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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审时度势顺势而为（第3页）

1981年的一天，许荣茂无意间走进了香港证券市场。看了会儿热闹后他忽然间意识到：香港是座梦幻之城，而股市是梦幻中的梦幻，它可以令你一夜赤贫，也可以使你一夜暴富，对于像自己这样目光敏锐却没什么身家的人来说，无疑是一条创富的捷径。凭着一股子冲劲儿，许荣茂一头扎入股市中，凭着自己敏锐的直觉去捞金。

不能不说许荣茂是有好运气的，一个初人股市、没有身家的人进得门来，偏能频频得手——当时香港经济正处于一个飞速成长期，股市行情大好，只要头脑聪敏，不难捞到钱。几年间，靠着买进卖出，许荣茂真正海捞了一票。接下来，他便顺理成章地当上了证券经纪人，不仅自己炒股也替别人炒，这是香港股民们的赚钱之道，自己有眼光，有经验，但资本不足，就利用别人的资本，赚到后抽取佣金，如此上升速度更快。如此这般，许荣茂的资产滚雪球般猛增，两年光景便翻了几十番，转眼间也从一个散户成为投资大户，开了一家金融公司。

许荣茂的性格属于那种机敏类型，而且藏而不露，善于收敛锋芒，更能看风头行事，把握自己在“冷”与“热”之间的投资尺度。他认识到，创业初期最怕的是折腾，当一个人的财富能有李嘉诚那么多，事业能像比尔盖茨那么大，想垮也不是很容易，而在创业起始阶段，资本少就难以经受几次大的冲击，所以在投资上一定要谨慎行事，局势不明时不能莽撞。话虽这么说，一个人要想完全掌握局势的发展方向也不太可能，因而他的对策就是掌握好“冷热”之间的尺度：在投资的低潮期，表面上看机会不多，但若认准目标入市，反而往往会大捞一笔；而在投资的高潮期，看上去机会多多，做什么赚什么，但投资过热有时会产生泡沫，市场的吞吐量太大反而使市场变得脆弱，此时就应谨慎行事，采取抑制态度，因为市场可能会在意外冲击下崩溃，使投资者来不及抽身。这就是市场的正反两面，是一种祸福相倚、可以相互转化的关系。有鉴于此，面对市场形势，许荣茂的表现一直是冷静和抑制的——当市场太沉寂时，他会预感到其中潜伏的爆发力；当市场太热时，他会反而觉得华而不实。这样的冷静也许使他失去过一些机会，但行商总如张网捞鱼，一网打尽的事是难以做到的。他从商20余年来很少蒙受过大的损失，这就不能不说明是他的高明处了。许荣茂的商法可以说是一种张弛相间、多赚少赔的商法。

由于在股市上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许荣茂在商界的地位在短期内直线上升，这使得他心中反而产生了一种不真实感，进而有所警惕。几年来股海操舟，许荣茂赚了不少钱，但也使他身心交疲。老实说，炒股的人日子真的不好过，虽不致于像欧·亨利描述的那样连自己已娶过老婆的事都忘了，但忘了吃饭、忘了睡觉却是经常的事，整天提心吊胆，始终像一只弓那样处于紧张状态，睡觉都要睁着眼，这种生活许荣茂体验得足够了。钱赚得再多也有累的时候，渐渐地许荣茂开始有了危机感，正如他当初所认识的那样，股市是个充满机遇的地方，但也是充满风险的地方，它能圆很多人的发财梦，也能把很多人的梦打碎。他觉得自己已经赚够了，不用再过这样紧张的生活，不用再承受不可知的风险，应该尽快转到实业上去。而当主意既定，就在股市上股指涨得牛气朝天之际，许荣茂却悄然抽身而退。这一退的结果，使他躲过了1987年香港股市的一场严重股灾。在那次股灾中，很多人倾家荡产，许荣茂却安然无损。激流勇退，这是许荣茂的明智，也是他的勇气。

随后许荣茂又根据市场需求先后投资纺织制衣业，转而又投资房地产业，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商业奇迹，令业界人士叹服。

许荣茂曾说：“我是学中医的，中医讲究冲淡平和，浮躁是做事业的大忌，一些人却屡犯这个大忌。”而许荣茂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效，是因为她遵循着这样的商业规则：一个是低潮入市，一个是滚动开发。低潮入市成本不高，升值空间大；滚动开发则可迅速回笼资金，开发新项目，哪怕只有一块钱，也能做十块钱的生意。

“低潮则进，高潮则缓”是许荣茂的基本市场策略，在创业初期尤为常用。从香港到内地，从海外到海内，许荣茂基本上没有脱离理性投资的观念，对市场发展形势和商机把握得极为准确，所以他的发展步伐显得平实而稳，在投资取舍上具有相当准确的预见性。

