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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王朝 传奇时代风云变幻(第2页)

一天,和尚们故意在吃完饭以后才敲响钟,等吕蒙正赶到时,看到的是和尚们吃完后的残羹剩菜。这就是俗语“饭后钟”的来历。这样的屈辱任谁都会难以忍受,吕蒙正因这一刺激而更加勤奋好学,于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考中进士,成为了北宋第一位状元。他成名后也曾来到旧时的寺庙,寺里的和尚以为他会打击报复,但吕蒙正胸襟宽阔,并没有以怨报怨,而是厚赠和尚们许多礼物;以报答借住之恩,和尚们见此情景颇多愧叹。

吕蒙正中状元后,平步青云,没过几年就任参知政事,进入二府执政。少年得志自然有人看不惯,一次上朝之时,有人在政事堂的帘后说“这个人也配做参知政事?”吕蒙正假装没有听到,若无其事地走了过去。但和他一起走的人都很生气,想去查清楚到底是谁说的,理论一番。吕蒙正却阻止了友人,他说:“如果知道是谁说的,我肯定会生气,他也会惴惴不安,双方都会心存芥蒂,所以还不如不知道他的姓名为好。”这件事在朝廷上传开后,吕蒙正的威望不降反增。

吕蒙正很重视一个人的名声,只要有很多人称赞某人,他便会把那个人当人才来看。当朝廷需要人时,吕蒙正便常能在他的“人才库”中找到适当的人。“公为相,文武百官各称其职”,应该是吕蒙正对宋皇朝早期政治上的最大贡献了。

吕蒙正对人才的判断也相当客观及公正,绝不徇私。当他年老退隐养病时,宋真宗特别去探望他,并问道:“你的儿子中有谁可以重用的?”真宗很肯定吕蒙正对朝廷的贡献,想提拔他的儿子以作报答,可是吕蒙正却回答说:“臣诸子皆豚犬,不足用,但有个侄儿叫夷简的,现在任颖州推官,是真正宰相人才。”真宗后来真的重用吕夷简,也使这位才德兼优的青年人发挥了特长。另外北宋前期最出色的外交天才富弼,也是当年吕蒙正特别拔擢的人才。

吕端

吕端(935~1000),字易直,幽州安次(今属河北)人。后晋时以父荫补官;入宋后,历知成都府、蔡州,升为枢密直学士。太宗至道元年(995),继吕蒙正为相。吕端为相前,太宗曾询问众臣,有人对太宗说:“吕端为人糊涂,不宜为相。”太宗笑说:“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仍然任命他为宰相。

晚年的太宗,因为高梁河之战的箭伤困扰,不得不认真考虑起继承人的问题。太宗长子元佐自幼聪明机警,深得太宗喜爱。本来太宗逼死太祖之子德昭、德芳,迫害弟弟廷美都可以说是为了给元佐即位创造条件,但元佐并不领情,屡次维护叔叔赵廷美,最后竟因为赵廷美的死而悲愤成疾,以至发狂。

元佐发狂后,太宗的次子元僖又中毒而死,太宗听从寇准的意见立三子元侃为皇太子,改名为恒,即日后的宋真宗。而宫内李皇后、内侍王继恩对此并不满意。为了维护太子,太宗特意挑选了吕端为相,就是看重了吕端可以保护太子。

吕端自赵恒被立为太子后,每日询问太子起居,兢兢业业,果然不负太宗所托。至道三年(997)三月,太宗病笃之时,李皇后串通王继恩,想绕开赵恒,立疯癫的元佐为帝,以图把握朝政。

李皇后为了争取宰相的支持,召吕端进宫。吕端知道有变,将前来传召的王继恩锁在屋里,命人看守,之后才进宫。

李皇后特意问吕端:“如今太宗已死,立嗣宜长是常理,你看现在怎么办?”

吕端正色道:“先帝立太子正是为了今天,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如有异议就是违背先帝。”驳回了李皇后的话,坚持派人找来赵恒即位。

真宗即位之时,垂帘召见群臣。吕端还不放心,又上前掀开帘子看到确实是赵恒本人才放下心来,率领群臣叩拜。

因为吕端的“大事不糊涂”,真宗才能顺利即位,因此吕端一直受到真宗的敬重。

王旦

北宋皇朝到了第三代的宋真宗,政治发展最主要的目标是力求在稳定中成长,因此这一阶段的领导者最好是稳扎稳打的人才,王旦正是最适当的人选。王旦担任宰相长达十一年,由于做事力求稳定,早年的表现并不杰出,晋升的也很慢,直到李沆接任吕端为宰相时,他才升为参政。不过早在太宗时代的宰相李防便曾对人表示:“王旦这个人,日后必可以成为太平宰相。”真宗在即位不久后也曾表示:“为朕致太平者,必定是这个人。”

