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6小说网

第二辑 时光留痕（第1页）

四合院记忆

我们家是1965年秋天搬到通济南坊十五号的。这是通济南坊最西头靠南的一个四合院，在当时八岁的我眼中，这里的四合院非常气派，黑漆勾红的大门，乌黑锃亮的青石门墩，高阔的门，宽敞的甬道。入得庭院，青砖铺地，天井开阔，白墙黛瓦，立柱挑檐。上房坐南朝北，高大敞亮，两边厦房（也称厢房）屋身较浅，面积狭长，门房比上房矮一截，但比厦房要大许多。房门高挑，皆为木刻屏板，中式格栅，双枢对开。整个庭院既具北方形制，又显南方风韵。

据记载，通济坊是1936年由冯玉祥的部下军阀冯钦哉集资兴建的，开辟了通济北坊、通济中坊、通济南坊三条东西向的巷子，皆为竖砖铺道。在巷子两侧修建了格局一致、样式相同，以三间上房为宽度的连排四合院，向商人、企业主、资本家等富贵人家出售。按今天的说法，通济坊应该是西安最早的房地产项目。

一

我家搬入的是这个院的西厦房。这里原来是一户何姓人家，住着六十多岁的老两口。我们搬家的时候，屋外的窗台上摆着一溜罐头瓶，里面装满了黄色的、有的已经发绿了的液体。问邻居这是什么，邻居告诉我们赶快扔了吧，这是小孩的尿。见我们疑惑不解，邻居说何老先生爱保健，讲究养生，但老爷子养生的方法很独特，就是喝童子尿，不仅喝，还用童子尿做饭。巷子里谁家的男婴刚能把着撒尿，老爷子便送上罐头瓶子收集童子尿。我见过来指挥搬东西的何老爷子一面，至今还能记起他的模样：微胖身材，面色白净，浙沪口音，头上一顶礼帽，戴一副圆圆的细边眼镜，拄着一根文明棍，在那个年代确实与众不同。邻居说，解放前何老先生曾是西安城内小有名气的律师。

院里当时住着四户人家。上房住着李姓的河南人，原先是这个院的房东。主人李广魁，六十多岁，个子高挑，腰身笔挺，精神矍铄，留着花白的板寸，话语不多却有威严。老婆姓姚，院里的人都称她李大娘，尽管近六十岁了，但风韵犹在，说话轻声慢语，很有教养。他们共养育了三男三女六个孩子，大儿子在云南一所大学当老师，两个大点的女儿已经出嫁，留在了河南，身边只有老四老五两个儿子和最小的闺女。据说解放前李老爷子开着钱庄，赚了钱买下了这个四合院，本打算三个儿子成年后一人一房，一家人父慈子孝，福瑞祥和。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商界开展“五反”和“社改”运动，院子里的三套房子都收归公有，只把上房留给了李家，老爷子家运亨通、福泽永续的愿望终究没能实现。

门房住着谭姓一家三口。男主人我们称他谭伯，湖北人，四十多岁，在铜川工作，常年不在家。谭伯年轻时靠开大货车给资本家拉货养家糊口，有一次出了车祸，腿受了伤留下后遗症，不能开车了，东家让他搞了汽车维修。解放后公私合营到了铜川汽车修理厂，从事维修车辆、出厂检验工作。女主人我们呼作谭妈，四十出头，胖胖的身材，一脸的福相，记得是扬州人，没有工作，家庭主妇，做得一手好菜。女儿谭君，我们都叫她小君，皮肤白皙，褐色的眼珠，长着一头现在很流行的黄褐色头发，和我同龄，是我的玩伴儿。

东厦房住着宋奶一家三代。宋奶并不姓宋，而是她的男人姓宋，那时的风俗是女人随丈夫的姓称呼，所以大家叫她宋奶。宋奶20世纪初出生在河北的一个大户人家，我家搬去的时候她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但身板硬朗，头脑清楚，一双裏脚，走起路来噔噔噔的，很是小巧有力，一口保定口音，神态里透着几分练达，感觉是洞悉人情世故的过来人。宋奶一儿一女，儿子当过海军，转业后在广州工作。和宋奶一起生活的是她的女儿、女婿和一个外孙女。她的女儿我们叫宋姨，三十多岁，瘦瘦高高的，是一个京剧票友，时常能听见宋姨在她屋里道京白唱京戏，什么《苏三起解》啦，《贵妃醉酒》啦，《玉堂春》啦，那时我听不太懂，只觉得咿咿呀呀，挺好听的。女婿姜玉昌，是一个少言寡语、行事谨慎，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两口子都在邮电局工作。女儿叫姜平，小名平平，当时只有两岁左右吧，和我的小弟同年。这个小姑娘非常腼腆，胆子小，和她爸爸一样不爱说话。

