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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强者心态开拓进取（第3页）

常氏十二世常立教学贯经史，有经世之志，参与著名的公车上书，一腔报国热情不减；常运衡虽为袁世凯管过钱袋子，却不醉心于此；常立训曾被推为晋商领袖，他“盖不以一时之致富为可矜”，面对“千古未有之变局”，他接受了学以致用的新思想，走上了实业救国的新路子，久为晋商之楷模。

像常家这样的“儒商”在晋商中不在少数。又如祁县乔家“在中堂”，也一贯重视子弟的读书，至今留有“读书滋味长”、“百年树人”的门额。在“映字辈”乔映霞主家期间，改变了传统私塾只教四书五经的习惯，增设了实用的数理化及文史，还有英语等课程，不仅其子弟可上学，乔家的媳妇也可听课。待完成中学学业后，便外出上大学、留学。乔氏子弟的文化程度都相当高，仅映字辈就出了两名大学生，下一辈大学生就更多了。这些子弟学成后，大多依然继承祖业，从事经商。为“在中堂”的发展倾心尽力，是其读书的真正目的。

晋商普遍注重子弟的书本知识学习，更注重其经商才能的培养。他们一般在子弟学习了一定的书本知识后，便让其涉足经商，在商海中，让其增长知识。他们深知，书本知识，尤其是那些只注重修身养性、内心感悟的内容，是难以产生真正的效益的。商海无涯，对知识和智慧的需求是无限的，仅仅从书本上，是不能学到致富的知识的。只有直接面对市场，才能把握和造就市场。因此，晋商子弟，早早就“弃仕而就商”，“挟资运游”了。他们以先辈为榜样，在市场这所大学校经数十年的砺炼，具备了继承和发展祖业的才干，并承担着培养接班人的重任。

总的来看，晋商家族虽然重商，但也不轻学，他们是商学结合，学中有商，商中有学，因而商人中不乏有学问之士。就连举人出身、任教20余年，自命不凡的刘大鹏在其《退想斋日记》中也承认：“余于近日晋接周旋了几个商人，胜余十倍，如所谓鱼盐中有大隐，货殖内有高贤，信非虚也。自今以后，愈不敢轻视天下人矣。”

学而优则商，造就了一个个世商巨贾，也造就了精明、诚信的晋商群体。在官本位的社会中，学而优则商是叛逆更是突破，是异类更是新生。当重商成为时代的强者的时候，财富时代就来临了。晋商之所以能500年雄霸商界，无疑有“学而优则商”之功。以商为本，以商选人，晋商岂有不兴之理?

有学识，有谋略，眼界广，善决断，可以很有效地拉近自己与成功的距离，在生意场上少走弯路。一个学识粗浅、见闻狭隘的商人，他既不懂得怎样设置场面，创造气氛，也不知道怎样招揽顾客，更不知道怎样树立自己的信誉，衣饰粗俗，出口粗话，这样，顾客未进门也许就给吓跑了，还能赚什么钱?

7．未雨绸缪，在危机中求生存

山西恶劣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山西人吃苦耐劳、勤俭持家、不畏艰险的特质。山西人善于节俭，今年的收成绝不会今年吃光、用光，他们懂得细水长流、有备无患地过日子。而这都源于他们常怀危机意识。晋商在做生意的过程中，就算是在顺境中，他们也要为自己预留后路，而不致哪一天“败走麦城”时过于被动。《书经》有云：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在这样的意识下，晋商把生意一步步地做大了。时至今日，晋商的这种未雨绸缪、防范风险的意识，早已渗透到了很多生意人的头脑中。

晋商在做生意的过程中，一直都发扬着“准备充足，谨慎将事；人弃我取，薄利多做；维持信誉，不弄虚伪；小忍小让，不为己甚；对待‘相与’，慎始慎终，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等多种经营理念。这其中便体现了晋商的危机意识、诚信、不跟风等现代经营思想，而时刻保持危机意识，做到有备无患是他们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汉书·息夫躬传》也有言，“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由此可见，经商者具备居安思危的意识是多么的重要。

