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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第1页）

这本书仍是写西藏。我十九岁开始进藏，三十年先后四十余次进藏。西藏是我灵魂的栖息地。我一次又一次迎着漫天飞雪，一路仰望，沿着我们自己当年修筑的天路去西藏。这些年里，我为西藏“生”过五个孩子：《一路格桑花》《用胸膛行走西藏》《父亲的雪山，母亲的河》《西藏，灵魂的栖息地》，还有现在这本《雪祭》。

《雪祭》是我孕育时间最长、最难产的一个孩子，我差不多孕育了她二十年，“生产”时的阵痛，比其他孩子更加痛彻心扉。

我如同虔诚的圣徒，用滚烫的胸膛行走西藏。不同的是，圣徒们朝圣的是神灵，而我朝圣的是长眠在雪山上的战友们的英灵。在西藏，我感受最深的是生的艰难与死的容易。在西藏，我经历过多次生死劫难。这些劫难，后来都成为我生命中的一笔笔宝贵财富。我将这些劫难概括为七种死法：在唐古拉山上，夜里零下四十多度，我几乎冻死；为了给驻守阿里的新兵做榜样，我在海拔五六千米的高度上，用了十三个半小时，徒步五十八公里，绕着冈底斯山的主峰冈仁波齐走了一圈，几乎累死；在黑昌线遭遇大雪封山，每天只能吃一把黄豆，我几乎饿死；在阿里无人区夜渡冰河，冰层突然坍塌，车子陷进河中，我几乎被淹死；在川藏线怒八段遭遇山体崩塌，我几乎被砸死；我在西藏得过多次重感冒，其中一次边乘车行军，边手举吊瓶自己给自己输液，输到再也输不进去，后来病情恶化引起肺水肿，几乎病死；在聂拉木至樟木口岸那段崎岖的山路上，车子的一只轮胎突然跑掉了，我几乎翻车摔死……但每次我都大难不死，活了下来。与那些牺牲了的战友相比，我是幸运的。他们走了，我还活着。我不写他们，谁写他们？我在第四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上说：这个奖不是颁给我一个人的，而是颁给我们几代西藏军人的！这些书也不是我一个人写的，是我和战友们一起写的。我用手中的笔，他们用青春、鲜血乃至生命！

几年前，由于部队需要，我调离高原边疆，来到渤海之滨辽宁任职。离开了西藏，对西藏的感情反而越来越深，就像拉紧的橡皮筋，距离越远，拉力越强。西藏使我魂牵梦绕，欲罢不能。站在零海拔的地方，仰望高海拔的灵魂，总也忘不了那些西藏往事。忘不了进藏路上那些朝圣者虔诚坚毅的目光；忘不了长江源头、雪山之巅的壮美日出；忘不了唐古拉山口的满世界的皓雪；忘不了老班长接到女友分手信时的那种绝望与悲伤；忘不了一个新兵从兵车上跳下来，双脚刚刚踏上千年冻土，却因高原反应倒在地上，再也没有醒来；忘不了大雪封山供给中断时，一个战士为了追赶一只野兔，追呀追呀，兔子因缺氧累死了，他也随即倒在了地上，心脏停止了跳动；忘不了体力不支时，排长端给我的那碗白糖水和藏族同胞送来的酥油茶；忘不了阿里无人区里两个女军人提起远在千里的孩子时，难以控制的泪水；忘不了一个去西藏结婚的新娘因患肺水肿长眠不醒，将自己的婚礼变成了葬礼；忘不了妻子带着五岁的儿子去西藏探亲，丈夫去执行抢险任务，母子在营地苦苦等待，等来的却是丈夫牺牲的噩耗；忘不了被樟木口岸“三百米死亡线”、中尼公路“老虎口”、川藏线“102”

塌方群、“怒八”山体大崩塌吞噬了的那些战友；忘不了我们举着蜡烛为援藏医生照亮，眼睁睁地看着一位年轻又帅气的代理排长，一点一点停止了呼吸；忘不了一个推土机手连同他的推土机，一起被泥石流瞬间卷走；忘不了川藏线上那个爱笑的陕西同年兵，我们刚刚还在一起，转眼他就在执行任务中牺牲。半个月后我们才找到他的半具遗体，三个月后又找到半具遗骸，我们不得不两次掩埋他，使他成为全军唯一拥有两座坟墓的士兵……