西厦房就是我们家啦。房子只有两米多宽，七八米长，面积总共十九平方米，隔成里外两间，里间有七八平方米，外间十一二平方米。父母住在里间，我和弟弟们一张大床睡在外间，同时外间还是客厅兼餐厅和做饭的厨房。在东厦房的北墙外还搭有一个约三平方米的棚子，是我们家的储物棚，主要是堆放蜂窝煤和劈柴，还有水缸和炉子。那时我刚过八岁，大弟七岁，小弟才一岁多。父母每天上班，我和大弟在通济坊小学上学，小弟则被寄养在北关铁道边棚户区的一户人家里。

虽然我们家刚刚搬来，但那时候邻里关系融洽，不欺生，人与人和睦相处，从不设防。邻居们没事串门聊天，孩子们跑东家串西家是常有的事。尽管那时物资匮乏，收入不高，过的是穷日子，但邻居们谁家有了难事，大家都互相帮忙，出主意想办法。用到什么家什，自家没有就到邻居家借，就连柴米油盐都可以互相借用，真是远亲不如近邻。到了周末，东家做了好吃的送给西家尝一碗，你家买了时令水果给他家孩子送一盘，其乐融融，亲如一家。

二

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汽车很少，街道上只能看到公共汽车和电车，家里有辆自行车都是奢侈品。那时候石油短缺，许多公共汽车都顶着大大的煤气包作为燃料，空气很少污染。每到初春和深秋，成队的大雁排成人字形、一字形从西安城上空嘎嘎地飞过，我老是问妈妈它们要飞到哪里去呀，为什么不落在我们这儿呀。还经常能看见成群的乌鸦呱呱地叫着从头顶上掠过，有时候甚至有成千上万只，遮天蔽日。这时孩子们就会仰头喊着：“老鸹老鸹一溜溜，回去给你妈炒豆豆……”一遍一遍，乐此不疲。平常的日子则是鸽子的天空，它们旋风般地在巷子上空打着转，起起落落，嗡嗡的鸽哨声悠远而空灵……我们巷子十一号院门房住着一户姓方的人家，他家上高中的儿子养了一窝鸽子。为了能和鸽子亲密接触，他儿子常常偷偷揣家里几把大米、豆子去喂鸽子，看鸽子育雏，听雄鸽咕咕的求偶声，一看就是老半天。哪天主人高兴了，会让我们带着鸽子去放飞，新民街、新城广场、解放路都是放飞鸽子的地点，每次不等我们走回去，鸽子已经飞回了巢中。

对鸽子的喜爱源于孩子们对天空的无限遐想，放风筝可能就是对这种遐想的探索吧，人上不了天，就让自己的风筝飞上天吧。那时候风筝没有卖的，都得自己亲手做，于是千方百计找来竹子，实在找不到，就趁没人的时候在谁家的竹帘子上偷偷抽几根，扎成方形梯形心形等各种形状，再糊上薄而结实的纸，然后绷上背弓，这是要技术的，绷得刚好才能兜住风，不摇不摆飞得高，最后再粘上飘带，一个风筝就大功告成了。

那时候，巷子里、新城广场都是孩子们放风筝的场地。孩子都在暗中较劲，看谁的风筝飞得高，飞得最高的孩子是会受到同伴们羡慕的。记得有一次我的风筝已经放得很高了，突然一阵风刮来，线断了，只见风筝摇头摆尾往下掉，我和弟弟追出了几条街巷也没追到，回去懊悔了好长一段日子。

住在四合院最大的不便是吃水。那时候自来水还没有通到院儿里，更不要说到户了。整个通济坊三条巷子的住户只有一个水龙头，设在中坊十字的菜店南侧，每天早晚和星期天，水龙头前总是有水桶排着长长的队，抬的挑的车拉的川流不息。

