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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亲情乡情（第1页）

想母亲

母亲二十七岁生下我，在我二十七岁时母亲却永远离开了我。母亲去世已经三十五年了。三十五年来，每当清明去给母亲扫墓，或一些特殊的时点，比如我有了女儿、工作变动、乔迁新居、女儿考上了大学、给父亲过寿、弟弟们结婚生子、女儿出嫁，甚至全家人过节聚餐，我都会默默地告诉她我们生活的变化。尽管母亲的一生没有享过一天福，但母亲的在天之灵一定是盼望我们过上好日子的。

母亲出生在湖南湘潭的一个乡绅家庭，姥爷给她起名“端淑”，大概是期望女儿成为一个端庄的淑女吧。姥爷是一位有文化的开明人士，尽管日子并不宽裕，但还是千方百计把三个女儿一个儿子送去读书。母亲排行老二，在长沙读的是湖南商业贸易学校。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急需人才。20世纪50年代初，祖国一声支援大西北的号令，让二十岁出头的母亲和她的穿着列宁装的同学们热血沸腾，刚一毕业就打起背包，乘着一列绿皮火车，唱着“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从青山绿水的江南驶向了黄土高原的西北，驶向了古老的都城西安。当时一腔热血、风华正茂的母亲肯定没有想到，这一去，这一生便奉献给了这座城市。

母亲的专业是财务会计，到西安后被分配到商业系统做会计。在报效国家的信念下，母亲把全部的热情和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工作中，也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对异地他乡气候的不适、饮食的不习惯，以及对遥远家乡的思念。也就是在工作中，母亲遇到了同在商业系统工作的父亲，一个地地道道的关中男人。1954年的秋天，父亲和母亲结婚了，那一年父亲二十八岁，母亲二十四岁。那个年代结婚没有现在这样奢华和隆重，两个人在南长巷租了一间屋，两床铺盖搬到一起就开始过日子了。结婚时，母亲唯一的“奢侈品”是父亲花一百多元钱买的一块瑞士产的“罗马”牌手表。此后，这块手表母亲一直戴着，直到她去世。

1957年初春，父母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我出生了。当母亲写信告知远在湘潭的姥爷后，欣喜的姥爷给襁褓中的我起了一个很有寓意的名字：白清渠，字湘霖（父母在给我报户口时用了湘霖做名字）。可能是借用了朱熹的名句“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吧，希望他的外孙像清泉活水，茁壮成长，奔流向前。孩子的出生给父母带来了欢乐，也带来了难题。在那个“反右”和酝酿“大跃进”的时代，产假到期后母亲必须回单位上班，于是把不满百天的我寄养在北郊汉城一个刚生过孩子的农户家。每个周末母亲都不辞辛苦，匆匆赶往十几里外的奶妈家看望我。那个时候大家都穷，奶妈的奶水也不多。看着越来越瘦的儿子，母亲心疼不已，只能托人买一些奶粉和炼乳送到奶妈家给我补充营养。后来母亲告诉我，在奶妈家寄养了不到一年，送去时还白白胖胖的我，瘦得只剩下一个大脑袋和一双骨碌碌的大眼睛。母亲实在不忍心，和父亲商量，就是再难也要把孩子接回来自己带。

