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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化科技长廊（第3页）

15世纪是欧洲文化发展极为重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德国人古腾堡发明铅活字印刷术，对拉丁字母形体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原来一些连写的字母被印刷活字解开了，开创了拉丁字母的新风格。同时这一时期正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技术与文化的发展、繁荣迅速推动了拉丁字母体系的发展与完善，流传下来的罗马大写字体和卡罗琳小写字体通过意大利等国家的修改设计，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卡罗琳小写字体经过不断的改进，在这时得到了宽和圆的形体，它活泼的线条与罗马大写字体娴静的形体之间的矛盾得到了完美的统一。这一时期是字体风格创造最为繁盛的时期。

18世纪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以后，新兴资产阶级提倡希腊古典艺术和文艺复兴艺术，产生了古典主义的艺术风格。工整笔直的线条代替了圆弧形的字脚，法国的这种审美观点影响了整个欧洲。法国最著名的字体是迪多的同名字体，更加强调粗细线条的强烈对比、朴素、冷严但又不失机灵可亲。迪多的这种艺术风格符合了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是有现实意义的。在意大利，享有“印刷者之王”和“王之印刷者”称号的波多尼的同名字体和迪多同样有强烈的粗细线条对比，但在易读性与和谐上达到了更高的造诣，因此今天仍被各国重视和广泛地应用着。它和加拉蒙、卡思龙都是属于拉丁字母中最著名的字体。

意大利语包括拉丁语、意大利半岛其它地区的语言以及从拉丁语派生出罗曼语。在罗曼语中，最重要的是法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和罗马尼亚语。

拉丁字母继承并发展了希腊字母形体上的优点：简单、匀称、美观，便于阅读和连写。由于拉丁字母本身的优点，法国、西班牙、葡萄牙人继承了它，形成了“拉丁文民族”。

《圣经》是拉丁文字写的，由于基督教的传播和殖民扩张，现在整个西欧、美洲、澳洲及非洲的大部分地区都使用了拉丁字母。

拉丁文与拉丁语是古代世界上的国际文字和语言。拉丁语还是现代医药科学和生物学的重要工具语。医学界以正规的拉丁处方进行国际交流，中国1963年、1977年、1985年版的《药典》所载药物（含中草药及其制品）都注明了拉丁药名。现在世界上使用拉丁语的约4亿人，世界语字母也是参照拉丁字母制订的。

在21世纪的今天，这一古老的文字与语言仍然显示出它特有的生命力和价值。可见古代的罗马字母的历史价值。

拉丁散文泰斗西塞罗

西塞罗（前106-前43）是古罗马最著名的政治家、演说家、散文家和拉丁语言大师。他的作品具备了罗马文学的所有优点，是罗马散文的典范。甚至他的政敌、散文造诣颇高的恺撒对他的文章风格也佩服之至。老普林尼则称他是“演说家和拉丁文学之父”。他的演说辞铿锵有力，他的论文通畅明顺，善于运用辞藻，尤其是他的《三论》（即《论老年》、《论友谊》、《论责任》），明畅华丽，晶莹澄澈，犹如西方文学宝库中三颗璀璨的明珠。可以说，他的作品达到了古罗马散文的顶峰，正如一位史学家所说的那样，西塞罗相当鲜明地体现了他那个时代的坚定开阔精神。博大精深、兼收并蓄固然是他作为“拉丁散文泰斗”的看家本领，但在此之外，他还有清逸袒露、亲切近人的一面，为罗马人自封为民族天职的统治世界的抱负，注入人道主义的情怀。因此，他对近代西方文明所产生的广泛影响，非仅在于他的文章精妙古今独步，还在于他对人性、民主、开明、共和等观念的启迪。

西塞罗出生于罗马东南部阿尔彼隆的一个骑士家庭，自幼受到当时罗马最好的教育。后来到希腊学习两年，除了在雅典遍访名师之外，他还像恺撒那样前往小亚细亚和罗德岛等地，继续研究演说技巧，并求教于著名的修辞学家莫隆，开始形成自己的演说风格。苏拉死后，西塞罗回到罗马，开始活跃于政治舞台上。他凭借自己的努力，靠着自己的演说才能，逐渐赢得了贵族的赞赏和普通民众的支持，成为当时最为出色的演说家。公元前63年，西塞罗当选为执政官。任职期间他揭露了喀提林的阴谋，获得了“国父”的称号，达到其政治生涯的顶点。恺撒被刺后，西塞罗站在屋大维和元老院一边，继续发表演说，激烈抨击安东尼。屋大维和安东尼和解后，西塞罗成为第一批受迫害的牺牲品，于公元前43年12月遭安东尼杀害。