1982年，我们八百名陕西兵（包括几十名西安女兵）踏上了西去的绿皮车，走上了青藏高原。我们八百人里，后来有的牺牲了，有的留在西藏工作了，更多的则退伍转业了，现在还留在部队的只有我和另外一个战友。当兵之初，我们的任务是将慕生忠将军开辟的青藏公路毛路，改造成为二级柏油路。后来，我们又转战黑昌线、川藏线、中尼线、新藏线，足迹几乎遍布西藏。我第一次翻越唐古拉山时就晕倒了，过了很久才苏醒过来。后来翻越的次数多了，渐渐有了抵御高原反应的能力。有一次，我站在唐古拉山口那块写有“海拔5230米”的路碑上，让战友给我拍了一张照片。照片洗出来后，我在背面写下一句话：“唐古拉就在我脚下！”

当年修筑青藏公路时，我们不时会在路边看到一些散乱的骨头，老兵告诉我们哪些是驼骨，哪些是马骨，哪些是人骨。遇到人骨，老兵便会带着我们用铁锹悄悄掩埋。老兵说，那些很可能是当年老一代进藏军人的遗骸。从那时起，我感觉脚下的公路有了温度，有了生命，有了跳动的脉搏。进藏的路上，几乎每一公里都有一个军人的忠魂在守护。三十多年来，每进一次西藏，我的灵魂就会得到一次净化、一次洗礼。

这部书的时间跨度大约六十年。去西藏多了，便对西藏的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包括慕生忠筑路大军、康藏筑路大军，以及西藏平叛、对印自卫反击战，等等。当年慕生忠带领的那支奇特的筑路大军里，有参加过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老战士，还有一些国民党投诚官兵，后者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结局可想而知。20世纪50年代末，我们富平县上千名新兵走进西藏，他们后来参加了1959年的西藏平叛和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一百多人牺牲在了西藏，他们的忠骨至今还埋葬在遥远的那曲和泽当等地。这些，我在西藏和老家都听人讲起过，我还专门做过采访调查。一代又一代西藏军人，为了建设西藏保卫西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二十年前，我就想写这部书。因为亲历太多，反而不能理性书写，只好暂时搁置。但不写出来，始终是块心病。2013年底，我离开边疆后，对边疆的情感更加浓烈，感觉再不动笔把这些事写出来，实在对不起那些死难的战友。我用了一年时间打腹稿。2014年秋天，我有二十天去三亚疗养的假期，在那个零海拔的地方，我一口气拉出了初稿。2015年整整一年，我利用晚上和双休日，断断续续对初稿进行了修改，年底前完成。我习惯晨练时打腹稿，这个时候思维最活跃。

为了恢复被高原损害的身体，我坚持每天六点起床锻炼。锻炼时，兜里揣着笔和纸片，有了想法就随手记下来。在三亚疗养时也是这样，早上锻炼时想好，回去再落实在电脑上。走在零海拔的海滩上，不由得会想起长眠在雪山上的战友。有的战友直到牺牲也没有见过大海。

每每想起这些，我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痛楚。

许多人都误以为我是专业作家，我每次都纠正：我是职业军人，业余作家，我的水平很业余。我平时忙于工作，只是在业余时间读书写作画画。书中的插图都是我自己画的，封面的题字也是我自己写的。我从小就喜欢画画。别人家过年有姐姐剪窗花、贴窗花，我没姐姐，我家没人剪窗花，我只好拿起画笔画窗花。我画南瓜，画玉米，画鱼虫鸟兽……我写字画画也很业余，无宗无派，与天为徒，师法自然。人在军旅，东奔西走，三十余年转战六省，没有时间拜师学艺，只能抽空读帖品画。这样也好，博采众法，归于无法。我以为，无论“师古人”“师造化”，皆应“师心不师迹”。石涛说：“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这话很有道理，我很喜欢。字画讲究的是笔趣和意境，强调一个“魂”字。书中插图，在行家眼里也许不够水准，但皆“发我之肺腑”，画的是我眼中的西藏，心中的西藏。

长眠在雪山的战友们，我捧一把雪祭奠你们，我用一本书祭奠你们！

党益民

2016年清明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