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人走南闯北,可以说在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都能看到他们的足迹。在外面做生意的福建人信奉这样一条商业古训:和为贵。福商内部凝聚力强,一个企业就是一个大家庭,职工就是家庭一员,团结紧密,因此企业爆发力极强。在经营企业内部的人际关系时,福商所奉行的也是和为贵。在将企业向社会推介时,他们讲究的也是和气生财,所谓买卖不成仁义在,这次不行下次来。在福建商人眼里,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客户,相与一人得条路,得罪一人打堵墙,因此他们十分重视人际关系的营造,真正把“四海之内皆兄弟”当成了格言。
1。得道者多助
孟子说过:“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自古以来就是得人心者得天下。那如何才能得人心呢?那就是广结善缘,积累人脉。
闽南自古出商杰,正是缘于此道。
靠经营白花油起家的颜玉莹就是凭借人际关系而成功的。
说起来,他的白花油配方似乎是偶然而得,但其中曲折又不仅仅在于机缘巧合,而应归因于他善于打理人际关系,很得人缘。几乎每一个了解颜玉莹的人,都乐于相信他,成为他的朋友和伙伴。得道者多助,有了“人和”这个先天条件,颜玉莹的成功就很难说是偶然。与胡文虎相近,作为闽南漳州海澄人的颜玉莹的父亲也是一名中医,所不同的是颜玉莹出身于闽地老家,海边出生海边成长。按理说,行医养家有一技傍身,尚可安身立命。颜玉莹出生时家境尚且小康,但当时国家政局不稳,战乱频繁,民生困顿。颜父见在人口凋零的乡间靠行医谋生十分不易,便萌生了“过番”、“出洋”的念头,带着颜玉莹到新加坡另谋生路。到新加坡后,颜玉莹并没有继承父业去当中医,而是在一家“办馆”(注:为人办事的服务所)当小工。由于品格诚信,待人亲切,乐于结交朋友,并且勤劳节俭,因此颜玉莹在所处的环境中很得人缘,这给他从事商业无意之中带来了机会。打工储了一些钱后,颜玉莹就开始自己做些生意。自然一开始他是有什么就做什么,不怎么挑剔,既做“办馆”生意,又开设糖果厂,还给停泊在新加坡的远洋轮船的船员包伙食。颜玉莹天生爱交朋友,性格平易近人,开朗随和,待人接物,无分贵贱,一律以谦和亲切的态度对待,因此不久之后,他便和很多远洋轮船的船员都成了相识。当时一艘远洋轮船上有位随船的德国医生与颜玉莹产生了很深的交情。
德国的医学和我们所知道的一般西医学有所不同,一般西医学都较排斥中国传统的中草药学,而德国医学虽然也采纳一般西医学的疗法,但受中古医学理论影响较多,因而也很重视草药的重要性。这位随船的德国医生恰巧就是一位草药学家,由于他所在的轮船经常穿越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船员都易受暑热和炎阳侵扰,经常会中暑、生疟疾等流行病。为了解除船员们的病痛,这位医生经过多年研究,把若干草药配合起来制成了一种药油,对治疗一些轻微的中暑症候十分理想。但随即他也发现,这种药油更适合东方人的体质,用在西方人身上疗效并不那么显著,于是这位虔诚的基督徒就转而把这种药油用在治疗南洋百姓多发病上。
