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犯主教 警察
打开《悲惨世界》,有三个警察介入。
三个警察押着一个男人。
米里艾主教大步迎上前去,微笑着对警察说:“他是这么说的吧?‘那是留我住夜的一个老神父送给我的。’……他说的全是真话。”
他转向冉阿让,温和地说:“又见到您,我真高兴。但是,银烛台不也送给您了吗?您为什么不把它也带走呢?”
冉阿让浑身发抖起来,好像快要晕倒似的。主教说:“再见吧,我祝福您。请记住,这一家的门,不管早晚,不管什么时候都是开着的。”
他洗净了他的灵魂,把它献在主的面前。
面对这位以怨报德的冉阿让,主教米里艾却以德报怨。明知冉阿让有过前科却留他过夜,好心招待他用餐他却偷走银餐具。当警察将冉阿让抓来让主教指认时,他竟然说这些银器是他赠送给冉阿让的!并以银烛台相赠,他说过,这是“祖母传下的银器”啊!
就这么几句出人意料又非常诚实的话,解除了一场警报,平息了一场官司。此外,他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解释,什么都是那么平常和自然。
但是,对于冉阿让来说,心灵上的震悚该是多么强烈!它比加刑、镣铐、鞭打强烈千百倍,深刻千百倍!主教博大的善德唤醒“罪犯”的良心,再造冉阿让的灵魂,感召他以无私的牺牲精神积德行善一直到老。他实现了自身的价值,自我完善道德精神,目光中流露出对“悲惨世界”不幸男女的钟爱和欣慰。好事做尽之后,冉阿让擦亮主教“祖母传下的银器”,摆摆正与“女儿”相依为命的洋娃娃,说道,“我是偷盗一块面包苦役十九年的罪犯”,“该知道你母亲的名字了——她叫芳汀……”然后,凝视着“女儿”与其男友手挽手幸福的身影,微笑,孤独,默默地死去。
主教赠银的情节,在《悲惨世界》里不过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却成为主人公人生的一个转捩点,也切切实实影响了我的大半生,一切都在无言中,一切都以无言之德教人爱人做人。正是在浪漫主义大师雨果人道牺牲精神的感召下,我几乎在警察干预之外不走样地、圆满地处理了十分近似的一两桩怪事,其结局也如同雨果书中期冀和描写的那样,他们后来不但自爱自强,而且菩萨心肠,与人为善,不无主教的余韵和冉阿让的遗风。我得到莫大的慰藉。
因为反对路易·波拿巴复辟帝制,雨果被悬赏通缉,流亡他乡长达十九年之久。在这期间,他那已经是法国文学院院士的女儿游泳不幸溺水。接着,被称作诗歌奇才的另一个女儿病逝,小女儿又因失恋导致精神崩溃。就是在这种悲痛欲绝的心境下,而且是在僻寂的盖纳西岛,雨果写出举世闻名的《悲惨世界》。
作为赃物的银器唤醒“罪犯”的良心,博大的仁爱再造冉阿让的灵魂,无私的善行挽救这“悲惨世界”,以至于忠于职守的警察头子沙威在冉阿让至“善”的光照下居然跳进塞纳河,用生命保全了道义。惊心动魄!
环顾我们的四周,谁都看得出来:积德的事多了,缺德的事也多了;好事、坏事都多了,而且好得出奇,坏得也出奇。所以,做人就要讲德行,多行善事。我自己一生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眼见是实,见得多了,心里亮堂了,默默地总结出一条做人的起码规矩,就是:要行善,不作恶,当你不能行善时,也不要作恶;说真话,不说假话,当你不能说实话时,也不能说假话。
雨果有句名言:“在人间一切之上,存在着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请记住,这一家的门,不管早晚,不管什么时候都是开着的。”
一个陌生女孩的来信
我深深地被她感动了。我跟她缘悭一面。女儿阎荷身患癌症去世以后,看见女儿的女儿时,我常常想起她——一个曾经给我写过求救信的陌生女孩。
阎纲叔叔:
不知道这封信您能不能收到,可我依然怀着一颗诚挚的心,向您表示最深最真的问候。
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曾经为了给母亲治病而给您写信的那个小女孩——李仪。我就是她。您更不会想到三年后我依然会给您写信吧?只是我此时的心情与以前有很大的区别,因为两年前母亲就离我们而去了。母亲去世的第二年,我考上了高中,而这一切她是不知道的。可是我并没有坚持到底,也许是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好,我不想给爸爸增添更多负担;也许是刚刚失去母亲,我在精神方面失去了最好的支持者,使我感到极大的空虚,常常有种无家可归的感觉(因为爸爸在鞍钢工作,不经常回来,当时我和姐姐寄居在哥哥家)。于是,我没有通知任何人,自己结束了只开始了一个月的高中生涯。
由于我太小的缘故,父亲费了很多周折把我户口办进了鞍山,从此我更孤独。读书对我还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于是我报考了鞍钢技校,竟然考上了,虽然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医生。
在我踏进鞍山的同时,我的生活中随之走进第二个母亲和另一个妹妹。对于父亲追求幸福的选择,我无权干涉,然而这一切常常会勾起我对另一个女人的深切的怀念,那就是我的母亲,一个平凡、朴实、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母亲给我的一切关心和爱护,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特别是母亲临死前那痛苦的眼神,让我增添了对她的无限思念。然而今天我唯一能做的,似乎也只有一个人静静地想她,除此以外,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些什么。
母亲临死的前几天,还对我说一定不要忘了您,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难得有像您这样的好心人……当时我哭了。我至今还保留着您给我回的那封信,因为那不仅仅是一封信。
期望您能收到这封信,期望您愿意听我的这些唠叨,但愿秋风带去我所有的美好祝愿。我天天祈祷:好人一生平安!
李 仪9月9日一封令人心酸的来信,一个陌生的女孩儿……噢,我想起来了。
是我1989年主编《中国热点文学》的时候。
我认识治癌军医黄传贵,发表过一篇叫作《一切为了救人》的文章。此后,常常有人十万火急、求医问讯,我收到患者家属包括他们的孩子的来信不在少数。他们求医心切,字字看来都是泪。凡是这样的来信,不管插着“鸡毛”还是没有插“鸡毛”,不管我认识还是不认识,也不管我多么忙碌多么疲劳,都不容许我有一时半刻的耽误。
我即刻回信,常常自己出门上街投邮。李仪的信我记不起来了,但我可以肯定,那是许多封病母的女儿来信中的一封。在这些来信中,或者说在这些孝顺女子的感人肺腑的来信中,女儿对母亲形影不离、情愿终生为伴的无法形容的天生之爱,以及她们对生母身患不治之症的哭断肠的不堪忍受的特殊感情,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些人中有的竟然是初中生或者小学生。李仪是其中的哪一位呢?
李仪当时不过十二三岁,一个女孩子,承受的痛苦却是超负荷的。我不知道在母亲咽气的时候和后来高中辍学的时候,她是怎样挺过来的;不知道一个女人离家而另一个女人进了家门之后,她在梦里和母亲相执无言,眼泪又是怎样打湿衣衫;不知道她怎样寄居在哥哥家,然后历经艰辛上了中技;不知道在母亲的忌日,她哭成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