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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四川商道和气才能生财（第3页）

刘氏兄弟中的老四刘永好，2002～2004年，在胡润中国富豪榜连续三年排名前十名；2005年，在胡润中国富豪榜排第20名；在2005～2007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分别排第6名、第11名和第12名；并先后被评选为“中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中国十佳民营企业家”以及“中国十大扶贫状元”“2002年中国十大民营企业家”“2002中国十大金融风云人物”等，并曾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2000亚洲之星”，是光彩事业的倡导者和积极实践者之一。2006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奖获得者。

5。富而有德，回报家邦

?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正在成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一个共同趋向。浙江大学教授戴文标说：“在追求个人财富的同时，社会责任感和爱心道德意识的日益增强，这是中国企业家日益走向成熟的最直观体现。”

企业社会责任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基本责任，即企业家要遵纪守法，对员工实现承诺，这是每个小企业都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另一个是崇高责任，企业家要对社会有一个不为名、不为利的奉献，这是一种思想境界的升华。现在一些企业以及企业家们，在一些错误经济理论指导下，以为自己是在真空中发展，连基本的社会责任都不承担，自己一人赚钱，祸害了广大百姓，更谈不上承担崇高的社会责任。一个好的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还追求社会的尊重，追求自己崇高的社会责任。这样才能得到社会的信任，培养与客户的感情，加深客户对企业的忠诚度，从而提升自己的持续竞争力，最终形成对社会、企业都有好处的良性循环发展模式。

刘永行、刘永好兄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发家致富的典型代表，也是中国最活跃、最受关注的企业家之一。28年前，为了让孩子过年时吃上一点肉，兄弟四人卖掉了自行车和手表，凑了1000元开始创业。近30年来，面对数轮让无数企业沉浮起落的商业周期，一个又一个“明星企业”交替登场，一个又一个“问题富豪”黯然倒下，一个又一个暴利产业冷热轮回，而刘永行、刘永好兄弟却一路走来，30年屹立不倒、事业长青，谱写了最为成功的故事，堪称中国民企发展史上的奇迹。

刘氏兄弟虽贵为“中国首富”，在他们的身上从来找不到社会名流和大富豪的派头。他始终操着一口懒洋洋的“川普”，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福克纳笔下的南方土豪：执着、敏感又不失精明。尽管个人拥有数百亿财富，却从不穿名牌服装，总是乘坐最廉价航班，住低价酒店，顶着半个世纪不曾变换的发型，常与基层员工在餐厅共进午餐，最爱吃的依然是回锅肉和麻婆豆腐。兄弟俩的生活节俭，但对于社会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总是出手大方，动辄几千万、上亿元。

刘永好的身上有着10几个头衔：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中国饲料工业协会副会长、中国乳业协会副会长、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在众多的头衔中，他最看中的是“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

刘永好认为作为民营企业将社会责任，首先就是要把企业做好，企业做好同时一定能多交税收，一定解决就业。目前，现在全国430万私营企业，2300万户个体企业，他们解决了可能超过2亿人的就业，这是对国家最大的责任，对社会最大的责任。除了税收、就业以外，私营企业还向社会提供了全方位的一些需求。现在都感觉到社会生活方便了，而这些方便跟私营企业所做的贡献相关，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当企业逐步做大、做强以后，社会责任就应该更强一些。

刘永好先生亲身感受到了任何一个企业能够发展、做大，离不开整个社会的帮助，而企业回赠社会、承担起社会责任是义不容辞的事情。2005年6月，四川资阳、内江等地区传出猪链球菌病疫情，消费者“谈猪肉色变”。许多网站、媒体，开始进行对“希望”饲料的“有罪逻辑推理”，新希望集团显得有些手足无措。这时，卫生部、农业部联合发布消息称，高温高湿、气候变化、圈舍卫生条件差等应激因子是诱发猪链球菌病的主要因素。这才让新希望集团走出“蒙冤之困”。禽流感袭来，对新希望集团再次带来重大冲击。新希望集团通过按原合同购买家禽、销售饲料让利三分之一给养鸡的农民、并派出5000多名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农业技术人员，到农村去帮助农民防病治病，普及防禽流感的知识。这三项费用加起来接近1亿元。“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从短期来看，会带来一定的经济损失，但从长期来看，企业也得到了社会的信任，培养了与客户的感情，加深了客户对企业的忠诚度，从而提升了自己的持续竞争力。”刘永好算明白承担社会责任与企业经营发展的大账。这笔账算得好，算得精明。

刘永好宣称，“新希望新农村扶助基金”将在未来5年里，为我国贫困地区的100个行政村捐建100所新农技推广站、博爱卫生屋、阅读培训屋以及红十字会医疗站，以上设施的建设模式由新希望集团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统一规划设计，建成后将移交给中国红十字会或当地村镇。

此外还将在该基金打造的平台下，扩大每个养殖户的养殖规模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实现新希望农牧体系的目标：通过3到5年的努力，联系帮助100个村，通过组建养殖合作社和其他形式，帮助和带动约100万农民加入产业链体系，农民的纯收入要超过100亿，同时把新希望集团打造成“世界级农牧企业”，销售过500亿元。