对颜玉莹而言,尽管他没有继承父业,但由于家学的渊源,他对于中医诊疗和药理毕竟有一定积累。正缘于此,在为远洋轮船员提供伙食期间,颜玉莹和这位德国医生常就医学交流意见,进而无所不谈,最终成为朋友。德国医生觉得颜玉莹不仅为人平和,而且也有一颗医者之心,便在自己离开南洋时,把药油的配方赠给了颜玉莹,希望他继续自己的志愿,帮助南洋百姓。这个配方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白花油。它的成份包括薄荷脑、樟脑、桉叶等。颜玉莹按照配方上的药材成份加以泡制,起初只是小量调制,赠予亲友使用,亲友们在使用后争说效果很好,鼓励他大量生产,并坚信这是一门赚钱的大生意。于是,颜玉莹在新加坡注册了白花油药厂。
白花油上市后虽然有了一定的商业基础,但与胡文虎的万金油相比,依然只是后生晚辈。于是颜玉莹想尽一切办法加大产品知名度。一次,颜玉莹发现香港仔避风塘有数百家艇户,便和那些接载客人去吃海鲜的艇户联络,愿意把白花油免费赠送他们,在艇身做广告则另付广告费。予是,凡是前去香港仔吃海鲜的人,都能看到白花油的广告,乘船晕浪时即可向艇家购得以减轻痛苦。
颜玉莹的另一招宣传办法则是借助粤剧界名人宣传白花油。当时凭着优秀的社交能力,颜玉莹已在香港建立了广泛的人际关系网,和很多名伶影星交上了朋友。他原本处事慷慨大方,来到香港后更是有意广交人缘,为此他把精心制作出来的白花油慨然赠给影星名伶,让他们试用。这样一来,依赖影星名伶的影响力,白花油的名声不胫而走。影星名伶手中都有白花油,都用白花油,香港社会的大批追量族、发烧友于是竞相效仿,很快便在社会上造成了影响。
不难想见,由于实力的关系,颜玉莹所采取的宣传办法难以与胡文虎相同。作为闽裔富商的胡文虎当然财大气粗,并且有着自己的集团媒体,所以其万金油广告不惜重金,铺天盖地。由于一开始实力就弱小得多,颜玉莹没那么多的钱和那么好的条件去展开广告攻势。他的优势就在于其广泛的人际关系网,于是他就巧妙地把人际关系网转化为了宣传网。这可以说是颜玉莹创业早期的取巧之道,直到后来生意做大了,他才改进宣传方式,投入重金,与万金油和二天油在广告上一较短长,这自然是后话。然而在当时,凭借着人际关系网的奥妙,颜玉莹也在宣传效果上展示了自己不凡的一面,而且人际关系网的妙处使他一生都受用不尽。
颜玉莹的成功经营方略在于他广积人脉,与人为善、尊重人、善待人,为人处事令人感到亲切可信,人们都乐于帮助他,给他宝贵的机会、忠告和建议。
2。肥水不流外人田
中国不少人的天性是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即使是乡邻、朋友、亲戚。但闽南人不同,他们在自己的圈子里团结一致,有强烈的共同繁荣愿望。这就是所谓的“肥水不流外人田”。
李远民是福建石狮一个普通的农民,养猪让他走上了致富路。1999年国庆节之际,李远民在去往农贸市场的路上,老远地发现不远处围着一大群人,挤进去一看,原来是两个村民捉到一头野猪,这家伙毛发坚硬,眼睛透着凶气。这稀罕的怪物,吊起了大家的胃口,很多人都竞相购买,起价就500元,过后竟以2000元成交。“50多公斤的野猪,竟比一头水牛还值钱!”李远民吃了一惊。
回家路上,李远民开始琢磨:能不能将野猪训练后进行改良,对养殖有一定研究的李远民分析,野猪贵就贵在“野”,如果猪种不正,就很难卖出好价钱,养野猪应该是一条很好的发财道路,别人一听李远民要养野猪,都笑她说,“从来都没有听说野猪也能养的,李远民你能养得活吗?”李运民不服气地说,“老虎都能养,野猪咋就不能养啦?人能养活,我李远民也能养活;别人不能养活,并不能说我李远民不能养活。”
要驯养野猪,就一定要找到正宗的种源。说干就干,李远民开始了艰难的“寻猪“历程。
一次,李远民听说江西省一农产在大山里抓到了几头野猪,他立即打电话与该农产联系,并千里迢迢跑到江西看野猪,最后花了3000元将两头40多公斤的野猪买了回来。但是,李远民带回家后不到3天,两头野猪便野性大发,越过两米高的围墙逃走了。但是李远民并没有放弃驯养野猪的想法。一年后,李远民终于从外地买回了4头还没断奶的小野猪。李远民无微不至地照顾小野猪,用纸箱装住小猪放在床边,小猪稍微有什么动静他就立即起来照料。再一年后,李远民将长成的4头野猪的其中两头卖给了广东老板,售价为2万元,净赚了1万多元。