那时“大跃进”已如火如荼，母亲又有了身孕，每天要大干快上，还要带年幼的我。现在想想，母亲吃的苦受的累需要什么样的毅力才能支撑呀！

身体上的劳累还能克服，生活和饮食上的不习惯，以及对家乡亲人的思念让母亲精神上也备受煎熬。湖南人嗜辣、爱吃米饭，而关中以面食为主，单位食堂主要是面条馒头，这让初来乍到的母亲很不适应，在食堂很难吃饱肚子。那时候大米供应得很少，想吃一顿家乡饭几乎成了奢望。加之交通通信不便，与家乡亲人的联系只能靠书信。每每收到亲人或同学的来信，母亲都很激动，捧在手上一遍一遍地读，眼睛里闪着泪光。读完后叠好放在抽屉里，过一段时间又会拿出来看，见字如面，以此来缓解对家乡亲人的想念。姨妈和舅舅偶尔寄来一点腊肉、熏鱼或是绿茶等家乡特产，吃的母亲都舍不得吃，要放到过年过节全家一起享用；唯有绿茶是母亲的专享，因为父亲和我们都喝不惯。母亲把茶叶放在一个铁皮饼干筒里，每次捏上一撮，沏上一杯，坐下来慢慢地品味来自家乡的味道。每次茶喝完了，母亲都要把杯底的茶叶一起嚼了。有一次我也偷偷嚼了一点，又苦又涩，而母亲却嚼得有滋有味，仿佛在咀嚼着思乡的情愫……1958年暮春，在母亲的坚持下，即将临盆的她终于回到了阔别近五年的家乡。5月中旬母亲在长沙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孩子，还是姥爷起的名字，叫“湘滨”，意思是出生在湘江之滨吧。这次回到家乡待到老二满月才不得不返回西安，毕竟那里还有她的儿子、她的牵挂，这是母亲离开故乡后最长的一次省亲。

产假期满后，母亲要上班，实在没办法带两个相差一岁多的孩子，就和父亲商量，从并不宽裕的工资里挤出钱雇了一个老太太（也就五十多岁吧）来家里带孩子。“大跃进”

过后，接踵而至的就是三年困难时期。在这样的情势下，如何让两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尽可能吃饱饭，成了母亲最大的愁事。那时居民每月定量供应的粮食根本不够吃，那么爱吃米饭的母亲，把本就不多的大米和细粮换成粗粮或红薯，这样粮食就可以多一些，好给孩子填饱肚子。有一天，母亲下班回来，看见老太太在低头抹泪，母亲问怎么了，老太太抽泣着说：“我领着两个孩子在院子里晒太阳，等我回屋时，案板上半袋子粮食不见了。”老太太哭得很伤心，一再说“都怪我没有看好家，刚换回来的粮食就让贼偷了”。看着被撬开的后窗和床上小偷留下的脚印，母亲安慰老太太：“已经丢了，不能怪你。以后要小心，把粮食藏到看不见的地方。”粮食不够吃，母亲就想各种办法。有一回母亲把单位食堂丢弃的烂葱叶子捡了一提包回来，煮了一锅葱叶，撒上苞谷面调了点盐，全家一人一碗当饭吃，吃得我直恶心，不愿再吃，母亲说不能浪费，硬是逼着我把那碗葱叶子吃了下去。从此我见了葱就恶心，按陕西话说叫“吃伤咧”，到现在我都不吃葱的毛病，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

有一次父母上班后，我和弟弟在家里到处翻找吃的。看见柜子顶上的箱子没有锁，就站在凳子上去翻，翻出一个写着洋文的盒子，上面画着白色的方糖，我和弟弟打开盒子一人拿了两块方糖，又盖好按原样放了回去，想着父母发现不了。我俩美滋滋地吃完糖后，竟忘了擦嘴就跑出去疯玩。父母下班回来，看见俩孩子嘴上一圈黑，就问我们吃了什么。

我俩硬是不承认，说啥也没吃。母亲说赶紧去医院吧，别吃了什么有毒的东西。看着父亲真要把我们往医院送，我俩才交代吃了什么。原来那是苏联产的咖啡方糖，外面是糖里面是咖啡，糖都吃了咖啡却留在了嘴上。那一次父亲没有打我们，但从此给箱子上了锁。看着两个面黄肌瘦、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吃不饱，父母能想到的办法就是自己“瓜菜代”，把粮食尽可能给孩子吃。有一段时间，母亲每天下班回来，都会从提包里掏出一个馒头，给我和弟弟一人掰一半。一直吃不饱的我俩，见了馒头三两口就吞了下去，然后咂咂嘴，一副满足的神态。母亲看着我俩吃着馒头，也是一副满足的神情。