许多川商都是从一穷二白，一张白纸似的起点上开始从掘第一桶金开始逐步走向致富之路，绘出绚丽的发展蓝图。细察四川商人们的发展轨迹，或多或少应了一句古语所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们本身有着勤学上进、高瞻远瞩的品性。在企业尚未创立或起步阶段，他们通过读书学习竭力“修身”，伴随着企业的成立和发展又使自身的素质不断提高，而在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也不忘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

6．维护尊严，面子伤不得

卢作孚，一个与晚清的红顶商人胡雪岩齐名的商业巨子，一个一手缔造了现代北碚的传奇人士，也是一个众多当代重庆人越来越模糊的名字。这位出身合川商贩家庭的川江船王，曾指挥民生公司的船队，在1938年的汉口上演中国版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卢作孚一生苦心经营的北碚城和民生公司，至今仍在影响着重庆人的生活。

卢作孚（1893～1952）是中国现代著名的爱国实业家，以创办经营民生实业公司和主持重庆北碚乡村建设著称于世，被毛泽东称为四个不能忘记的中国实业家之一。

卢作孚的光芒不仅盖过所有重庆商人，而且即便是20世纪的中国也罕有其匹。其事迹举其大端，亦可以令人叹为观止，建成了四川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组建了当时四川的煤矿——天府煤矿；创建了西南最大的纺织染厂——三峡织布厂；创立了中国唯一最大的民办科研机构——中国西部科学院；他对乡村自治及其建设的实验、北碚图书馆的建设、西部科学院和地质调查所的建立、创办中学、博物馆、动物园、公园、电影院、运动场、游泳池等，与各个领域堪称一时之选的人物，多有往来，处理周全，他对整个战时运输、生产、生活等万面的战略性贡献，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可谓居功至伟。其中关于民生公司职工培训及管理、包括其公司每周三的周会，请马寅初、郭沫若、茅盾、黄炙培、胡焕庸、左舜生、杨森、魏时珍、梁皋操、王道之等人的演讲，都是极好的企业文化建设之范例。

在抗日战争初期的危急关头，卢作孚指挥了被誉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的宜昌大撤退，率领民生公司船队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卓越贡献。1940年，日奉占领了中国东部的绝大部分领土，直逼武汉。企图将中国的抗日中坚和后务力量一举扼杀在长江北岸。卢作孚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毅然决然地亲率民生公司100多艘巨轮，顶着日军飞机不间歇的狂轰滥炸，穿棱于重庆与宜昌航线之间，创造了一个抢运物资和人员的奇迹，这次壮举被国际誉为“中国的敦克尔克大撤退”，为中华民族的持九抗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也让“民生精神”享誉海内外。而民生公司损失惨重，很多员工壮烈牺牲，蒋杰石不久特称卢作孚等人为“民族英雄”，并授予卢作孚先生一等功一等奖章，以袁彰他在抗日战争中的卓越贡献。所以说卢作孚是完全可以称得上英雄的。

作家陈祖芬曾在一篇题为《富翁》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卢作孚这三个字，一如川西的共生矿，丰富得令人惊喜，令人感动，令人感极而泣!”

这个人曾有这样的一句名言：“人生的快慰不是享受幸福，而是创造幸福，不在创造个人的幸福，供给个人欣赏，而在创造公众幸福，与公众一同享受。”他是继国父孙中山提出“现代化”的概念之后，明确提出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内容和途径的第一人。“以现代人文精神为特色的爱国主义和国家现代化的理想，是激励他生的精神力量和奋斗目标。”

只读过小学的他从事过教育，对教育热心而又有着独特的理解。直到今天，他的许多观点还是振聋发聩：“教育为救国不二之法门”，“将教育独立于政治之外”，“第一重要的建设事业是教育”“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的训练”，“人人皆有天赋之本能，即人人皆应有受教育之机会”，“教育的普及是要科学和艺术的教育普及，是要运用科学方法的技术和管理的教育普及，是要了解现代和了解国家整个建设办法的教育普及”，“学校之培育人才，不是培养他个人成功，而是培养他做社会运动，使社会成功”。

新中国成立初期，战火方熄，百廑待兴。由于业务量不足，民生公司的经营状况没有得到改善，反而由于各种费用的消耗和心司在国内外的债务还本与付息的压力而日见艰难。公司收支失衡，入不敷出，财务陷入困境，员工的工资发不出来，员工的情绪出现严重波动，公司局面非常不稳定，卢作孚为此忧虑重重。深感难以撑持。