初次尝到甜头的李远民决定扩大养殖规模,他想到了杂交繁殖野猪。于是,李远民又踏上了一条不断探索的艰难之路。
第一次,李远民找的是一头瘦肉型的长白猪做种,但配种后生出来的小猪毛色花白,虽然肉质鲜美但皮毛相差太远,别人不相信是野猪。而标准的幼野猪,毛色是棕色条纹,形状像西瓜皮,滑顺、柔软、泛着光亮。李远民这一次没有成功。此后,巴马香猪、环江香猪、钦州的黑猪、桂林的东山猪都被李远民拿来试验过,但生下的野猪不是皮毛不像,就是肉质不鲜。最后,李远民向县里的畜牧专家咨询,得知通过“借腹生子”的办法可以达到”两全其美”的效果,即找美国“杜洛克”母猪与野公猪配种,产下的母猪再与其他的野公猪配种。
李远民找到了广西水产畜牧所,毅然以1500元/头的价格买回了3头“杜洛克”母猪。但由于疾病的防疫工作没有做到家,不久,两头母猪就死了。唯一的一头”杜洛克’’母猪生出的猪仔,脸长嘴巴尖、蹄黑耳朵细,毛皮与天然的野猪幼仔没有两样,肉质也像正宗的野猪肉一样美。终于成功了,
过后,李远民大胆地从另一个养猪场以900元/头的价格购入38头“杜洛克”母猪、2头野公猪进行繁殖。到2001年日月,产出幼猪仔100多头,分两批卖出80头,价格为44元/公斤,收入3万多元。
李远民从一个养殖产到一个充满市场意识的野猪老板,也是和他“摸着石头过河”的艰辛探索和虚心学习分不开的。
俗话说,“稻田里盖猪圈——肥水不流外人田”可是他却把自己的猪送到别人的猪圈去,要肥一起肥,要富一起富。
为了使更多的农户掌握野猪养殖技术,走上共同致富的道路,李远民经常送技术上门,为农产跟踪服务,帮助农户销售野猪,解决销售难题。养殖户王某说,“李远民照顾我养的野猪比我自己还勤快,有时候我不在家他也来到我家猪栏里了解情况。他知道我们担心养野猪卖不出去,便把我们的野猪都包销了。”目前,仅李远民所在村驯养野猪的农户就有104户。
福商这种“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团队意识使得他们无论到哪,都可谓是战无不胜。这种团队意识,集体荣誉感也促进了福建的繁荣和发展。
3。官商合一,畅通无阻
政商两届犹如水与鱼的关系:有了水的滋养,鱼才能够自由游弋;水因为有了鱼的映衬,才多了一分清澈与活力。
“官商合一”是中国人首选的经商模式。政界与商界自古以来就是相辅相成,互相依赖。
台湾拆船大王王玉云就走了这样一条路线。
王玉云,祖籍福建晋江,最初由图书管理员到一名刑警队员。她有着强烈的正义感,他无法忍受自己与贪官同流合污,退出警界,从事商业。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和周密的分析能力,他很快便找到了快速致富的商机——拆船业,这是一条低成本淘金之路。
随着事业发展为大型企业集团之后,王玉云自然声名远播,以致海外一些船主的旧船要报废时都会想到王玉云,将船拖到他的拆船码头。由于王玉云和他的拆船公司的带动,高雄建立了全球最大的拆船中心,台湾也因此被称为“拆船王国”。
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除了应归功于王玉云对商业敏锐的洞察外,政治护航则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和一般的闽裔商人不一样,王玉云始终有着自己的政治抱负,一方面他觉得当官比做商人更能光宗耀祖,另一方面他又总想着实现自己心中的政治理想,在台湾政坛树立新风。他觉得亲身进入政治生活,不但不会影响自己的企业王国,反而会把企业引领上一个有力的特权跑道。所以,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当华荣铜铁工业公司成立,企业初具规模时,他便又开始向政界靠拢。