8。转移撤退，以退求进

兵家常言：“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同样适用于商场。瞬息万变的商场总会潜藏着重重机，是商家无法预料的。那么，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与风险，商家往往采取转移撤退的方略，以退求进。这样做至少可以保存实力，不必随风险的日益加大而陷于绝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退是为了更好的“进”。

闽裔商人郑周敏就是一个懂得转移撤退的智者。

郑周敏，籍贯闽南石狮，1930年出生于菲律宾，因少小家贫，早早就经历了许多闽南人海外谋生的艰难，10多岁就开始以打渔为生，从早到晚漂泊在水上，将捞到的鱼虾拿到集市上去卖，换一点钱养家糊口。后来又改行当小贩，也是一个仅能谋生的职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郑周敏到了马尼拉，由于年龄太小又没有专业技术，踏破铁鞋也找不到一份工作，不得已他只好再当小贩，在街边摆摊卖小商品。一次，他在卖东西时获悉纺纱厂十分需要绕纱用的纱管，于是四处询问收购废品的店铺及一些织布厂可否供应纱管。他的思路果然选对了，那些纺织厂用完了棉纱后，一个个的纱管成了废物，一般情况下当垃圾扔掉，如有收购破烂的小贩需要，也会很便宜卖给他。郑周敏与这些织布厂建立了稳定的纱管买卖关系，然后又向急需纱管的纺织厂签订供货合约。他以贱入贵出的办法，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赚到了10多万比索。

这一做法并不是长久之计，、一些纺纱厂发觉到纱管的来源后，也逐步自己直接与织布厂建立供纱及返还供纱管的关系。这样，郑周敏这种中介性的商人便处境艰难了，因为他的纱管本来就是从纺纱厂的废物堆里来的，而要与纺纱厂竞争是不可思议的事。关键时刻，郑周敏果断地决定放弃纱管生意，开起厂一家小型织布厂，利用自己在买卖纱管时建讧起来的客户关系，他的纺布厂业务获得了迅猛发展，不到10年先后办起6家工厂，很快成为菲律宾商界的知名人。20世纪70年代，郑周敏结识了菲律宾当时的民主派参议员阿基诺，并给予阿基诺一定支持，因此得罪了当时执政的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后来因菲律宾政局动荡，马科斯在全国实行军事管制，令当时的菲律宾经济严重下滑。此时在分析了政治和经济形势后，郑周敏感觉到非律宾形势不可能在短期内好转，便放弃了当时在菲律宾的一些陷于困境的工厂，将大部分资金转至台湾，到当经济正在腾飞的台湾开设亚洲信托公司，大规模地经营房地产和贸易。由于他准确把握了台湾经济上升的机遇，及时转移来台，从此业务平步青云，在台湾所取得的利润十倍于他在菲律宾遭到的损失。

进人20世纪80年代后期，菲律宾政局再变，阿基诺夫人开始执掌政权，郑周敏趁机折返菲律宾投资，在马尼拉湾投资180亿美元兴建亚洲世界城，当时堪称惊世之笔。郑周敏在中国台湾和菲律宾拥有大量的土地，旗下的亚洲世界国际集团分别在中国台湾、香港，菲律宾、美国、加拿大拥有农工商集团、亚洲与亚洲人集团、环亚集团、中美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美国加州银行、亚世分公司等公司数十家，世纪之交叉转向中国大陆内地投资，其个人财富已超过20亿美元。

影响市场经济的因素很多，风云变幻，凶险莫测，而作为敢斗风浪的商场闯海人，闽裔商人在经营中似乎能更准确地预见风险的来临，能更客观地认识到风险。而当面对经营风险时，他们的防范措施也更灵活多变．懂得运用缓冲、分散、规避、退出乃至正面挑战诸多娴熟方策，表现出处理风险的胆略和驾驭风险的才干。

许多情款况下，知难而退和坚持努力奋斗并不矛盾。成功学家希尔认为，如果一开始没有成功，再试一次，仍不成功就该放弃；愚蠢的坚持毫无益处。俗话说东方不亮西方亮，在生意场上，如果一种项目眼下没有成功的可能性，就不防索性放弃，另谋他途。

8。居安思危，力求发展

身处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无论你发展得多好，时刻都要做好准备，在稳健基础上力求进展，居安思危。福商的谦和沉稳的经商态度，给他企业发展壮大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因为“守业”需要的就是这种不急不躁、兢兢业业的精神。

福耀集团一路走来，从小到大，从亏到盈的路线上升式的发展，是归功于技术突破、销售网络呢，还是生产基地的扩大？归根结底还是在于这个企业的领导者具有居安思危、不断进取的创业精神和经营理念。正因为福耀的董事长曹德旺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才实现了技术的突破、销售网络的完善和生产基地的扩大。

1983年，38岁的曹德旺在家乡福清市高山镇承包了一家乡镇企业——高山异形玻璃厂，将主业迅速从大路货水表玻璃转向利润空间巨大的汽车玻璃。1987年，曹德旺联合多个股东集资627万元，成立了中外合资福耀玻璃有限公司，理顺了产权关系，并在1993年将福耀玻璃推上国内A股市场。至今，“两辆中国车就有一块福耀玻璃”的市场份额还在继续延续。可谁又知道，“福耀”的每一次跃进的背后都是曹德旺居安思危的不眠夜呢!