每户人家都有一口蓄水的大缸，我们家的缸可以盛四桶水，大概能用两天吧。八九岁的时候我就和弟弟开始抬水了，刚开始抬半桶，一百多米的距离中途要歇几次，后来一点点增加直到抬满一桶。上初中后挑水的担子就压在了我的肩上，十三四岁的孩子挑着六七十斤的担子，艰难可想而知。好在1970年的时候，自来水公司在南坊通往中坊的路口上又装了一个水龙头，挑水的距离缩短了一半，比原先省力了不少。就这样一直挑了五六年，直到1976年我们家搬走。另一件麻烦事就是上厕所了，全院就后院一个茅房，只有一个蹲坑，谁进去就从里面扣上门。每天早上上茅房都要排队，外面等的人心急火燎，里面蹲的人迟迟不毕，实在紧活咧只能匆匆跑回家解决。记得有一次我在里面蹲坑，宋奶在外面等不及了，朝门里喊：“小孩子在里面纺线吗？拉这么长时间，赶快出来！”于是我匆匆完事，把茅坑让给她老人家。这样的茅房隔十天八天就得淘一次粪，特别是夏天，大家都在院子里吃饭，见淘粪的来了，赶快手忙脚乱地把桌凳碗筷搬回屋。再就是倒垃圾了，每家都有一个垃圾筐，垃圾倒满后，要在每晚规定的时间提到中坊指定的地点倾倒，如果不及时倒，就会滋生蚊蝇，影响卫生，邻居们会有意见的。这些都是生活在四合院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吧。

三

大概是1967年吧，院儿里又搬进来一户人家，住进了房东被收缴的那一间上房里。一家五口，男主人不到四十岁，叫韩宗礼，背地里我们都叫他“韩总理”，在电话局工作。女主人王金秀，三十多岁，人很利索，精明能干，在西大街灯塔照相馆当会计。三个孩子，老大韩勇，六七岁吧；老二韩琪，和我小弟同岁；老三是女儿，叫韩卉，当时只有一岁多。这一年，后院又住进来一个湖南籍的单身小伙子，住了不到两年搬走了。1969年年底后院又搬进来一户林姓人家，也是两个大人三个孩子。老两口近五十岁了，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三个孩子老大叫增太，已经二十出头了；老二是女孩，叫增琴，当时正在上高中；老三增智，和我大弟年龄相仿。院儿里一下多了这么些孩子，我们的四合院顿时热闹了许多。

那时候虽然没有电脑，没有电子游戏，但玩的名堂太多了。女孩子比较文气，玩什么跳皮筋、踢毽子、打沙包、跳房子、抓羊拐、老鹰捉小鸡等。而男孩子玩的花样就更多了，摔包子、抓三角、拍洋片、蹦弹球、滚铁环等，玩的是手上的技术，磓仗、骑驴、跳马、官兵捉强盗等拼的是力量、技巧和速度，捉迷藏玩的则是智慧。院子里、门洞口、巷子中都成了孩子们游戏的战场。有一次捉迷藏，我藏到通往后院的过道上方，过道大概有一米宽，我手脚并用，撑到两米多高的地方，坚持了约十分钟，尽管没有被对方发现，但手脚实在支撑不住，从上面滑落下来，膝盖也磕破了，衣服也跐烂了，疼了好几天也没敢给家长说。

没有玩具就自己动手做，男孩子做得最多的就是弹弓和火柴枪了。做弹弓是要有技术的，小孩子劲小，铁丝要粗，形状要好，真要费一番功夫，皮筋用医院输液的橡皮管子是最好的，中间绑一块胶皮，再捡上一兜石子儿，找些酒瓶子、罐头盒练练准头，就可以实弹了。弹弓主要用来打麻雀打知了。到了春天，麻雀在房檐的屋瓦下做窝育雏，每天飞进飞出，给张着大大的黄色嘴巴的雏鸟儿喂食，这时正是我们打鸟的好时机。秋天则在茂密的枝叶间循着蝉声找，把蝉当靶子打。实在没什么打了，巷子里路灯上的灯泡就成了一些调皮孩子瞄准的靶子。有几次灯泡被打破后，供电局很恼火，在巷子里贴出了公告：谁要是打灯泡，一旦被抓住，以破坏公共设施罪交由公安部门处理。做火柴枪就更不容易了，首先得找到自行车废弃的链子，然后拆卸成节，用铁丝窝成手枪的形状，将链节穿成一排，再做出撞针、扳机，组装成枪，子弹就是火柴，利用火柴头的磷硝，撞击出啪啪的声响。当时巷子里我们这么大的男孩子几乎人手一把，别在腰带上很神气，有一种当勇士的感觉。就这样每天疯玩，浑身上下弄得像土猴一般，常常是晚上母亲在大门口喊了几遍才恋恋不舍地回家。如果是夏天，回去后母亲就要拿大木盆弄一盆水，让我们弟兄俩在院子里洗澡。