在世界汽车行业中，每80辆轿车中就有一辆是“本田”牌。然而使本田公司首先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功从而扬名天下的，还是本田摩托车。在汽车工业界，本田技术研究工业公司在日本国内排名第三，但在摩托车工业界，本田技术研究工业公司不仅在国内是龙头老大，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1991年，本田技术研究工业公司的摩托车产量为130多万辆，印有“HONDA”标志的摩托车飞驰在世界各地。

早在70年代初，正当本田牌摩托车在美国市场上畅销走红时，总经理本田宗一郎却突然提出了“东南亚经营战略”，倡议开发东南亚市场。

当时，摩托车激烈角逐的战场是欧美市场，东南亚则因经济刚刚起步，摩托车还是人们敬而远之的高档消费品。公司总部的大部分人对本田宗一郎的倡议迷惑不解。

这个战略是本田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他拿出一份详尽的调查报告向人们解释：“美国经济即将进入新一轮衰退，只盯住美国市场，一有风吹草动我们便会损失惨重。而东南亚经济已经开始起飞，按一般计划，人均年产值2000美元，摩托车市场就能形成。只有未雨绸缪，才能处乱不惊。”

大约过了一年半的时间，美国经济果然急转直下，许多企业的大量产品滞销，几十万辆本田摩托车也压在库里。然而天赐良机，与此同时，东南亚市场上摩托车却开始走俏。本田立即根据当地的条件对库存产品进行改装后销往东南亚。

由于本田公司已经提前一年实行旨在创品牌、提高知名度的经营战略，所以产品投入市场后如鱼得水，这一年，和许多亏损企业相比，本田公司非但未损失分毫，而且创出了销售量的最高纪录。总结了这一经验，从此，本田公司形成了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的经营策略。每当一种产品或一个市场达到高潮，他们就开始着手研究开发新一代产品和开拓新市场，从而使本田公司在危机来临时总有新的出路。

古人告诫我们：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可见，危机往往与“安乐”如影随形，哪里有“安乐”，哪里就会潜伏着危机。无论是企业的运营，还是个人的成长，我们都必须明白：要想取得进步、得到发展，就应该时刻警觉危机、抗击危机，于危机中奋发创新，让危机成为前进的动力。

居安思危是经商者必不可少的心态。生意场上，只有凡事小心谨慎、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才能高瞻远瞩、运筹帷幄。

一个人只要活着，就会时时、处处面临危机。一个人如此，一个国家、一家企业也是如此，没有危机意识，或者缺乏危机意识，将会导致国家或企业的衰败，不论其曾经是多么恢弘、繁荣。

在辽阔的大草原上，一只野狼卧在草上，正在勤奋地磨自己的牙齿。狐狸看到了，就对它说：“天气这么好，大家都在休息娱乐，你也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吧!”野狼没有说话，继续磨牙，准备把它的牙齿磨得又尖又利。狐狸奇怪地问道：“森林这么静，猎人和猎狗已经回家了，老虎也不在近处徘徊，又没有任何危险，你何必那么用劲儿磨牙呢?”野狼停下来回答说：“我磨牙并不是为了现在，你想想，如果有一，天我被猎人或老虎追逐，到那时，我想磨牙已来不及了。如果我平时就把牙磨好，到那时就可以保护自己了。”狼是一种很聪明的动物，它们懂得未雨绸缪，在危机中求得生存。在狼群中，因自然衰老而死亡的狼在狼群中所占的比例极其微小，只有1％～15％。通过这个数字，我们就可以想象到狼群的生存环境是多么恶劣。所以，狼必须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因为危险时刻都围绕在它们身边。只要稍微放松，就有可能被猎人打死或者被其他食肉动物吃掉。