作为一个政治家，西塞罗无疑是缺少远见的，但作为一个演说家和散文作家，西塞罗却留下了大量的散文体著作、演说词、书信等，成为古罗马文学的光辉遗产。西塞罗充分吸收了希腊文化成就，结合自己演说的需要，形成了自己“讲究细心加工与自然流畅的结合，行文结构匀称，词汇优美，句法严谨，音韵铿锵”的独特风格。他的文体因此被誉为“西塞罗文体”，代表了罗马文学的最高水平，被后世奉为拉丁文学的典范。他能将讽刺、比喻、比较等，用非常简练、明快、优美、动人的词汇巧妙地组合起来，使自己的演说铿锵紧凑，犹如高山流水，欢畅清澈，雄壮有力。因此，每当他出现在罗马的法庭、元老院，公共场所进行演说时，总能获得听众的欢呼。他对听众热情友好，对政敌攻击尖刻粗鲁，用的都是轻快而流畅的语言，形式虽不免流于矫揉，但对于激发听众的情绪显然十分有效。他认为演说主要是打动听众的感情，而不是诉诸理性判断，因此他就不惜歪曲甚至捏造事实。他的演说风格被后世一些作家奉为典范。也正是由于西塞罗将演说这种文体发展到了完善的地步，因此对拉丁散文和拉丁语言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西塞罗传世散文作品主要是演说词和书信，数量之多堪称所有拉丁作家之最。他遗下的书信有900封，其中主要有《致阿提库斯书》16卷，反映了共和国晚期的社会政治生活，描绘了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风格接近口语。他的演说词现存58篇，一部分是法庭演说，另一个部分是政治演说。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控告维勒斯辞》、《控告喀提林辞》等。此外，还有哲学著作《论神的本性》、《论善与恶的定义》以及政治理论著作《论国家》、《论法律》等20篇。西塞罗的文章博大精深、清逸豁达，文体通畅、亲切近人，有“拉丁文典范”之称。他无愧于“拉丁文的奠基人和泰斗”的美誉。

罗马修辞学家昆体良在其权威著作《修辞学》中也曾经说：“总而言之，在散文文学的各种体裁中，正是我们的公共演说家们取得了可与希腊人相比的成就，我可断言西塞罗绝不低于他们中的任何人。我完全知道这种说法可能引起那些崇拜希腊的人的非议，但我仍然认为德莫斯提尼和西塞罗相比，在许多方面都可以说旗鼓相当，尽管他们的文风迥异不同。至于说道机智诙谐和引入同情……那么我们的大师显然更具优势。当然，希腊人也有一个我没法与之相比的条件：他们走在前面，他们拜之为老师，因此，正是他们引导了西塞罗达到可与他们比肩的境界。西塞罗真是这样一位全心全意仿效希腊成果的人。在我看来，他成功地聚集了希腊前辈大师的优点，在

他身上同时具有德莫斯提尼的力量、柏拉图的丰富和伊索克拉底的完美。但他不是仅仅靠细心学习达到这一点，他的绝大部分甚至全部优点都出自他本人，出自他涌泉般无穷无尽的超人的天才。因此，表面上他承受恩赐的东西，实际上确是他凭力量取得的；在法庭上，法官们是为西塞罗的言语所左右，但他们却心悦诚服，自以为是根据自己的意愿而作决定，毫不觉察他们其实是受他指使”。

朗吉努斯在其美学著作《论崇高》中对西塞罗的风格也做了非常恰当的评述，他说：“德莫斯提尼的崇高风格在于其峻峭挺拔，孤峰独立，而西塞罗的优点则是其蔓延扩伸，有如燎原之火，无往不克，喷薄腾跃于整个田野。这是从他自身迸发出来的火焰，丰富而从不衰竭，可以随其意愿时在此处，时在彼处扩散蔓延，而且只要燃料在手，可以不时死灰复燃，犹如野火之常现”。

西塞罗不愧为西欧文化史上一位语言巨匠。其作品不仅在意大利影响深远，而且在英法等国也广为流传，出现了不少信仰者和爱好者。如15世纪英国人文主义者约翰·弗利的图书馆里就经常挤满了许多西塞罗著作的忠实读者。

老普林尼和《自然史》

罗马科学以综合见长，这一特点从著名科学家老普林尼（约23-79）身上得到了最为集中的体现。普林尼学识渊博，思想敏锐，他以其坚强的性格使自己成为古代罗马的楷模。

普林尼出生于意大利北部科莫的一个骑士贵族家庭。少年时曾求学于罗马，完成学业后便从政为官，终身为仕途忙碌。在日耳曼行省任骑兵长官期间，普林尼与罗马皇帝提图斯过从甚密，交谊甚笃，及至提图斯之父韦斯帕芗当政之时，普林尼擢升更快，先后出任西班牙、高卢、北非等地的财政督察官和驻麦散那的海军舰队司令等要职。

