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初,组织上安排我到一个新部门任职。不久,年近八旬的父亲,与我进行了一次简短而又正式的谈话。父亲说:“你现在是单位的领导了,一定要秉公履职,认认真真干事,清清白白做人,不能做的事坚决不做,不能伸的手绝对不伸。”看着一脸严肃的父亲,我郑重表态:“放心吧,这些要求我一定牢记在心。”我工作以后,父亲很少这么严肃认真地和我谈话。我明白,这是父亲对儿子履新的叮嘱,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做人做事的准则和底线。
父亲在商业系统干了一辈子。生于1926年的父亲,早年丧母,十六七岁便经人介绍进入西大街一家票号当学徒。一个从农村出来、不谙世事的孩子,便开始了端茶倒水、打杂扫屋、伺候掌柜、看人脸色的生活。要强好学的父亲,打杂跟班时没有忘了偷偷学艺。只有初中文化的父亲,几年的工夫,就对票号的经营之道熟稔于心,算盘也打得越来越溜,就连掌柜的都感到惊讶,没想到这个默默干活的相公娃还是一个可造之才。到新中国成立前,二十出头的父亲已是票号的骨干了。
父亲是家里的长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失去母亲后,长子照顾弟弟妹妹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新中国成立前父亲便将弟弟从农村带到西安城,利用票号往来的关系给弟弟谋了一份工作,之后弟弟所在票号并入银行系统,从此改变了弟弟的命运。父亲又想办法把妹妹带到西安上学读书,后来她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父亲曾给我描述过当年解放军进入西安城的情形。市民们倾家而出,拥上街头,贴标语举横幅,打腰鼓扭秧歌,欢呼雀跃迎接解放军,爬上票号房顶迎接解放军的父亲更是心潮澎湃。那时百废待兴,建设新中国急需人才,父亲毅然辞去了票号的差事,应聘进入国营商业系统,先后在贸易公司、糖业烟酒公司、百货公司工作过。年轻充满活力的父亲,把全部的热情都投入到工作当中,加之他勤奋努力,很快便成为业务骨干,短短几年就从股长干到了科长。
1954年秋天,二十八岁的父亲和同在商业系统的母亲结婚了。一个农村的孩子,孤身来到人生地疏的西安城,把弟弟妹妹带出农村,自己立业成家,父亲付出的努力是可想而知的。当相继有了三个儿子后,父亲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作为公司的业务科长,父亲经常早出晚归,出差跑业务,奔波于全国各地,在同行中业绩骄人。常年的旅途劳顿和不规律的生活,导致父亲在20世纪60年代初患上了胃病和膝关节炎,膝关节炎严重时到了行走困难需要拄拐的程度。三十多岁的父亲怎甘后半辈子变成一个废人,他四处求医问药,扎针拔罐,坚持治疗。后来在一位老中医的建议下,父亲一边工作一边坚持到汤峪泡温泉。也许是父亲的意志和恒心击溃了病魔,半年多后父亲的膝关节炎竟然痊愈了。
“文革”开始后,一切都乱了套。父亲一个小小的业务科长也变成了保皇派、走资派,被关进了牛棚,不久又被送到南泥湾“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在干校劳动的日子里,体力上的劳累还能咬牙承受,但精神上的压抑让父亲心力交瘁。心情烦闷了就抽烟,最多时一天要抽两包纸烟。到了冬天农闲时,父亲便冒着陕北刺骨的严寒,上山刨树根,回来做根雕,用这样的劳作来缓解思想上的苦闷。不到半年,父亲因突发心脏病被送回西安治疗。
经诊断,四十多岁的父亲患上了冠心病。从此,父亲的包里常常带着丹参片和救心丸,心脏难受时便拿出来吞几粒。
父亲在家养病的日子,是我们家难得团聚的一段时日。终于闲下来的父亲,托人买了木材,请木匠给家里做了一套纯木家具,从此我们家里才有了家的样子、家的氛围。这期间父亲还教会了我烙烧饼、打搅团、擀面条。父亲是关中人,善做面食也爱吃面食,而母亲是湖南人,只会做米饭。经常是母亲做了米饭,父亲说吃不饱,要再吃个馒头或下碗面才算吃饱了。父亲吃起面来可以说是狼吞虎咽,不管是宽的窄的、薄的厚的,从来不嚼。他最爱咥面片片蘸蒜,就是包饺子时留些饺子皮,煮熟后,夹上一片,蘸上蒜汁,吞入口中呼噜就咽了下去,一副享受人间美味的神态,还不断给我们做着示范,说这样吃才过瘾。
“文革”后期,开始抓革命促生产,父亲恢复了工作,被派到百货公司的基层单位大百货批发部和钟表缝纫机商店任经理。
父亲又开始忙碌了。他无论到哪个单位,都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精一行。改革开放后,因业绩突出,父亲又回到阔别几年的百货公司,任主管业务的副经理。那时候全国上下都在拨乱反正,抓生产力,恢复经济。年过半百的父亲全身心投入工作,早出晚归,出差又成了常态,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那几年是父亲心情舒畅、干劲十足的几年。
