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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亲情友情（第1页）

我和父亲二三事

我的父亲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但有高小文化（旧时五六年级称高小）。我很小的时候，打算盘、写大字都是父亲在家先给我教，去学校后我比别的小孩就学得快一点。

父母亲一辈子没有生小孩，抱养了我和比我小四岁的弟弟，视我们如同己出，而且在宠爱的程度上也远胜过亲生。

记忆中最深刻的事就是上小学暑假时，和父亲一起去北边的黄龙山换油。换油就是拿压榨好的菜籽油到本地周围的一些自然村，换取农户的一些油菜籽、小麦、苞谷、豆子或现成食物，换油既解决了一些小户无法榨油的困难，父亲又赚取了中间的一部分差价，可以维持生计，补贴家用。这对于大人来说，是一门生计，对于小孩来说，纯粹就是开眼界。幼小的我坐在毛驴拉的架子车里一会儿坐、一会儿躺、一会儿爬，玩得不亦乐乎。父亲坐在车沿上，唱着秦腔，毛驴拉着架子车奔跑在乡间的小道上，每到一个村子，父亲开始换油，也给我换些干粮，我就在车子附近边吃边玩。天黑时，我们一路欢快地赶回了家。

还有一次是我上小学的一个春节前，父亲准备去县城卖柴，我们提前把家里的树砍了，砍成一截一截的，晾干，捆好，到出发时装到架子车上，去二十里外的县城卖。父亲为了安全起见，不想带我去，但我嚷嚷着非要去，父亲没有办法，只好让我趴在垒叠得高高的柴火堆上，我的心高兴地早已飞出了村庄，顾不得看别的，趴着也看不见什么，只听得架子车在“嘚嘚嘚”的声音中朝县城驶去。跑了二十里，卖完柴火，父亲买了些红萝卜、猪头肉之类的年货，我缠着父亲给我买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本《新华字典》，这也成了我一生的至爱，百看不厌。上学时，我在同学间也炫耀了很长时间，完全忘了一路的冷风刺骨和父亲的提心吊胆。

青年时期的一件事令我终生难忘。1983年夏天，我考入西安的一所大学，父亲带我去公社缴粮。按当时学校的规定，考上大学转成城市户口，要去当地粮站缴纳一定的粮食，拿粮站的证明到所考上的大学办理转户手续。我们父女二人拉着装有几袋麦子的架子车兴冲冲地去公社粮站缴粮，说说笑笑间碰到了村子里的熟人。熟人问父亲：娃上大学，你把粮食交到粮站你吃什么？父亲一愣，又兴奋地说先缴了，娃考上学了，先上学去。自己吃什么，估计他当时也没有多想，要知道20世纪80年代的渭北旱塬并不富裕，有些人经常饿着肚子。这句话随风而逝，但说话人的语气声调和我父亲一瞬间愣怔的表情却像一根刺一样，一直深深地扎在我的心里，通过不断地吸吮养分，慢慢地发出了勤奋、节俭、思考、感恩的绿芽。

父亲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因为有一定的文化，在村子里还当了几年会计，养了几年牲口，但又因为他秉性刚直、不会迂回，干了三年就被换了下来，就开始种庄稼，农闲时换油、卖柴，到外地打零工挣钱。那时候，大家都吃不饱肚子，我们家人少，加上父亲勤劳，就很少有饿肚子的时候，最多是今天借明天还，或者一连几天吃红薯，碰上父亲打零工，就会捎回来几个工地上的杠子馍，这足以让我们幸福很长时间了。

岁月如梭，流年似水。转眼间，父亲已成了八十岁老人，跟随我进城生活了近十年。他克服了从农村到城市人生地不熟的困难，在家看书记笔记，在小区散步，帮助我收拾后院的花花草草，早已融入了城市生活。小病小灾的从不吭气，自己解决，生怕影响了我的工作和生活。

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忠厚、老实、勤劳、善良的父亲，既平平常常又与众不同。

致husband

你该长大一些，不是说个头，是人。

你一米八〇的个头，和我一米六五的身高，在外人看来刚好。但在我看来，这绝不是重要的，你肯定明白。相似的面容，相近的言谈和举止，以及洒脱的性格，这也不是重要的，肯定不是。

你将有个新家，不再来去匆匆地无处着落，在心的天地上，你有了栖身的小窝。你有了属于你的她，虽不是那么贤惠和温柔，不那么漂亮和妩媚，但如川菜，有自己的味道。

你说是不是？我不是吹牛，绝对是。

你应该先去掂量掂量“家”的分量，然后我们再剪刀石头布。谁赢了谁的主动权就大一些，行不行？

我期望我们的新家自主、平等、和平，有一种温馨祥和的气氛。你不把应酬的酒味和烟味带回家，我也不把工作中的烦恼和暴躁带回家，你为我们的新家奉献胆量和勇气，同时，还要有深沉、温存的感情；我对我们的新家奉献智慧和耐心，外加似水的柔情。然后，我们共同去收获属于我们两个人加倍的幸福，怎么样？谁合理谁的话语权大一些，你不该有大男子主义的架势，我不充当“女强人”的角色，你所要求的，我101%给予你，我所要求的，你也得尽量给予我。

