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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报到 王蒙约谈（第1页）

新时期十年文学讨论会”圆满结束后的9月，我到中国文化报社任职。

《中国文化报》主编方杰、副主编焦永福分别调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群众文化司司长，在本来就没有社长现在又走了总编的情况下，任命我做创办不久的《中国文化报》的第一副总编。

从今往后，从文学到文化，从办刊到办报，要进行角色的转换了。

1950年，我十八岁，筹建礼泉县文化馆、县文联；三十六年后的今天，调文化部，也算是一种回归、一个轮回。

接下来的，是先于我五个月到任的部长王蒙和常务副部长高占祥的约谈。

王蒙，早有接触。我1956年10月到文艺报社，年底就去东四区团区委拜访王蒙。他十九岁动笔创作的长篇《青春万岁》已经脱稿，准备出版，可是我面前这位二十二岁的王蒙却像个老革命，言语谨慎，很不“青春”。按说，这时候，他的恋情已经恢复，而且去太原看了崔瑞芳，《青春万岁》业已定稿，应该高兴才好啊！

粉碎“四人帮”以后，同王蒙接触不少。来文化部前，他一直被看作文艺界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其实，他的心思在创作。他喜欢想象、变形、灵动、散文化与诗化，很自负，个性张扬，有独立的见解，言人之所未言，言人之未能言，出人意料地执着，甚至有点“犯神经”，绝不随波逐流。他主张文学多元化，要作家学者化，敢于翻鲁迅“费厄泼赖”必须缓行的案。他的处世哲学是“理解比爱高”“适度的宽容是必要的”“我相信正常情势下的和为贵”。他来文化部以后甚至说：“我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但是，对王蒙，千万不能忽略他金刚怒目的一面，他爱憎分明，逼急了也大叫，犀利的讽刺挖苦一齐上，痛快淋漓，不无得意。

我首先声明说，挑这副担子，自觉沉重。办报，我存在三大弱点：一、政治上不强；二、新闻方面外行；三、文学和文化相通，但同文化部管辖的文化毕竟不同，是个半瓶醋吧。

王蒙说：“我还是作家，今生的最大愿望就是当作家，让自己海阔天空、自由想象。”说：“我跟国务院领导言定，只干三年，期满下台，希望中央早些物色高明。”

王蒙很勤奋。我同他几次外出，一下飞机，打发走接机的，立马回房，关上门，趴到桌子上就写开了。他心中有几条流不尽的河，不能停下来不流动。当部长期间，戎马倥偬，他比谁写得少啊！

王蒙交代工作说：“《中国文化报》‘不求大，要求实，要有主导性、开放性、群众性、可读性’。”“主导性、开放性、群众性、可读性”，鲜明，准确，一针见血。

王蒙说到如何办《中国文化报》时，有这样两句话也很重要：一、既要符合党的方针政策，又要办出自己的特色；二、要创新，有棱角，开展讨论，不妨先讨论这样一个题目，就叫“假若我是文化部部长”吧，先帮我一把！

（这个讨论我们进行了好多期，倒是开了报纸的新风。）这就意味着，作为总编空缺情况下的第一副总编，这张报纸如果出问题，我和另一副总编李中岳就得兜着。须知，这是一张政府部门的机关报啊！我眼前立刻出现“书生办报”的邓拓。

它不是《文论报》，也不是《文艺报》，而是《中国文化报》！什么是文化？文化和文艺有什么区别？中西文化有何差异？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什么是文化部所管辖的文化？到底“先破后立”还是“先立后破”？文化建设同精神文明建设又是什么关系？怎样才能用区别于办文艺报刊的办法办好文化报纸？

按我的理解，人类一切有价值的创造（不论是物质创造还是精神创造）都可以叫作“文化”，《周礼》曰：“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最早出现的“文化”一词，也可以说，文化就是“人化”。翦伯赞在《秦汉史》中写道：“文化是历史的幽灵，是社会的魂魄；它存在于典籍，也存在于人民的生活之中；它有它的物质性，也有它的精神性。能够用火烧掉的人是它的物质的形象，至于文化的精神则不是人间任何暴力所能消灭的。所以秦代虽曾普遍地焚烧秦以前的典籍，而至今我们尚能得秦以前的典籍而读之。秦代虽曾大规模地坑儒，而汉初还是有许多传经的大师出现。”

文化部原先管电影，现在不管了，电影一块，已从文化部剥离归入国家广电部门，地方省区文化厅却仍然管着电影。（部党组会上，多次讨论现在的归属结构不尽合理，三番五次给国务院打报告请求把电影一门收回。）下属还有艺术院团、艺术院校、出版局、外文出版社等。

文化部将注意力更多地转向艺术团体的演出和新剧目的推荐。至于文学方面，因为有老牌的文学专业报纸《文艺报》，所以，《中国文化报》只能敲敲边鼓。我们借王蒙主事文化部之便，抢先发表了他的一些讲话和论文，例如他在“新时期十年文学讨论会”的讲话《小说家言》和《先破后立还是先立后破？》，以及国内外的答记者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