1957年,王玉云参加了高雄市议员选举。由于他为人急公好义、正义感强、待人和善,对社会上层人士善于运用交际手腕,对下层人民则富有同情心,所以他首次竞争便高票当选,成为高雄市议员。尽管是个商人,但王玉云对大是大非一点都不含糊,被人称为“实在议员”,群众基础特别好。1964年,王玉云以绝对高票当选高雄市“市议长”。1967年又被任命为高雄市国民党“党部副主任委员”。1972年,靠着自己良好的群众基础和国民党的支持,他以21万张选票的优势胜过对手,如愿以偿地当上高雄市长。
在高雄市长任期内,王玉云做得最多的就是拆迁旧房,重新规划市区。这是好事,但麻烦也不少。有人并不愿意离开旧居,市政府只得动用行政力量强制拆迁,由此引起了一些市民的不满。有人开始议论,王市长是拆船起家的,他以为高雄就是一条船,除了拆什么也不会。百姓中因而有人称王玉云为“拆迁市长”。但时间一长,王玉云的政绩便显示了出来,高雄市区呈现出崭新的面貌。七年内,王玉云一下令拆迁了2500多栋陈旧房屋,兴建了西子湾风景区、动物园和第六号公园,兴建了比台北国父纪念馆还大的中正文化中心,兴建了劳工中心与劳工公园,开辟了台湾第一条地下街。这一切都使高雄的面貌远远超过了台北,而“拆迁市长”也逐渐成为高雄人的骄傲。
在王玉云登上政坛的20世纪60至80年代,也恰是王氏企业全速发展和多元扩张的时期。从政期间,王玉云在政界积累了广泛的人脉资源,举凡商业、金融等行业的高层人物无一不识,这为他进军多元化格局尤其是进军金融业和高级娱乐场所提供了便利。尽管坚持正义和正直的性格使王玉云不致会给予自己的企业明显的优惠待遇,但优先待遇却一定会有,利用自己在政界的人脉资源,王氏企业能轻易地优先进入多个领域自不待言,而且在关键时刻总可以运用自己的影响力使王氏企业获得优先权。
20世纪80年代,王玉云的经营重点逐渐转移到金融业方面,包括中兴银行、中兴人寿保险公司、远富证券信托公司等相继成立运转,形成了中兴集团。1994年,他联合诚洲集团、长谷建设、高林实业及日、德、美等国银行,在高雄成立了资本额180亿台币,横跨银行、证券、期货和保险的中兴金融集团。他的个人资产净额此时便已达到130亿台币,名列台湾富豪榜第23位。
在台湾,虽然王玉云财富并不是最多,但他的名气比王永庆还大;虽然权力不是最大,但他的形象比连战还好。群众在对王玉云产生好感之余,也对他的企业产生了好感,而这则又意味着一种市场优先选择。不必打广告,王氏企业也能吸引来大批岛内的甚至漂洋过海而来的客户。很多国外高新技术企业之所以优先找王玉云合作,不仅仅是看中他的名气、他的经营才华,多半也是看中他打通了的上层渠道,明白合作一旦搞定,在实施项目时就可以很快落到实处。在一段时期内,王玉云在政商两界取得双丰收绝非偶然:一方面,政治上的成功使他的企业发展提速;另一方面,实力的增强也使他在政界很快得到人望。政治和商业是王玉云一生事业中最重要的两部分,而这两部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起到了相辅相成的作用。
王玉云由政入商、再由商人政,横跨政商两界,以政促商,以商促政,相辅相成,结果营造出一个庞大的企业王国,在台岛政坛上也风光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