当然，我们还应该各自留有自留地，存在于你我心灵的隐秘处，这不影响我们的家吧？

你该长大一些，真该长大一些，做我坚强的依靠，在我很累很烦的时候，可以让我靠一靠、歇一歇；做我可以仰望的高山，当然，我希望我也能够充当你徜徉不尽的水……不要在我生气和烦恼的时候去较真，不要在我不讲理的时候重复你的真理，那你肯定捞不到好处，家好像也不是讲理的地方。不要让我在太多人面前失去面子，不要让我感到委屈；不要离我太近，以至于你看透了我，使我无地自容；也不要离我太远，以至于在我需要你的时候，够不到你……我希望从你那儿得到力量和勇气，得到智慧和包容，得到勤劳和勇敢，而不仅仅是温存和关心；我希望你接受、爱我的家人，如同接受、爱你的家人一样；我希望我们活得自在，活得洒脱，活得充实，哪怕物质上我们并不富有……可是，也不要失去了你自己，这也很重要，对吧？

虽然我们已经领取了结婚证，法律上我已成为你的妻子、老婆，但我还不习惯用丈夫、老公之类的词语称呼你，更不喜欢用亲爱的这类煽情的词汇，还是坚持上学时的习惯，互叫名字吧，但为了体现此文的特殊及与平时的称呼不同，请允许我借用英文称呼你——husband。

大哥

几个亲兄弟姐妹中，我和大哥长得最像，日常生活中，两家也走得最近。其他的兄弟姐妹们调侃说，这是有钱人爱有钱人，干事的爱干事的。言下之意就是我们俩都在外做事，家境相对比较富裕，就互相高看一眼，来往多一些，看不起其他家人，话里话外都有贬损的意思。

我和大哥长得像，原因不在我和大哥，是基因和遗传所致，说什么都没有用。可是，我和大哥走得近，来往多，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也没有影响我与其他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来往多不一定对什么事情的看法都一致，我对大哥的感情也是由近到远，又回归理解、包容。

我记忆中的大哥一直很能干，这也可能与我以前见识短浅有关。我上高中时，大哥已经在现在很有实力但当时很破烂的澄城县尧头煤矿工作，是一个开票员。我班上有一个同学家住尧头矿。我们有一个周末便一起结伴去尧头矿，她回家，我去看望大哥。当时是真想看看大哥是如何工作的，看看他工作的环境，增加我考大学的动力，再顺便找他要些零花钱。

汽车开出了我上学的县城，一路往西，东转西拐，下了一个长长的大坡，便来到了尧头矿，只见乌黑的煤炭堆成了个小山，和四周的土塬形成鲜明的对比，煤堆里伸出一条小路，通至一个井口，井口上有吊煤的滑轮架子，旁边的地上有一整块大的钢板，汽车在上面停留片刻，我大哥过去给司机一个小字条，车就开走了。我不知道钢板是用来做什么的，问大哥，大哥说过磅呢。汽车来时上去一过磅，装上煤走时再一过磅，就知道人家买了多少煤。他的工作就是开票，计量一下汽车进来的重量和出去的重量，然后算出实际购买的煤量，把票交给司机。他在一间依塬而建、坐东朝西的小平房里办公，小平房粗糙的木门上用朱红色的油漆刷过，里面放了一张三屉桌子和一张单人床。晚饭时间到了，大哥跑出去两三里路，要了两份羊肉泡馍，用塑料袋提回来，算作招待我的晚餐，各自吃过后，又借了一张钢丝床支在他宿舍，一个晚上就过去了。

第二天天刚刚亮，大哥拦了一辆拉煤车，把我捎回了学校，并给了我五元钱，我记得我当时并不是很满意。

过了几个月，我写了一封信，让住在尧头矿的同学捎给了我大哥，信的内容是非常感谢大哥的接待，但学习紧张，生活清贫，贫血病老犯，没精力学习，希望他再给一些零花钱。结果，过了好一段时间，我这个同学才捎来了我大哥回的一封长信，信里夹了十元钱，信的内容是我出身寒门，要把心思放在学习上，不能养成大手大脚乱花钱的坏习惯等等。记得当时我很气愤，甚至还给带信的同学说了一席我大哥小气之类的话。但紧张的高二学习很快就冲淡了这种情绪，这件事就算过去了，甚至这件事的真实情况也淡忘了。

直到前几年，大哥的儿子——我的侄子婚事临近，因为房子装修以及婚庆等琐碎事情和大哥闹了矛盾，我在劝和的过程中，分析大哥的性格特点和心理，突然想起了这事，想起了我大哥性格中不大方、不痛快的地方，他并不是针对他儿子，而是一直是这样，并形成了习惯。琐碎、认真、细致、执拗、认死理都是他性格的标签，对这些事的剖析也令我突然想起了我上大学时大哥唯一一次来西安看我时的情形。