当时，PPG、加迪安、圣戈班、皮尔金顿等世界级竞争对手都瞄准了中国市场，而且圣戈班选择在长春和上海直接投资建厂，为当地汽车厂商提供配套。随后又与韩国汽车玻璃厂商合资，在上海成立一家年生产能力为150万套汽车玻璃的新公司，在国内也已经将北京现代、东风悦达起亚、神龙汽车、长安福特、东风汽车等作为发展的主要客户。这一影响“福耀”国内60％的市场占有率的事态初露端倪，曹德旺预知到如放任不管，事态的严峻性将不言而喻。防患于未然的曹德旺迅速出击，建立了上海福耀。

随后，曹德旺马不停蹄地又在重庆、长春布下生产基地，在北京的全资子公司电开始动工。曹德旺通过生产基地靠近汽车厂家的“追着汽车生产基地跑”的战略来应对国外世界级竞争对手的挑战。虽然东北、华北、西南、东南、东部布局已定，而且这样公司可以全面渗透汽车的设计、生产过程，但曹德旺认为福耀玻璃仍旧不能高枕无忧。

紧接着下一个预见性的“难题”又徘徊在曹德旺的头脑中。福耀仅靠地缘渗透是远远不够的，而外国汽车玻璃之所以贵还能卖出去，就是因为他们和汽车生产厂商有多年的合作默契，可以直接进入汽车的设计环节。长期以来，福耀公司所做的汽车玻璃，实际上只是汽车玻璃的后加工程序，而日本的Mazak推出一种Uvcut玻璃，正在通过和汽车生产厂商之间的关系加以推广。车子一旦装上了这种玻璃，更换的时候就不能用其他品牌的玻璃。这样很可能将福耀玻璃挤在市场外面。为此曹德旺下决心打通汽车玻璃生产的上游。2003年8月，福耀玻璃通过二级市场募集了5．6亿元的资金，正式启动总投资达20亿元的浮法玻璃生产项目，不但解决了生产玻璃的原料问题，也为福耀进入汽车设计行业的最高层——参与新车型的设计，打下子物质基础。

此外，对海内外客户，对上游原料、设备供应商，甚至对股票市场上不知姓名的散户，曹德旺都有一个原则，“要让人家有钱赚”。而对跟着自己奋斗了这么多年的员工，曹德旺却出了狠手：裁员1／4。现在福耀6000多名员工，已经有600多人离开了福耀，这个数字最终将超过1500人。面对这个数字，曹德旺的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福耀不断地居安思危，创新发展，终于开创了如今这样一个太好局面。重庆公司投产福耀已经形成年产夹层玻璃390万片、整车钢化玻璃220万套的生产能力，在行业内已处于遥遥领先的位置。

随着企业全球化竞争的日益激烈，居安思危是任何一个企业立足市场的一个重要经营素质。通常情况下，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会在经营状况良好的时候居安思危，清醒地意识到企业面临的机会与挑战，并及早动手“防患于未然”，从而掌握竞争的主动权，而不是把命运寄托在优惠的政策，人际关系、地方保护等方面。

“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正是这个道理。一旦江山打下，有入就会盲目乐观，急于享受，从而放松了警惕，等到大难降临，才如梦初醒，到那时再想行动则为时已晚。因此，要想留下财富，忧患意识不可丢，一定要居安思危。

9。转危为安，化险为夷

俗语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要想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商场站稳脚跟，关键时刻就要懂得变化，适应变化，随环境变化而变化，适时调整经营战略略，转危为安。

万金油大王胡文虎之女胡仙就可以说是懂得随机应变、应付危机的高人。

胡仙在继承父业后，历尽艰难对星岛报业进行整顿，终于使得星岛报业立稳脚跟，这时的胡仙开始考虑怎样扩大经营。有一次在旧金山的大街上，一位华人得知胡仙来自香港，很热切地问她：“香港现在怎么样？香港的未来会怎么样？”这件事给胡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想，世界上有几千万海外华人，身处异国的他们平时最渴望知道的就是祖国的消息，而当时中国大陆媒体尚未开辟海外业务，致使华人无从了解祖国。而香港地近中国大陆，香港媒体完全可以承担这一任务，满足海外华人的阅读需求。于是，胡仙立即对全球华人的分布情况进行了解、调查，然后决定出版《星岛日报》海外版。