我们已是八九岁的男孩子了，脱光了在院子里洗澡，觉得很难为情，不愿洗，母亲说不洗就不能上床，没办法，只好草草洗了了事。

有一天午饭后，我和两个同学浪到案板街。街的一侧停着长长的一溜电车，其中一辆电车的门没关严，于是我们扒开门上了电车，有的当司机，有的学着售票员，正嗨得忘形，突然两个男人堵在了门口：“你们是怎么上去的？”我们说：“门没关就上来了。”男人说我们这是破坏公共财物，不由分说把我们仨带到了电车场一间小房子里，很严肃地对我们说：“鉴于没有造成破坏的后果，今天就不叫你们老师和家长来领人了，但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语录，进行反省。”说完后把一本《毛主席语录》放在桌子上，从外面锁上房门走了。我们仨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开始学习《语录》，翻了一阵子终于找到一段适合我们的语录，商量着等他们来了就念这一段。在小房子里关了足有两个多小时，才听到开门的动静，我们仨连忙正襟危坐。刚才教训我们的男人进来问：“学得怎么样了？”我们忙说学了，认真学了。男人说：“把你们学的读一遍。”我忙捧着《语录》念道：“犯了错误，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还没念完，男人把眼一瞪：“还在狡辩！这段不行，重新学！”又锁上门走了。这下我们慌了神，其中一个带着哭腔说：“再不回去我妈就该找我了，回去会挨揍的！”就这样直到下午快下班，我们才从电车场出来。

那个时候，孩子们流行穿军装，穿上草绿色的军装觉得很时尚、很精神，男孩子在军装里面再穿一件海魂衫就更神气了。没有军装，起码得戴一顶军帽，军帽还不能戴正了，得歪着才有风度。如果连军帽都没有，便觉得太土气，好像低人一等似的。于是有一阵子出现了抢军帽的风气，大孩子抢小孩子的，本地的抢过路的。我的军帽就被人抢过，那时还小，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半大的小伙子抢了我的军帽飞奔而去。有一次，我们院儿韩勇抢了别的孩子的军帽，结果第二天被抢的孩子带着家长找上门来，“韩总理”指着韩勇头上的军帽问：“是不是你抢的？”韩勇低着头说：“不是抢的，是捡的。”“韩总理”一巴掌扇了过去：“他妈的，背着牛头不认赃，你再给我捡一个试试！”被扇了耳光的韩勇捂着脸扔下军帽跑出了大门，竟然一夜没有归家，第二天才被“韩总理”找了回来。有一个时期青少年时髦的装扮是：小白鞋，宽裤腿，尼龙袜子，大翻领。我便也缠着母亲买回了白球鞋，做了宽裤腿的裤子，穿着觉得神气十足。每次洗了鞋晾到半干，都要用白粉笔认真地把鞋涂一遍，穿着白亮亮的球鞋，顿时觉得步履轻盈，足下生辉。

在那个年代，印象最深的文娱活动，就是在百货公司的灯光球场看职工篮球赛。记得有一个叫丁三的队员，个头不是很高，但组织、助攻、上篮样样拿手，每打出一个好球，我们便呐喊助威，鼓掌加油。再有一项就是把母亲给的零花钱攒着，去和平电影院或钟楼电影院看电影了。学生票一毛五一张，看得最多的就是《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等黑白片，但每次正片开演前都要放映毛主席接见外宾的新闻纪录片，我就是在这些纪录片中，一次次地见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到后院住的那个湖南小伙子屋里去谝，聊到没有什么书可看时，他神秘地从床下一个木箱子里拿出一本书来，对我说：“看看这本书吧，借给你三天，你一定会喜欢的。”我接过来一看，书皮也没有，前面几页已经被翻烂了。

他说别看书烂，这可是古典名著《西游记》，一定要小心藏着，千万别让红卫兵看见了。我小心翼翼地把书带回家，藏在了枕头下面，等到父母上班走了，才关上门，从枕头下拿出来看。

这一看便放不下了，书中的情节深深地吸引着我，孙悟空的神通广大、降妖救主，妖魔鬼怪的作恶多端、招数迭出都看得我如痴如醉、废寝忘食，晚上父母都睡了，我就蒙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不到三天就看完了，兴奋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心想，世上居然还有这么好看的书。当我恋恋不舍地把书还给主人后，看小说就成了我在那个年代最大的渴望。记得当时北大街西侧有一个小人书铺子，每天上下学我都要绕到铺子前面，常常把母亲给的吃冰棍的钱攒起来去看小人书，看一本一分钱，厚点的两分钱。每次坐在小条凳上，看着中外小说、名著的连环画，都是莫大的精神享受。