王旦(957~1017)的父亲王祜,为宋太祖、太宗两朝名臣,王旦自幼家学渊源,显得沉稳静默,王祜十分喜欢自己的儿子,认为他可以位至公相。王旦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中进士,开始了自己的仕途。

咸平四年(1001),王旦升任宰执。当时寇准也在真宗左右,寇准心高气傲,对王旦位居自己之上很不服气,因此有时在真宗面前对王旦的言行有所诋毁。一次,王旦主持的中书省向寇准主持的枢密院送去一份文件,写作上违反了规格,寇准马上将此事汇报真宗,使王旦因此受到责备,连具体承办这项工作的人也受到处分。事隔不到一个月,枢密院有文件送往中书省,没想到也违背了格式,收到公文的人想这下可以报复了,很高兴地把这份文件送交王旦,但王旦不仅未告发寇准,而且把文件退还给枢密院,请他们主动改正,寇准由此改变了对王旦的看法。

对于寇准的攻击,王旦也从不介怀,反而因为欣赏寇准的才干而一直在真宗面前维护他。真宗对王旦的大度很惊讶,在一次私下交谈时问道:“你经常说寇准的好话,寇准却一再说你的短处,你怎么能一直这样做呢?”

王旦笑答:“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臣为相多年,缺失一定很多,但因位高权重,普通大臣都不敢说出来。寇准能够指出我的不足之处,更可见他的忠贞率直,这也是臣看重他的原因。有这样的臣子,是国家的福气。”

真宗听了大笑道:“人们常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我看说的就是你了。”

真宗曾语重心长地对寇准说:“你能有今天,都是王旦推荐你的缘故啊!”寇准因此而深感愧疚,对王旦更加欣服。

王旦的确是“肚里可撑船”的宰相,他从不作无谓争执,注重做人技巧,并且能分辨人才,是一个相当称职的太平宰相。

步入盛世

宋太宗驾崩后,李皇后和宦官王继恩等企图立元佐为帝。幸亏宰相吕端处置得当,赵恒才顺利即位,庙号真宗。宋朝也开始进入全盛时期。

1.澶渊之盟

宋朝被辽朝欺侮无能,多次被进犯边境。到宋太宗的儿子宋真宗赵恒即位后,原准备拜毕士安为相,问毕士安还有谁可以和他同时出任相职。毕士安表示:“寇准忠义双全,善断大事,非臣所及也。”真宗说:“我听说寇准个性过刚,喜欢意气用事。”毕士安却说:“寇准为国而忘身,秉正而嫉邪,所以一般朝臣都不喜欢他。但是今天边疆威胁日重,最需要像寇准这种人才,才能卫护国家的安全。”

寇准在宋太宗时期担任过副宰相等重要官职,他的正直敢谏是出了名的。有一次,寇准上朝奏事,触犯了宋太宗。宋太宗听不下去,怒气冲冲站起来想回到内宫去。寇准却拉住太宗的袍子不让走,一定请太宗坐下听完他的话。宋太宗拿他没有办法,后来还称赞他说:“我有寇准,就像唐太宗有魏征一样。”但是正因为他为人正直,得罪了一些权贵,后来被排挤出朝廷,到地方去做知州。这一回,宋真宗看到边境形势紧急,才接受大臣的推荐,把寇准召回京城。

公元1004年,辽朝萧太后、辽圣宗亲自率领二十万大军南下,前锋已经到了澶州。告急文书像雪片一样飞到朝廷。寇准劝真宗带兵亲征,他认为只要真宗亲自带兵出征,鼓舞士气,一定能打退辽兵。并且说,如果放弃东京南逃,人心动摇,敌人就会乘虚而入,国家就保不住了。宋真宗听了寇准一番话,也壮了胆,决定亲自率兵出征,由寇准随同指挥。

