低下头去。
时间不长,吴主任领着瘦子出来,笑嘻嘻地说:“小刘,互相认识一下,王自若,刘焕强,你们俩都是一块儿过来实习的。”
我赶紧伸出手去:“幸会幸会。”王自若面无表情地跟我握了一下,同样说道:“幸会幸会。”
吴主任领着我们去新闻组报到,说是先报到后安排住宿。
那时县电视台新闻组有两个,一个农村组,一个城市组,通常称为新闻一组和新闻二组。我分在一组,王自若分在二组。
周组长知道我还没有住下,交代完工作马上就领着我去找吴主任,让他安排宿舍。
吴主任领我到最边上那间宿舍,里面就两张空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头顶上还有一盏40瓦的白炽灯。
“小刘,这是宿舍钥匙,一张床是你的,另一张是王自若的。不过,他说家离得近,除非刮风下雨,一般不住。你就自己收拾收拾吧。”
送走吴主任,姐夫担心地瞅我一眼:“强子,我咋觉得这帮人净是些势利眼啊,你以后可得加倍小心。”
我笑着对姐夫说:“哥,你多心了,他们不都挺热情的吗?你回去跟爹娘说,让他们放心,我会注意的。”
姐夫吃完午饭匆忙走了。
接下来的日子就一个字:忙!
我所在的新闻一组,主要负责全县农村区域的新闻报道。
一般情况下,哪个乡镇有比较重要的新闻,或者哪位县领导、哪个部门要到乡镇开展重要活动,我们组就会派记者跟随。那时候专业记者很少,说起来都是半路出家的,我们组就周组长属于科班出身。每次外出,他总是亲自带我,我认真看他怎样拍照,怎样录像,怎样撰写新闻报道。周组长不愧专业出身,他样样在行,而且十分敬业,我跟着他学会不少新闻采编方面的知识。
一个月后,他见我已摸着门道,有时也让我上手拍照、录像或者写新闻稿,而他只在旁边指导。但我总觉得周组长要求有些近乎苛刻,比如采访镜头,他要求只拍到被采访人物衣服上第二个纽扣位置,露得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因镜头切换频繁,我有时竟忽略了这个,因此没少挨批评。可我知道,他严格要求自然都是为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