1952年初，中央决定对民生公司特殊对待，在暂停对私营企业贷款的情况下，破例给民生套司贷款一千万元（日制人民币一千亿元），并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将此举措转告民生公司。西南军政委员会立即邀请民生公司某负责人谈话，转速了中央这一指示，并瞩他待卢作孚从北京回来后，马上转告，请卢作孚放心。遗憾的是该负责人却没有将这一情况告诉卢作孚。在卢作孚去世的前两天，北京又发电报来确认为民生公司解决经济困难贷款一事，仍然是这个自责人先得到这份电报，但并没有交给卢作孚，原因甚不可解（卢作孚去世后，该负责人解释说他忘记告诉卢作孚，并忘记把电报交给卢作孚）。事情至此具有了浓厚的悲剧色彩：一方面，在中央的关怀下，民生公司的难关本来可以安然渡过；而另一方面，卢作孚却根本不知道中央有这个决定，仍在为财务危机空前严重、从而可能引发公司更大的危机而忧心如焚。

这就是四川人，他们很能忍，甚至特能忍，但四川人又特别好面子。所以四川人特别爱说，“树怕剥皮，人怕伤心”，爱说“狗急了都要咬人”“老实人惹不得”。如果你看见四川人在大街上拳头相向，那很有可能是面子下不了台的缘故。而一个四川人要用死来维护尊严，这就足以说明尊严在其心中的重要性。

7．敢为天下先

有的人办事顾虑太多，畏缩不前，结果寸步难行，一事无成；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你必须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该干就干，该闯就闯，不要前怕狼后怕虎。

1992年9月18日，私立光亚小学在四川省都江堰市诞生，标志着中国源远流长的民间办学传统被阻断四十多年后得以香火重续，由此，带动了一个产业的兴起。

卿光亚，1956年生于重庆，1973年定居成都，做过专业小提琴手，后任电视编剧、导演，1992年辞去公职，创办了1949年后大陆第一家私立学校并任校长

对于自己的“敢为天下先”，卿光亚曾经解释说，其实是缘于两个原因：是身为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生的父亲在晚年有一个愿望，办庙或者办学校；二是他6岁的儿子该上学了，但是以前对教育并不关心的他发现学校太简陋，又不方便，每天要接送．更要命的是他考察一番后，发觉那种应试教育真的有问题。这两个原因加在起，于是一个自己来办学的想法就形成了。并且，他想按照自己的想法或者说梦想来教孩子。

当时，拉过小提琴、做过导演，并已经在省文化厅工作了11年，做了科长的卿光亚，为了他的民办学校的梦想，还是毅然地辞职下海了。别人不敢做，做了也很难做到的事，他却想去杀出条路子来。

卿光亚记得有个让他很感动的细节，当时在私人办学没有国家红头文件依据，教育行政部门不便表态的情况下，卿光亚因为父亲的关系，和自己从小与政府领导打交道的能力，成功地获得了成都市委个别主要领导的支持，甚至把绿灯开到这样的程度：“你去办，有任何问题往我这里推，推到我这里为止。”当他在选址的时候，遇见都江堰市当时的市委书记徐振汉。聊到投资办学的事时，没想到徐振汉很感兴趣地对他说：“就办在我们这儿吧！来我们这儿办啥都有，就还没有要办学的。”事情突然得到转机，学校很快拿到了“办学许可证”，中国自1949年解放后现代意义上第一所私立小学，一所独立校园、公开标价的私立学校——光亚学校——诞生了。学校有了，还要有学生。当时，私立学校对于公众还是个相当陌生的概念，能否招到学生。卿光亚心里也没有底。卿光亚在《四川日报》头版打的招生广告，是当时该报的总编姚志能亲自批准的。

卿光亚的广告打得特别好，今天看来是习以为常的私立学校，在那时，却不亚于惊世骇俗：第一是全日制学校，可以住校；第二是落实小平同志的“三个面向”（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四个现代化）；第三呢是外籍教师直接教学授课，三分之一的外教比例，这在全国中小学中也是绝无仅有的；第四是住校生可以24小时冷热水，相当于当时最贵的宾馆的生活；第五是教室配空调、钢琴。还有句挺煽情的广告词：“无论您在改革开放的战场上拼杀得多么辛苦，但您放心您的孩子在光亚学校学的是正规教育!”

结果成都人接纳新生事物的热情超出了卿光亚的想象。那年他们计划招100个，结果2000人来报名，当时招生点定在岷山饭店，结果岷山饭店被挤得无法正常营业，只好临时转到了旁边的盐道街小学。盐道街小学因此见证了那个美好壮观的历史现场，至今，卿光亚想来依然如坠梦里。最后他们招了150个，卿光亚的儿子自然成为光亚学校的第一个学生。

当然，其间也有一些波折，但作为中国第一个民办学校，光亚学校在中国教育界的意义是无法低估的。做过许多年电影导演的卿光亚在毫无办学经验、毫无可惜鉴的情况下，竟然就为中国整个的民办教育撕开了一个出口。

事实上，光亚学校的诞生在当时是一个惊动四方的大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源远流长的民间办学传统被阻断四十多年后得以重续，并且开启了新中国以来，民办学校的一个新的成功模式和办学概念。光亚的成功具有示范的效应，在光亚出现的第二年，各地的私立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1993年，四川也迎来了民办教育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潮，这年成都就有8所民办学校同时登台亮相。

卿光亚称四川盛产“妖怪”，常有奇思异想，而且敢想敢干。许多第一就出自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