大队人马刚刚到韦城,听到南下辽军兵势强大,一些随从大臣吓坏了,趁寇准不在的时候,又在真宗身边唠叨,劝真宗暂时退兵,避一避风头。宋真宗本来就不坚决,一听这些意见,就动摇起来,又召见寇准。宋真宗对寇准说:“大家都说往南方跑好,你看呢?”寇准严肃地说:“主张南逃的都是懦弱无知的人。现在敌人迫近,人心动荡。我们只能前进一尺,不可后退一寸。如果前进,河北各军士气百倍;如果回兵几步,那么全军瓦解,敌人紧紧追赶。陛下想到金陵也去不成了。”宋真宗听寇准说得义正辞严,无话可说,但是心里还是七上八下,拿不定主意。寇准走出行营,正好碰到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寇准冲着高琼说:“你受国家栽培,该怎么报答?”高琼说:“我愿以一死报国。”寇准就带着高琼又进了行营,重新把自己的意见向宋真宗说了一遍,并且说:“陛下如果认为我的话不对,请问问高琼。”高琼在旁边接着说:“宰相说的话是对的。禁军将士家属在东京,都不愿南逃。只要陛下亲征澶州,我们决心死战,击败辽兵不在话下。”宋真宗还没开口,寇准紧接着又逼了一句说:“机不可失,请陛下立刻动身!”在寇准、高琼和将士们的催促下,宋真宗才决定动身到澶州去。

这时候,辽军已经三面围住了澶州。宋军在要害的地方设下弩箭。辽军主将萧达览带了几个骑兵视察地形,正好进入宋军伏弩阵地,弩箭齐发,萧达览中箭丧了命。辽军主将一死,萧太后又痛惜又害怕。她又听说宋真宗亲自率兵抵抗,觉得宋朝不好欺负,就有心讲和了。

澶州城横跨黄河两岸。宋真宗在寇准、高琼等文武大臣的护卫下,渡过黄河,到了澶州北城。这时候,各路宋军也已经集中到澶州,将士们看到宋真宗的黄龙大旗,士气高涨,欢声雷动。萧太后派使者到了宋朝行营议和,要宋朝割让土地。宋真宗听到辽朝肯议和,正合他的心意。他找寇准商量说:“割让土地是不行的。如果辽人要点金银财帛,我看可以答应他们。”寇准反对议和,说:“他们要和,就要他们归还燕云失地,哪能再给他钱财。”但是,宋真宗一心要和,不顾寇准的反对,派使者曹利用到辽营谈判议和条件。曹利用临走的时候,宋真宗叮嘱他说:“如果他们要赔款,迫不得已,就是每年一百万也答应算了。”寇准在旁边听了很痛心,只是当着真宗面不便再争。曹利用离开行营,寇准紧紧跟在后面,一出门,一把抓住曹利用的手说:“赔款数目不能超过三十万,否则回来的时候,我要你的脑袋!”曹利用到了辽营,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定下来,由宋朝每年给辽朝银绢三十万。

曹利用回到行营,宋真宗正在吃饭,不能马上接见。真宗急着要知道谈判结果,就叫小太监出来问曹利用到底答应了多少。曹利用觉得这是国家机密,一定要面奏。太监要他说个大概,曹利用没法,只好伸出三个指头做了个手势。太监向真宗一回报,宋真宗以为曹利用答应的赔款数目是三百万,不禁惊叫起来:“这么多!”他略略想了一下,又轻松起来,说:“能够了结一件大事,也就算了。”他吃完饭,就让曹利用进来详细汇报。当曹利用说出答应的银绢数目是三十万的时候,宋真宗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直称赞曹利用办事能干。接着宋辽双方正式达成和议,宋朝每年给辽朝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这笔巨额赔款,长期成为北宋人民额外的沉重负担。历史上把这次和议叫做“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后,辽一方面由于内部统治不稳,另一方面也感到难以打败宋朝,所以不再举兵南下,宋辽两国的战事基本结束,南北对峙的局面形成。此后的100多年间,宋辽大体上维持着和平状态。

2.庆历新政

澶渊之盟之后,宋廷积弱,农民起义犹如山雨欲来,而宰相吕夷简对此束手无策。宋仁宗在改革呼声的推动下“遂欲更天下弊事”,罢去吕夷简的宰相兼枢密使职事,任命欧阳修、余靖、蔡襄等人为谏官,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与宰相章得象同时执政,任命富弼、韩琦等为枢密副使。当时这一班朝臣中,名士居多,士大夫交口称赞,以为这下可以有所作为了。

九月,仁宗颁布手诏,点名要求他新提拔的范仲淹、韩琦和富弼条陈奏闻可以实行的“当世急务”,数日以后,范仲淹就呈上了《答手诏条陈十事》,标志着庆历新政拉开了序幕,而这篇《条陈》则被视为这场改革的纲领性文献。他所条陈的十件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择官长,五曰均公田,六日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减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其内容大体可以归纳为整顿吏治(一、二、三、四、五、九、十诸条)、发展经济(六、八两条)和加强军备(第七条)三个方面,可见这是一次以吏治整顿为中心的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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