随着商业体制改革和经营业态多元化,加之民营批发市场的异军突起,国有商业受到巨大冲击,管理型公司先后被撤销合并。父亲再一次被分流至基层,到工业品贸易中心当领导。
在国有商业经营日趋艰难的状况下,父亲带领职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谋生存、求发展,一直干到退休。到了80年代中后期,眼看着自己曾经工作的单位一个个或关门倒闭,或名存实亡,父亲嘴上没说什么,但眼神里充满了遗憾和无奈。加之母亲和爷爷相继去世,已经戒了酒的父亲又开始喝酒了,借酒排遣心中的郁闷和对亲人的思念。也就是在那一段时间,同在国有商业系统做批发工作的我的两个弟弟也先后下岗了。父亲既无奈又担忧,两个儿子的生计成了他的一块心病。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思考,父亲鼓励老二两口子创业,搞日化产品的批发经销。年过六旬的父亲帮他们出主意当参谋,许多环节亲力亲为,一直工作到七十岁出头才回家休息。
那些年,父亲高兴了会喝酒,遇到难处了也会喝酒。但喝不起好酒,都是几元钱一瓶的普通酒,什么城固特曲、太白酒、绵竹大曲等,我常会买上一箱搬回去塞到父亲的床底下,嘱咐他少喝一点。父亲喝酒很不讲究,一碟调辣子、一碗黏面、一个苹果都可以佐酒,甚至什么都不吃,只拿出酒瓶来自斟自饮。但每次都喝不多,从来没见他喝醉过。
父亲是一个典型的陕西男人,秉持着“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不太过问家里的柴米油盐、日常家务,但大事一定是他做主。我们一家五口长期住在房管局的一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厦屋里,随着我们长大,改善住房条件一直是父亲的心愿。70年代中期,父亲千方百计托人找关系,下了几年的功夫,终于换了一套近四十平方米的平房,尽管光线和通风都不太好,但比原来的住房要宽敞多了。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一出来,父亲就告诉我抓紧复习备考,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参加完考试,如何填报志愿让我犯了难,在农村当知青的我对大学专业一窍不通,于是跑回家征求父亲的意见。连高中都没有读过的父亲,对高校的专业更是一无所知。但父亲思忖良久,给了我这样的建议:选一个毕业以后可以进工厂的专业。最终我听从了父亲的建议,选择的专业是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现在回想起来,父亲的建议是基于那种“三十六行,工人为王”的朴素认知,也是他内心深处对工人阶级的崇敬。
父亲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但他始终关注时政国运,关心国内外大事。早在70年代初,父亲就用近一个月的工资买回一台半导体收音机,用来收听新闻和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到了80年代初,父亲换了外汇券,托人在华侨商店买回了一台十四英寸日立牌彩色电视机,那算是我们家当时最高档的电器了。父亲每天晚上下班回来,都要收看央视《新闻联播》,几十年如一日,雷打不动。父亲最爱看的报纸是《参考消息》,打我记事起父亲就订了这份报纸。什么美国封锁古巴、中国重返联合国、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等大事件我都听父亲讲过。印象最深的是当得知苏联解体、共产党下台时,父亲脸色凝重,说了一句我至今都记忆深刻的话:“中国可不能走这样的路。”
为了缓解退休后闲下来的不适,2000年寒假,我们弟兄三家带着七十四岁的父亲进行了一次长途旅行。先去了长沙,去看望已八十多岁的姨妈,让三个从未见过奶奶的孙子感受一下湖南人的生活。可能是基因的缘故吧,三个孩子对长沙的臭豆腐、炒辣椒、蒸腊味,还有火宫殿的小吃赞不绝口。看着他们大快朵颐的样子,我不禁想起了母亲为我们做湖南菜的情形,如果母亲还活着,和我们一起来就好了……第二站去了桂林。人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站在漓江游轮甲板上的父亲,凭栏远眺,看着奇峰突起、崖壁画屏、漫江碧透、凤竹夹岸、山水如画的风光,心情愉悦的他告诉我,过去出差来过桂林,都是匆匆办完事就返回了,没有时间欣赏风景,今天一看,果然名不虚传。在桂林的三天里,我们陪着父亲游江览胜,溶洞探幽,浏览市容,品尝美食。一路上,已逾古稀之年的父亲不辞劳顿,兴致勃勃。那是一次愉快而又难忘的旅行。