我上大二时，大哥已经从煤矿的开票员调到了县城的一个卷烟厂工作，并且升任了科长，主管财务会计方面的工作。一天，大哥和大嫂一起来到了我上学的学校，把我带到校外的一个小饭馆吃了一顿饭，然后问我想要些什么东西。

当时，不到二十岁的我心思并不在吃饭上，而是想买一身衣服，或者希望大哥给我些零花钱。没想到从老家远道而来的大哥只字未提这些，只是问我想要些什么。我寻思来寻思去，却说不出一二，又不好意思直接说想要点钱，或者买件衣服，只是说什么都不要。大哥两次三番地问，我一再地说不要，到了最后，我们走到解放路的一个新华书店里，我买了一本名为《少年维特之烦恼》的书，就分别了。

买这本书让我懊恼了很长时间，有一种既埋怨大哥不解我心思，又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的怨气。但看这本书却解决了我青春期的很多问题和困惑，我看了许多遍，而且宿舍里的其他人也借去看了许久，这本书至今还在我家书柜里放着。从这点来说，我还是感激大哥的。

我大哥如今已经六十多岁了，儿孙满堂，但还是固守着自己的处事方式，在现代的社会中有点格格不入。我们与时俱进地调整着自己，在和大哥不多的见面机会中就家长里短的琐事也劝说过他，开导着他，他也有许多小小的变化，但从根儿上还是坚持他自己长期形成的习惯。

因此，我心中的大哥就显得比以前平庸、落伍，但更真实了，他不像我年轻时想象的那样能干，但他是我大哥，我并不要求他完美无缺。

和母亲拉家常

我的母亲已经年近八十，但依旧精神矍铄，每每在一起拉家常，准会说起我小时候的事。这些事我早已忘记，经她反复讲述后又变得记忆深刻。比如，我们一直住在渭北高原平地用砖箍起来的窑洞里，我们家先前的窑洞是她和我父亲外加一个匠人慢慢地箍起来的。因为家里穷，买不起砖，别人家的窑洞三丈长，我家的却短了八尺，才两丈二长，这足足让她遗憾了十余年。直到后来住上了三口长三丈五的大窑洞，她心里才觉得舒坦了一些。再比如我小时候将一只小鸡踩得瘸了一条腿，偷偷地扔到了园子里，她晚上回来发现少了一只小鸡，再三追问我，我才承认。她说这些事情时，如同回到了以前，脸上一会儿笑容满面，一会儿怪嗔生气，也将我引回了少年时代，想起了一群衣着褴褛但无忧无虑的少年在蓝天白云下跑来跑去的情景。

那时候，我们渭北农村家里一般都有三四个孩子，课业又不太重，我们一般大小的孩子有空就成群结队，东家进西家出的，或者就在街道、村部玩游戏。那时，农村小孩子的文化生活单调。我们一会儿跑到碾麦场躲猫猫或者跳上麦垛滑溜溜，不小心就掀翻了人家的麦垛，招来大人的训斥；一会儿又玩儿老鹰捉小鸡，一群小孩追逐着，嘻嘻哈哈的，脚下生风，呼啸着来呼喊着去。我母亲说我踩坏了她小鸡的事情，就是我们一群小孩去我家玩儿，当时老母鸡正领着一群小鸡在院子里悠闲地散步，被突然而来的一群小孩吓得乱跑乱飞。有身体弱小的小鸡躲避不及时，不知道被谁踩了一脚，踩断一条腿。小鸡一拐一拐地叫唤着，天色将晚，大人马上回来了，该怎么办？有胆大的小伙伴就提着小鸡的一条腿，轻轻地将小鸡丢到了院子里苹果树下的草丛中。结果在母亲的一再盘问下，还是露馅儿了。后来母亲每每想起了这事，就会拿出来说道说道。

和这个小鸡的故事相提并论的还有摘绿苹果的事。五六个少不更事的孩子，你扶我我抬你地爬到了苹果树上，摘下了青涩的、表面还泛着白霜的苹果，你一口我一口地咬着，咬了一口就很快吐出来，又试着摘尝另一个。涩涩的味道还在嘴里蔓延，大人就回来了，发现了苹果树下一片狼藉，我不免又被教训了一顿。这些久远的事情我早就忘光了，但经过母亲一而再、再而三地描绘讲述，这些片段逐渐鲜活起来，串联成了我快乐的少年时代。

当然，母亲拉家常讲述以前的事情，总是从她最亲近的人开始，除了我，就是我儿子、侄子了。

有一年儿子放暑假回老家小住，在邻家串门时听见邻居家桐树上的知了在叫，便要求去逮邻居家树上的知了。邻家阿姨逗他说可以逮知了，但需要表演个节目。儿子就认真地表演了幼儿园“六一”儿童节教的一首歌，声情并茂的，却不知他歌唱完了，知了也飞走了，气得他又摇树又跺脚地说：“知了飞走了，阿姨骗了我，歌白唱了。”至今儿子回老家，村里人还会问，这就是当年唱歌的那个小孩？

母亲讲的事情，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她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就讲述一遍，甚至讲到了这句，我们就已经知道了她的下句。但我们还是认真地听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