那一阵，我和弟弟每天到了母亲快下班的时间都会跑到院子大门口，盼着她早点回来，她回来就有馒头吃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真是不懂事呀，集体食堂的馒头是定量供应的，是要用饭票买的，那个馒头可是母亲的午餐呀！母亲早晚在家都是凑合着吃几口就说吃饱了，把吃的留给我们吃，而午饭唯一的馒头又分给了我和弟弟，那她中午吃了什么？她又瘦弱又吃不饱肚子，每天是怎样干活和工作的呀？也就是那个时候，母亲落下了营养不良和贫血的毛病。母亲病重期间和去世后，每当想起这些我都止不住泪水盈眶。

1962年的夏天，姥爷去世了，我们一家四口赶往湘潭奔丧，这是母亲最后一次回到故乡。1964年5月，已经三十四岁的母亲剖宫产生下了她的第三个孩子。很想要一个女儿的父母未能如愿，老三还是儿子。这次是父亲起的名字：湘腹，意思很直白。父母的同事朋友都说：“你们家三个光葫芦，就缺一个女儿啦。”直到70年代初，父母想抱养一个女儿，我们也很想有一个妹妹，但主要是经济拮据吧，加之母亲身体不太好，这个愿望终究没有实现。这也成了父母一辈子的遗憾。

有了三个儿子的母亲，负担更重了。那时父母的工资加起来一百三十多元，在当时已不算低，但要养活全家还是要精打细算，常常是老大穿小了的衣服老二穿，老二穿小了的鞋留给老三穿。为了节省开支，在老家从未做过针线活的母亲，买回一些布头和处理的白坯布，也开始学着做衣裳。我夜里起来撒尿，经常看见母亲还在昏暗的灯光下量呀裁呀缝呀。一直到上高中前，我们兄弟几个的衬衣衬裤、棉袄棉裤，包括裤头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出来的。70年代中期家里买回一台蝴蝶牌缝纫机，从此母亲做得就更勤了。除了我们穿的，家里用的被里子、床单、窗帘都是母亲用缝纫机踩出来的。

母亲自己也非常节俭，常年都穿着中式的灰布外套，没有首饰也没有化妆品。记忆中母亲最好的衣服，是一件羊皮袄和一身哔叽呢的套装。母亲怕冷，大概是70年代末吧，父亲托人从宁夏买了两张“九道弯”的羊皮，俩人一人做了一件羊皮袄。做好后，母亲只是对着镜子试了试，就叠好放在箱子里舍不得穿，每年拿出来晒一晒又放到箱子里，我从来没见母亲穿过。而那身毛料套装是父母结婚二十五年时做的，母亲也从来舍不得穿，直到她去世都一直压在箱子里。

母亲很节俭，但对三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却非常舍得。

在那个物资短缺的年代，买肉太贵，还要肉票。为了让我们吃上荤腥增加营养，母亲就托她的同学在肉联厂买猪头、猪尾巴或猪下水。冬天不容易买到，只有夏天才能买回来。那时没有冰箱，母亲就把它们用盐腌了，吊在炉子的上方，在炉子里添上刨花和锯末用烟熏。这样熏上十天半个月，就变成黄亮诱人的熏肉熏肠了，既可给我们解馋又能长时间存放。

记忆最深的是母亲做的墨鱼干炖排骨。把墨鱼干用淘米水泡软洗净，切成块与排骨块放在砂锅里炖，锅开不久就满屋飘香。吃饭时每人盛上一小碗，咬一口肉，墨鱼筋道，排骨绵烂；喝一口汤，醇香浓郁，余味悠长。现在回味起来，那才是家的味道，妈妈的味道。如今，这道菜已成为我们家的传统佳肴，就连远在国外的女儿也时不时炖上一锅，体味一下故乡的味道。