2005年秋天,我们给父亲过八十大寿。实际上这一年父亲满七十九岁,按陕西的风俗,八十大寿提前一年过,也就是过虚岁,据说这样吉利,老人可以长寿。那天,满头银发的父亲,身穿红缎唐装,脚蹬皮面老头鞋,精神矍铄,神采奕奕。
各地的亲戚朋友、父亲的老同事聚集一堂,为他老人家祝寿,中堂上悬挂着我为父亲撰写的寿联:玉璞归真福如海
祥云东来寿比山
嵌了父亲名字的寿联,寄托了子孙们对他老人家的吉愿与祝福。看着满堂儿孙、亲朋好友和久未见面的老同事,抚今追昔,父亲感慨地说,老了老了赶上了好时光。已经许久不喝酒的父亲,禁不住喜悦之情,多喝了几盅。那天留下的全家福中,父亲笑得很开心。
2006年,是我们家喜忧参半的一年。喜的是女儿考上了清华大学,当我回去把这个喜讯告诉父亲时,父亲虽然没有太多的言语,但我能看出他的眼里闪烁着喜悦的光芒。他对我说:“你一天净忙着上班,这主要是你媳妇的功劳。”忧的是父亲这一年被诊断出患了食道癌,我们弟兄几个本想瞒着父亲,但心里明白的父亲说:“不用瞒我,是不是得了不好的病?”我们只好如实相告。父亲沉默许久,说:“那就听大夫的。”考虑到父亲年岁已高,我们和大夫商量不做手术,放射治疗。此后的一年多里,我们定时推着父亲去做放疗,父亲也很坚强,非常配合大夫的治疗,从不喊疼或难受。但我感觉,轮椅上的父亲似乎一下子老了许多。为了有人能照顾年迈的父亲,我们从老家雇了一个远房亲戚,来招呼父亲的饮食起居。经过一年多的治疗,取得了很好的疗效,父亲的病灶萎缩,饭量和精神都有了改善,又开始读报看新闻、到公园遛弯儿了。
正当我们为父亲病情好转而庆幸时,一天上午,招呼父亲的阿姨突然打电话给我,说父亲在家摔了一下,现在躺在床上动不了了。我急忙放下工作,叫上弟弟赶了回去。进门一看,床上的父亲表情痛苦,半边脸抽搐,说话也不利落了,我们连忙把他背下楼送到医院。经检查诊断,父亲是轻度脑梗。经过一段时间的住院治疗,父亲再一次挺过了病魔的侵袭,又能下地活动了,却落下了一边眼睛抽斜的毛病,行走也离不开拐杖了。这一年父亲八十三岁。
看着日渐衰老的父亲,我们能做的就是买点他喜欢吃的,常回家看看。刚开始每到周末都回去,后来忙于工作和应酬,有时两三周才回去一趟。父子之间本来话就少,陕西男人更是如此。
每次回去,除了嘘寒问暖、问吃了什么外,就默默地相对而坐。
有一次回去,父亲告诉我:“刚才老三回来了,坐了一个多小时,没说什么又走了。”我说:“儿子回来主要是操心您,看看没有事就放心了。”可以说,父子之间的情感更多的是在不言中。父亲年纪大了,喜欢穿北京老头布鞋。我每次去北京出差,只要有空就到前门大栅栏“内联升”鞋店,给父亲选一双圆口千层底的老头布鞋。记得有一次买了一双皮面的老头鞋,父亲一直舍不得穿,锁在柜子里,只在他八十大寿时穿过一次。有一回三伏天我回去看父亲,问他为什么不开空调,父亲说:“心静自然凉,你看我穿的这种高支棉汗衫,既轻薄又透气,一点都不热。”我随口说了一句:“我明儿也买一件穿。”当我下次回去看父亲时,他颤颤巍巍地从柜子里拿出两个盒子递给我,打开盒子一看,是两件上海产的“菊花牌”高支棉汗衫。我的眼睛一下子就湿润了,年迈而行动不便的父亲,是怎么去给儿子买的汗衫呀……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看父亲的精神不错,我决定带久未出门的父亲去大唐芙蓉园看看,让他感受一下西安的新变化、新气象。到了园子里,沐浴在阳光里的父亲,心情也如春天般爽朗,在阿姨的搀扶下,缓缓地走着看着……看着父亲拄着拐杖、步履蹒跚的背影,那一瞬间我思绪万千,这还是那个威严的、在我们小时候调皮闯祸后用笤帚疙瘩揍我们的父亲吗?还是那个身板笔直、走路飞快,我们小跑才能跟上的父亲吗?还是那个曾经驰骋商场,屡创佳绩的父亲吗?父亲真的是老了,到了我们应该用心呵护他的暮年,这就是生命的规律……2011年下半年,父亲的病情加重,各个器官都趋于衰竭。
父亲是多么舍不得离开我们呀,眼神里透出对生命的留恋。弥留之际,我们弟兄几个轮流陪护着父亲,陪着他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2012年大年初六,在医院里与病痛做了半年多抗争的父亲,撒手人寰,永远离开了我们。
父亲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少年丧母,中年丧妻,“文革”受冲击,还有一次被车撞成了严重的脑震荡,到了老年则饱尝病痛,遭受折磨。父亲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屡遭挫折仍不改初心,在每个岗位上都勤奋努力,业绩不凡。父亲的一生也是清廉、淡泊名利的一生,父亲去世后,他的存折上只有三万元,这就是他一生的积蓄。母亲去世二十八年后,父亲的骨灰终于和母亲葬在了一起,他们在天堂里得以相聚。
父亲已经去世八年了,如今我也过了花甲之年,但父亲的叮嘱和教诲我始终铭记在心,成为我行为的准绳。父亲给我的汗衫我还穿在身上,父亲的音容笑貌也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