四

我们后院有一棵近两尺粗的老榆树，树干斑驳，枝丫苍劲，高盈数丈，在前院就能看到上房屋顶枝繁叶茂的树冠。每到春天，老榆树发出嫩绿的新芽，一串串的榆钱儿随风摇曳。

宋奶说，“瓜菜代”的时候，榆钱儿可以充饥，最好的吃法是拌上玉米面蒸麦饭，口味独特，非常好吃。这种诱惑像馋虫一样勾引着我，于是趁大人们上班的时候，找来一根长竹竿，梢上绑一个铁丝钩子，从后院扒上厕所，再攀上山墙，最后爬到上房的屋顶上，猫着腰蹑着脚移到树冠下，用钩子钩住树枝，先捋下一串榆钱儿塞进嘴里，然后再往口袋里塞，行动快捷而轻盈，生怕发出声响被大人发现了，被发现了挨父亲一顿揍是少不了的。当我塞满了两个口袋，坐下喘口气准备下去时，屋顶上的景色着实令我兴奋。平时抬头仰望的高屋房脊，现在踩在了自己脚下，四周瓦灰色的屋顶，如延绵起伏的波涛铺向远方。一群鸽子从眼前飞过，绕了几圈后哗啦啦地落在了一处屋顶上。邻院房顶上一只灰褐色条纹的猫，回头看了我一眼，嗖地翻到屋脊那边去了。不远处，高耸的报话大楼清晰可见，极目远眺，终南山如宣纸上一层层由淡及浓的墨痕……这是儿时记忆中最深刻的景致，也是最独特的体验，几十年过去了，仍然记忆犹新。

春天里，院儿里孩子的另一项兴趣是养蚕。每年树刚开始发芽的时候，就把麻纸上的蚕卵放在衬衣的口袋里，暖上一个星期到十天，比黑芝麻还小的蚕宝宝就出来了，用刷子轻轻刷到铺了榆叶或者桑叶的盒子里，放在一个避风暖和的地方，然后每天看着蚕宝宝一点一点长大，真是乐在其中呀。养蚕最大的麻烦是找桑叶，那时没有卖桑叶的，巷子里哪个院儿里有桑树便成了孩子们瞄上的目标。记得十四号的后院有一株桑树，我就爬上墙去偷偷地钩过。总之方圆几公里的地方，包括父母工作的单位，只要发现桑树，我们就会千方百计地把桑叶弄回来。在孩子们的精心饲养下，蚕长得很快，吃得也越来越多了。待蜕三次皮以后，蚕就长到小拇指那么粗了，身体也从发绿变得发白透明了。到了吐丝的时候，我们就用纸卷成圆筒把蚕放进去，看着它在里面吐丝作茧，或者在杯子口绷上一层纸，让蚕在上面吐成一个圆形丝垫，放在墨盒里当海绵用。直到蚕变成了蛹，蛹再变成蛾，然后交配、产卵、死去，养蚕的孩子们经历了蚕一生完整的生命周期，那可是课堂上学不到的自然生物知识。

到了夏天，印象最深的就是去莲湖公园游泳了。那时莲湖公园游泳学生票五分钱一张，为了游泳就把父母给的买冰棍的钱存着，隔三岔五中午吃完饭趁母亲午休，拿了泳裤，再揣上半个馍，悄悄地溜出去与同学一块儿去游泳。莲湖公园的游泳池是一个非常大的不规则的水池，中间有一个小岛，西边是浅水区，东边是深水区。初学者只能在浅水区那边，刚开始学呛几口水是常有的事。直到有一天，几个同学把我抬起来扔进了深水区，虽然喝了几口水，但还是乱蹬紧刨地游上了小岛，从此我不再惧深水，很快就学会了踩水、蛙泳和潜泳。那时，我们院上房的小毛（梅青）在深水区那边当游泳教练兼救生员，看着他黝黑的皮肤、健硕的身体，戴着墨镜，坐在高高的望台上，觉得非常的帅，让我很是羡慕，心想一定好好学游泳，将来也当一名救生员。每次游完泳，肚子都饿得咕咕叫，拿出馍来三两口吞了下去，如果能吃上一根冰棍或喝一瓶汽水就再惬意不过了。

秋天则是男孩子盼望的季节，因为秋天可以逮蛐蛐斗蛐蛐了。谁要是有一只好蛐蛐，那可是非常自豪的。好蛐蛐的标准就是头大背宽，叫声响亮，全须全尾，钳红颚大，能咬善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