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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小说选与蒋子龙（第1页）

1985年，由我主编出版了“中国新时期小说鉴赏丛书”，十卷本，包括《改革小说选》（蒋子龙作序）、《幽默小说选》（王蒙作序）、《妇女小说选》（韦君宜作序）、《青年小说选》（郑万隆作序）、《爱情小说选》（刘心武作序），此外尚有《心态小说选》《通俗小说选》《动物小说选》《港台小说选》等。

编《幽默小说选》，我有个顾虑：称有成就的作家为“幽默小说作家”，人家愿意吗？是不是降低了作家的身份？王蒙立即纠正说：“不是降低，而是提高。”我请他作序，他慨然允诺，并在序里写道：“阎纲此举，正合吾意。”

1985年，我请蒋子龙为《改革小说选》作序，原因是蒋子龙为了助推改革开放的浪潮，写过《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等一系列旨在“救救工业”的作品。

蒋子龙的作品敢言人未言，篇篇血肉之躯，豪气扑面，冲垮了十多年来“车间文学”的老框框，被称为“‘开拓者’系列”。

蒋子龙一路走来多不顺啊！他经历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压力多么大啊！他硬是冲杀出来，名噪一时。我对蒋子龙的硬汉子小说说过一句颇为读者首肯的话：“就我国工业题材小说创作而言，蒋子龙‘文起当代之衰’！”

编者同行邵燕祥等开玩笑说：“阎纲，你可真是的，‘语不惊人死不休’啊！”然而，对蒋子龙作品中我自认为不大满意的，也直抒己见，提出批评，希望他在艺术剪裁上也像制造精密仪器那样微妙，把以气夺人与以情感人融合在一起。

应蒋子龙之约，我为《蒋子龙中篇小说集》作序，时在1981年。1982年，《蒋子龙中篇小说集》出版，他在扉页上题写：

阎纲同志：

十七年前，您是第一个向我组稿并给我许多帮助的编辑。十七年后仍在关心指导我的创作，为此书作的序就是一例。不胜感激，仅此致真挚的谢意。

蒋子龙

八（二）年三月十五日

现在，是我约请蒋子龙写序。写序？蒋子龙表示为难，但毕竟答应下来，因为“提出这要我作序的人使我无法拒绝，不论这件事对我说来多么不合适”，由此引出他的一段回忆。

蒋子龙回忆说：“整整二十年前，我是个刚练习写作的业余作者，不知天高地厚，四面出击，八方投稿。有天下午接到一个电话，是中国一流的理论刊物《文艺报》的编辑打来的，对我寄给他们的那篇评论‘新人新作’的文章很感兴趣，专程从北京来天津商量这件事，准备修改后采用。我真是受宠若惊，平时从报刊得到的退稿信往往是一张‘发货单’（印好的退稿单），如果编辑部肯在‘发货单’左上端空白处填上我的名字，甚或写上几句话，那我就感激不尽了。如今一家大刊物的大编辑，竟亲自出马帮我修改一篇小稿，怎不令人动容动情！我打问他的名字，方才得知对方还不是一般编辑，是经常发表文章的理论家阎纲。下班后我在工厂的食堂吃了点饭，骑了一个多钟头的自行车，从工厂所在的北郊区来到市内《河北文学》杂志社的招待所。阎纲同志正在等我。这是我平生见到的第一个编辑，第一次和文学界的人物交谈。出乎意料，他没有一点架子，跟我谈了两个多小时，问了我的经历，建议我多读些中外当代文学作品。他说我的语言风格像搞过创作的，适合写小说，还说了其他一些使我感到新鲜而又精辟的道理……

“我回到工厂的单身宿舍，同屋的三个人已经睡了，我悄悄躺下，怎么也睡不着，回味着阎纲的每一句话。当时没有手表，不知深夜几点钟，干脆起床，从床下掏出小板凳，开亮自己专用的电灯泡，修改那篇文章。直到天蒙蒙亮。心里高兴，一路飞车赶到市里，招待所的大门已开，阎纲还没有醒。他夜不闭户，房门不上锁，我登堂入室，把稿子放在他的床头柜上，再悄悄退出，照例飞车蹬回工厂，直奔食堂，买了两个馒头，夹上两个炸糕，就着一碗稀饭，狼吞虎咽，极其香甜。上班后接到阎纲的电话，他很抱歉，又很满意。稿子用不用在其次，重要的是我认识了一位有见地又能真诚帮人的编辑和评论家。

“十四年后，我们再次见面，阎纲仍像以前那样热情地帮助我，对我作品中的不足，提出切中要害的批评，令我非常感动。这样一位编辑向我约稿，我怎能说得出口一个‘不’字呢？”

……

蒋子龙终于将序言送来了，写道：“什么是‘改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作家不可能按照‘改革’的定义去进行创作。‘改革’二字的盛行是这一两年来的事情，然而‘表现改革’的作品好几年前就大量出现了。

这又怎么解释呢？文艺的历史比政治的历史更长！”

他强调说：“只有当‘改革’实际上成了群众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中最主要的问题，正在剧烈地摇荡和改变人们的生活的方式（不论政治家是否提出了‘改革’的口号），才能让作家的激情和材料合成创作之火，把虚构的人物和故事融于真实生活的旋律之中。

“小说家应该去写小说，把小说的解释权留给他人和未来。”

他郑重表明：“我十分惶恐地拒绝接受‘写改革’的头衔……我愿意把这些小说称作‘思考小说’。”

最后他说：“我们唯一能够告慰读者的，大概就是‘真实’。真实的世界，真实的困难，真实的人物，真实的感情。尽管‘真实’并不是总讨人喜欢的，我们也无法逃避它，只能正视它，聆听它的指引。有的奔放，有的细腻，有的近于粗野，但绝不是人工喷泉——‘虽然赏心悦目，它的喷射却受另一个机关的操纵’。但愿有一天，我们的当代文学形成像自然的黄果树瀑布和尼亚加拉大瀑布那样的气势。”

蒋子龙笔耕不辍，“不论政治家是否提出了‘改革’的口号”，都要坚持“作家的激情和材料合成创作之火，把虚构的人物和故事融于真实生活的旋律之中”。二十三年后，他终以原来的中篇《燕赵悲歌》为滥觞成就长篇小说《农民帝国》——国民性的劣根膨胀，财富观向主宰者的异化，深刻犀利，新天国的悲剧啊，独出文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