未雨绸缪、防范风险要从现在做起，而不是等风险来了之后再去应对，真到了那个时候，一切就都晚了。企业也是如此。商场的时局转瞬即变，没有危机意识，必会在安乐中被淘汰。每当谈及华为集团的管理时，总裁任正非总是说：“活下去才行。”每年华为都把“活下去”作为部门管理人员日常危机管理的前提；把“活下去”作为每位员工的工作目标——这也是任正非对每个华为人的要求。他经常说：“我们今年可能活不成了，对手的研发队伍可能已经掌握了比我们更好的技术；对手的新产品可能已经在发往商家的途中了；对手的销售队伍可能已经和我们的老客户在商议挤掉我们的产品……你们必须要这样想，时时刻刻都要这样想，只有这样想，你们才会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不仅是任正非，任何一位有远见的领导者都会把危机感作为生存的第一意识。居安思危方能防患于未然；居安思危方能化险为夷。所以，当一家企业具有居安思危的精神时，即使在企业最困难的时候，它也能凝聚起员工的向心力共渡难关。华为集团正是依靠这种精神，才能在危机中化险为夷，一步步地壮大。

管理者如果保持居安思危的意识，那将会为其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因为，当一个人在保持危机意识的同时，会激励自己展现出无穷的生机和活力。也因此才能在工作上有所创新、有所成就。在德国奔驰公司董事长埃沙德·路透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巨大的恐龙照片，照片下面写着这样一句警语：“在地球上消失了的、不会适应变化的庞然大物比比皆是。”英特尔公司原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安德鲁·葛洛夫有句名言叫“惧者生存”，这位世界信息产业巨子将其在位时取得的辉煌业绩完全归功于这四个字。通用电气公司前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韦尔奇说：“我们的公司是个了不起的组织，但是如果在未来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就将走向死亡。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时候达到最佳模式，回答是永远不会。”因为竞争太激烈了，环境变化太快了，如果你还想看到明天的太阳，就不得不居安思危。

未来是不可预测的，而人也不是天天有好运的，就是因为这样，无论你是做生意还是做人，都要有危机意识。危机意识使我们清醒，也会使我们创造出连我们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奇迹。

8．贾可儒，儒可贾，儒贾相通

对于儒和贾，明清社会上的一般看法是“儒为名高，贾为厚利”，认为儒、贾追求的目标不一样。但一些晋商却提出了儒贾相通观，他们认为行贾也可习儒，儒可贾，贾可仕，仕可不失贾业。

在晋地有句广为流传的歇后语，“秀才学生意——改邪归正!”这是对“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思想的蔑视。视读书做官为“邪”道，以致于在晋地出现了科举应考的考生不足录用数额这种极为少见的现象。这就在晋地大儒刘大鹏在《退想斋日记》中扼腕痛惜的原因。晋人之所以敢对官本位和功名利禄意识发出挑战，关键在于他们手中有银子，尤其是很多商人手中的银子比当官的要多得多!

经商能暴富，利益的强力驱动促成了晋人弃儒就商的风俗形成。因此，晋人读书的目的与其他地区不同，子弟不愿十年寒窗考取功名、谋求官位，而把对功名的追求用在了兴生意上了。但晋地的弃儒并非完全放弃了读书，而是把千百年读书做官成就功名的途径变了。通过经商，也能光宗耀祖，扬名四方；通过经商，也能过上锦衣玉食的日子；通过经商，也能“捐官”，照样享有读书做官的荣耀。

晋人普遍笃信贾可儒、儒可贾、贾可仕，从事经商并不放弃读书，而读书不为做官而为满足经商的需要，这种观念的更新无疑是其富足的原因之一。当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的人们依旧把“读书做官”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时，晋地的子弟们早已在市场上奔波了。无论世代为商者，还是力耕仅足以温饱的小家，都让子弟不放弃读书，但读书是为经商服务的，并非以“读书做官”为唯一的目标。