湖南人无辣不欢，母亲特别爱吃辣椒，几乎餐餐要吃辣。

实在来不及做了，就抓一把辣椒放到炉子的铁盘上烤，烤熟了撕成条调上酱油，就是一道下饭菜了。尽管吃起来辣得吸溜冒汗，脸颊绯红，但仍止不住把辣子往嘴里送。母亲做辣子是行家里手，腌的、泡的、剁的，既有传统的做法，又有自己的独创。每年秋末，母亲都要买回一大堆线辣椒和雪里蕻，把没有伤的辣子一个一个擦净剪蒂，晾到半干，在一个小口大肚的坛子里，堵上草帘，再将坛子倒扣在盛了水的碗上，上三四十天，就可以食用了。这种的菜味道又酸又辣，有点像四川的泡椒，炒菜百搭，一直能吃到来年春天新辣椒下来。剩下来有伤的做成剁椒韭菜。那一段时间，母亲几乎每天下班回来，都忙着切雪里蕻剁辣子。切久了手都磨破了，辣子水一浸，钻心地疼，母亲就用冷水泡一会儿，贴上胶布继续切，一直到我们睡了她还在忙活着……现在想想，我们吃的那味道特别、辛辣香爨、可口下饭的美味里包含着母亲付出的多少辛苦啊！

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不久，许多学校都开始停课闹“革命”，红卫兵、红小兵天天写大字报、小评论，大串联，批斗“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学校里很难有安静读书的环境了。母亲虽然左右不了大环境，但她常常给我们讲姥爷读私塾的故事，讲姥爷的私塾先生如何中了举人；讲姨妈是一个女孩子，读了书如何变得有出息。为了让我们有一块学习的地方，母亲从旧货市场淘回一张约半米高一米见方的条几，硬是在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家里挤出一块空间，安下这张“书桌”。我从小学到中学大部分作业都是在这张“书桌”上完成的。母亲喜欢读历史，在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硬是从牙缝里挤出钱，买了一套四册范文澜编著的《中国通史简编》。母亲告诉我要好好学习中国历史。我当时翻了翻，没有兴趣就放下了。真后悔当时没有认真去读，后来搬了几次家，这套书就再也找不到了。我上初中的时候，母亲老家一个表舅的孩子在西安交大上学，母亲就经常请他到家里来，一边给他做家乡的饭菜，一边让他给我们讲讲大学里的事情，讲讲如何学习，有什么样的理想……母亲从不说教，只是用这种方式来影响我们。

高中毕业后，按政策我要上山下乡。走之前母亲默默地为我准备行装，还花了十几元钱给我买了一件蓝色的海军大衣，那可是我当时最好的一件衣服了。临行前母亲悄悄塞给我二十元钱，叮嘱我饿了就买点吃的，太累了就回家歇两天。

尽管我回家的次数不多，但我每次从知青点回到家里，母亲都要做一些我爱吃的饭菜，缝补我穿破的衣服，临走时还给我带上一瓶雪里蕻炒辣子。1977年恢复高考，我向队里请了假回家复习补课。高中的课本已经找不着了，母亲就找她同学的孩子借，千方百计为我打听补课的老师和地点。复习补课的一个多月里，母亲尽全力为我做好后勤保障。高考结束后，母亲也没有问考得怎么样，只说了句尽力了就行。1978年春节前，当大学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的时候，全家人和邻居们都很高兴，最激动的是母亲。我看到她捧着通知书，脸颊上泛起红晕，眼睛含着泪水，那是她最欣慰的时刻。欣喜的母亲把我被大学录取的喜讯告诉了她的同学们，春节又把大家请到家里来聚餐庆贺。母亲把平时舍不得吃的腊肉全都拿了出来，从不喝酒的母亲那一天还喝了酒……母亲身体一直不太好。20世纪70年代初期，由于贫血严重，母亲注射了一段时间的维生素B12，虽然有所好转，但体质仍然较弱。父亲在“五七干校”的那一段时间，苦闷无助的母亲又抽起了纸烟。但母亲从不买好烟，只抽一毛四一包的劣质烟。长期的操劳和艰辛，不到五十岁的母亲已是两鬓染霜。1983年6月，母亲被诊断出患上白血病，那时医疗技术还比较落后，国内还没有骨髓移植这样的治疗技术，白血病几乎算是不治之症。父亲四处托人求医问药，在西安市第一医院、西安医学院附属二院、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都住院治疗过，但病情一直时好时坏。西医不行就看中医找偏方。