她选择了海外华人较为集中的城市，如纽约、旧金山、多伦多、温哥华、悉尼、伦敦、阿姆斯特丹、惠灵顿等城市进行发行。很快地，《星岛日报》就遍布世界各地。在海外版的发行过程中，胡仙又发现这些久居海外的华人尽管关心香港和内地的命运，但中文水平较低，于是她又将报纸的重要文章和版面以双语刊出。

为了能与时俱进地及时报道香港及内地的消息，胡仙投人巨资建立了卫星传输系统，并在世界各地建立印刷厂，从而保证《星岛日报》的内容能同步传送到各地，做到当天印刷，当天发行。而每一地的地方性新闻版，则由当地的采编人员完成，广告业务也由当地工作人员完成，这种同各事业部一致的承包制的实行，使《星岛日报》在全球均获得成功。“星岛”是新加坡的别称，“星岛”二字本来具有地方陛，设立分支机构而不更换报名，既保持统一整体性且兼具地方性，这就是《星岛日报》的成功之处。在全球报界，曾有多家报纸对星岛报业这一管理模式进行过类似尝试，但均以失败告终，惟有《星岛日报》以同一报名在全球发行并获得成功。这固然要归因于《星岛日报》在全球各地都有可争取的读者群，也就是华人社会，但胡仙顺应时变的办报才能在其中更是功不可没。为此，《星岛日报》被全球同行公认为第一份真正的国际性报章，而胡仙也在1998年被美国俄亥俄大学新闻学院授予“卡尔·范·安达奖”，成为获得该奖项的第一位非美籍人士。

自海外版发行以来，《星岛日报》迎来了其全盛时期，成为香港一百多家报纸中影响最大的重量级报纸。1972年，“星岛”报业上市，成为在香港第一个上市的报业集团。股票由每股2元升至每股6元，大受追捧，最高峰时期曾创下每股20元的高价。至20世纪80年代，星岛报业集团的年利润破亿元大关，是香港最赚钱的报纸。再精明的商人也有判断失误的时候，但可以及时修正自己的失误，也属难能可贵。并非神人的胡家女也曾有过经营体制的失误，但她及时地补救了过来。事情起因于1984年的中英谈判，胡仙对香港的前途产生疑虑，便暗暗撤资到澳大利亚，最后竟将星岛报业集团的总部也迁到了澳大利亚。《星岛日报》的根基在香港，它最大的读者群也在香港，失去了香港，《星岛日报》也就如鱼儿失水，再也鲜活不起来了。而胡仙的根基在报业，她最得心应手的也是报业，失去了报业，胡仙那段日子也就显得很落寞、很失意，一时间找不到了人生与事业的坐标。这时她开始认真地思考：香港回归大陆，结果难道真的会像外人说的那样糟糕吗？一位来自上海的朋友指点了她，使她明白自己的失误原是由于不了解祖国大陆的现状所致。按照这位朋友的说法，当时的中国已经开始大力发展经济，并将逐步实行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收回香港后不但不会搞港人所担心的所谓贫富均等的共产与革命，也不会实行公有化，香港社会基本上不会有明显变化。中央政府对像胡仙这样有声望的实业家更会予以支持和保护，因为香港的繁荣稳定也是中央政府的希望，中国只会更加开明，更加民主，更加快速、深入地融人国际社会。

入情入理的分析，使原本将信将疑的胡仙豁然开朗，她立即乘港商仍处撤资状态时重新杀回香港，重振《星岛日报》，很快便收复了失地。1985年底，她与恰胜太平洋集团联手，以6．3亿港元购入广东道太阳广场地盘。作为撤资潮中醒悟较早的人，她赶上了向香港注资的最佳时机。太阳广场的地皮买得极为便宜，一年后转售给华侨，她本人和星岛集团各获利1．174亿港元。1986年，她与“恰胜”再度联手，成立了基业实业，准备翻新后待价而沽。然而次年全球性股灾爆发，怡胜太平洋母公司受到债权银行追款，胡仙和“恰胜”只好将基业股权出让——但尽管出此意外，胡仙仍然赚了2900万。两个月后她再次出击，通过星岛集团以1．4亿港元购人深水湾香港道Deepciene住宅物业，几天后即以1．78亿港元出售，又赚了3800万。4年之内，胡仙在香港地产界屡屡得手，净赚了3亿多港元。

身为闽商家女，胡仙一生从商，经营路上风险不断，危机重重，每一次看起来岌岌可危，每一次又都转危为安。即使是险象环生，胡仙仍然挽狂澜子既倒，揽大厦之倾，体现了一股拼搏之气和求变精神，伤得筋骨，伤不了元气，这其实正是随机应变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