普林尼一生手不释卷，学习刻苦，分秒必争，并随时记下他认为有价值的资料。即使是在后来公务繁忙的政坛生涯中，他也几乎将自己全部的空余时间用于学习之上，因公旅行在外，他也总是命令随行的奴隶在身旁以书册写版侍候，甚至在就餐时也要吩咐奴隶给他读书，自己则边听边做摘要，有时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

他去世后，留下的笔记多达160卷，而他生前所写成的著作就有7部近百卷之多，其中以《自然史》最著名，并被完整流传至今，被誉为是古代知识最为渊博的科技著作。其余6部已经散失，仅存片段。

在《自然史》的前言中，普林尼强调这本书是献给提图斯的，而他写这本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研究“事物的本质”，以便为现实生活和生产提供借鉴和服务。全书记载的各种事物多达近2万种，其内容34707个条目按学科可以归纳为8大部分。由此可见，由于罗马在当时已经汇集了希腊与东方文明长期发展的成果，其自然科学知识已经较为丰富和全面。

在写作《自然史》的过程中，普林尼参考引用的古代文献多达2000种，提到的罗马作家有146位，非罗马作家327位，其中参考较多的主要学者就达百人以上。尽管普林尼本人在学术研究中没有什么新的创见，但在自然科学不受重视的古代，他能够倾全力收集、整理和挖掘出当时一般人忽视或轻视的这一领域内的知识材料，为后世保存了大量濒临散失的古代科学资料，使许多古代的科学知识得以保存下来，为我们研究古代的自然科学知识和了解古代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提供了珍贵的依据，特别是在他所参照的绝大多数著述都已失传的情况下，普林尼的记载就显得尤为珍贵。

在《自然史》中，普林尼对于自然界与人类关系极为密切的事物倾注了更多的笔墨，其考察也较为精细，而对纯理论方面的问题则探究不多。如在第2卷中，普林尼就罗马人普遍关心的地震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观察。它不仅记载了历史上发生的较大的地震，而且还谈到了地震的前兆、原因、后果及防护措施等，尽管多无条理，但毕竟给后人留下了不少真知灼见和实践经验。在农业方面，普林尼不仅关心各种粮食作物的生产问题，而且也关心葡萄和橄榄的种植技术问题。此外，他还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当时农业生产中出现的某些先进生产工具，如长期以来学者们都怀疑关于装有两把收割刀的牛拉谷物收割机记载的可靠性。

1958年，在比利时南部发现的一幅公元2世纪的浮雕就说明了这种怀疑是没有根据的。在后7卷中，普林尼还记载了大量化学反应过程和处方，记述了古代提炼黄金的方法，是欧洲历史上第一部论述化学反应的科学著作。所有这些在别的资料中都是无法找到的。普林尼还创造了许多新的术语和名词，并从希腊语和其他语言中借用许多词，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拉丁语的词汇。这对于尔后拉丁文发展成为欧洲学术界通用的语言无疑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对于中国人来说，普林尼最有意义的记载莫过于他在《自然史》第6卷中对于有关赛里斯国（中国）的记述了。他提到了中国对于罗马人来说最为重要的宝物--丝，将中国称之为“丝之国”。至于他认为中国的丝是一种树上结的绒，这是一个可以原谅的错误，因为他是将丝蚕和它必需的食物来源桑树混在一起了。此外，他还提到中国出产的钢很硬，质地很好。

应该承认，如果用现代的眼光衡量，普林尼的《自然史》的确还存在一些明显的缺点，这主要是因为他在复述前人的观点时往往缺乏应有的批判态度，从而导致各种观点不论正确或荒谬一概得到反映。1492年，意大利学者尼科洛·列奥尼契诺出版《关于普林尼的错误》一书，对《自然史》的权威性首次提出质疑。17世纪以后，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普林尼著作中的错误被进一步揭露。即使如此，这部被普林尼誉为“像自然本身一样丰富多彩”的书，历经中世纪的浩劫而始终流传，哥伦布在进行第一次航海旅行前，读完了这部读物，得益甚多。文艺复兴时期该书更是成为了古典传统在科学技术方面的代表读物，流传下来的近200份该书的古代抄本就充分说明了他的传播和受重视的程度。它对于我们研究古代自然科学、历史和语言具有极高的价值，对近代欧洲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许多重要著作中曾经多次引用《自然史》的材料，并给予普林尼以很高的评价。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中甚至称赞他是“罗马的百科全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