记得当时打听到一个中医大夫能治这种病，就千方百计找到这个大夫。他开了一种中成药丸，在当时一丸就好几元钱。

刚开始一段时间似乎还有效果，但过一段时间病情又反复了。

母亲得病期间，最大的愿望就是回一趟湖南老家。由于当时的治疗不能间断，加之母亲的身体状况不能长途颠簸劳累，回老家的愿望便难以实现。为了弥补母亲的遗憾，我们写信把舅舅、两个姨妈请到了西安。见到亲人，听着乡音，回忆往事，母亲的病痛似乎也减轻了许多，脸上绽出了少有的笑容，那是母亲治疗期间难得的一段愉快时光。

尽管用了各种治疗方案，但病魔仍然把母亲逼上了绝境。

最后的日子，母亲最放不下的还是我们仨。那时我刚结婚不久，母亲很想得到有孙子的喜讯，我只能哄骗她说儿媳妇已经怀孕了，等妈的病好了就能见到孙子啦。她还嘱咐我：“你是老大，老二还没成家，老三还在读书，一定要帮着你爸关照好弟弟……”母亲有太多的不舍、太多的牵挂，多么不情愿离开我们呀！在母亲弥留之际，我们看着病床上时昏时醒、被病魔折磨得痛苦不堪的母亲，忍不住哽咽流泪……1984年1月14日，无情的病魔夺走了母亲的生命。母亲走了，仿佛天塌了一般。灵堂上我含着泪写下了这样的挽联：一生俭朴为儿操尽慈母心；两手空去恩情永留亲人怀。母亲安息。祈愿操劳了一辈子的母亲，在天堂里好好休息。

人常说：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此生只剩归途。如今父母都走了，父亲是八十六岁高龄走的，而母亲却是在不满五十四周岁的中年就匆匆走完了她的一生。每每想到这里，我都懊悔不已，为什么那时自己不能替母亲多分担一些，让母亲少一些操劳、少一些愁苦？那样的话，她或许能多撑持些时日，哪怕多活二十年甚至十年，也会看到儿辈的独立、孙辈的成长。母亲去世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那时物资短缺，住房紧张，经济拮据，过的是穷日子。如今，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物质极大丰富，交通通信发达，去一趟湖南坐高铁也就几个小时；大家的经济条件也都好了，出国旅游说走就走，日子天天像过年。而这样的好日子母亲一天都没有享受上。母亲生了我们，养育了我们，为我们付出了全部的心血，我们却没有机会去孝敬她、报答她。子欲孝而亲不待，叫儿怎能不后悔！

三十五年来，我多次梦见母亲，梦见母亲没有死，而是去工作了，于是就到处找，在母亲工作过的单位，在母亲的同学家……但是怎么找也找不到。每次从这样的梦里惊醒，才意识到母亲是走了，再也找不回来了……写到这里，我已是泪水肆流，难以持笔了。我只想告诉母亲：亲爱的妈妈，您的善良、您的坚忍、您的品格已经深深融入我们的血液中，影响着我们的一生。我们现在生活得很好，您的三个孙子也都很争气。放心吧妈妈，愿您的在天之灵能感应到我们对您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