明代蒲州（永济）商人王文显的看法就很有代表性。王文显说：“经商与做官，尽管道路不同，但做人的道理是一样的。善于经商之人，虽处财货之场，却修有德之行，可谓图利而不污；善于做官的人，须遵循先哲教导，绝货利之途，才能以名求成。因而，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苍天可鉴，照此办理，子孙必代代昌盛，身安而家裕。”在山西商人中不乏读书之人，如明代蒲州（永济）商人王瑶，就是经商而讲信义，做买卖间隙就抓紧读书。明代蒲州（永济）商人杨光溥，生而聪颖，有志向，幼读《周易》，日夜勤学，用心甚苦，以家中负担重不能专门读书，只好外出经商，然随身携书读之，并将学习心得和研究成果，著成一书名《日用录》。蒲州（永济）人沈邦良，幼读书，成绩很好，后来经了商，南到江浙，西至陕甘，十分成功，但无论走到哪里，随身都携带一本《小学通鉴》，并能背诵如流，遇事常能引经据典。

还有一位明代山西代州商人杨继美，因在儒学上很有造诣，曾被众商推为盐商祭酒。祭酒，是明代国子监掌国学诸生训导政令之官，官阶从四品，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中央直属的国立大学校长。这样的官职，要求在盐场居住相当的年代，品格、人才皆出众，经众盐商推举出任。盐商祭酒既在同业中起斡旋、调解作用，又协助政府推行盐政，使所征盐税得以落实。杨继美在扬州经营两淮盐业多年，他虽在商界，却喜与读书人交往，经常与他们高谈阔论，研讨经史，还常常赠送这些人银两。后来，在这些人当中有不少科举得中做了官，仍与杨继美保持书信往来，或一起叙旧。于是，江淮数千里都听说有一位杨继美，士人不敢以商贾轻视他。

晋商对业商又能仕者，同样认为是很荣光的事。明朝政府为了补充财政收入，有鬻官制度，即按入资多少授予一定的官职。蒲州盐商展玉泉，经商致富后，便入资数百银两，得授河南商丘驿丞。官职虽微，他却十分得意。临行，嘱托其子道：“我去上任，得闲时可来看你。展家商业全交付于你，望你好自为之，不要辜负父辈的期望”。展玉泉虽然入资做官走了，但蒲籍同人却很器重他的为人，并称赞他既能由商而官，又能官而不失经商世业。

展玉泉的经商能力在盐商中是比较出众的。当展氏由商而官时，他的同乡、大学士张四维也认为：以展氏之才，出任职位很低的驿丞是大材小用，这一职务让展氏干是游刃有余。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清末举人出身自命不凡的刘大鹏就承认，“余于近日在晋接触周旋了几个商人，胜余十倍，如所谓鱼盐中有大隐，货殖内有高贤，信非虚也。自今以后，愈不敢轻视天下人矣。”

晋商所具有的儒贾相通观，使其不仅一味重利，还与官场建立了良好关系，甚至在晋商鼎盛时期“商而优则仕”、“仕而为商”屡见不鲜。因而有了“皇商”、“官商”之称，而商人

中的盐商、铜商等更与旧室王朝的命脉相通。山西票号创立后，晋商又为清廷代垫代办汇兑

军协饷、筹借汇兑抵还外债、代理部分省关的财政金库等。

按照朝廷的规定，晋商捐输银两换得大小不等的荣誉官职。当年日升昌的二掌柜毛鸿（岁羽），为家族中祖孙五代人都换来了大大小小的顶戴。祁县乔氏乔致庸的三儿子乔景俨执掌家政时也捐了个三品官赏戴花翎，以后又晋升为二品，为道员分省后补。晋商透过这种途径，由商入官，凭借官商结合的特殊身份，他们不仅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也获得了别的商人无法得到的官场内幕消息。

由于经商能赚来比读书做官还多的银子，晋地出现了“县县经商，人人皆贾”的现象。银子使晋商的腰杆挺起来了，说话有分量了。经商可以得到做官所能得到的一切享乐，而且自己的银子自己花起来顺手、胆壮、气盛。不像做官多花银子就得昧良心贪污受贿，上有天罗、下有地网、中间有人心，胆颤心惊、惶惶不可终日是轻的，下狱杀头、妻孥充娼、诛灭九族者历历在目何其煎熬?商人虽然没有官威，但通过“捐输”照样可以享受官的待遇，何必要去苦苦挤读书做官这座独木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