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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惜才爱才人才第一（第2页）

用人的目的是为了做大事业，理当从需要出发，从观念上打破条条框框的束缚。此外，企业家还要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和用人能力，寻找相配的人才。庙门太窄，容不下大佛；腕力太弱，缚不住真龙。只用适宜的人才，才能相得益彰。人的才能干差万别，人的机遇也千差万别，许多大德大能的人因没有大机遇很可能处于小位谋小事，而许多小德小能的人却因有大机遇很可能处于大位谋大事。于是，一方面屈了大才，一方面又误了大事。要想扭转这种不合理现象，只有打破常规，不拘一格，才能把大德大能的人从小位上调整到大位上谋大事。

3．任人唯贤，用乡不用亲

晋商是十大商帮之首，其兴盛发达绝不全靠死守传统。山西票号都有这样的明文规定：“非本省同乡不得入内。”这里所说的同乡，可以小到同一个村，大到同一个省，但“非本省者”几乎没有。晋商“用乡”并非仅仅限用“自己人”，而是“不用亲”。这从根本上杜绝了只用“自己人”的弊端，为商号的稳健发展提供了保证。晋商“避亲不避乡”的用人原则，是基于实行两权分离管理模式下的一种用人方式，对现代家族企业的管理有很好的启示。

明清时期，晋商的商号曾遍及全国各地并波及日本、阿拉伯、东南亚。他们雄霸国内商界500年之久，创造了不朽的辉煌，出了乔致庸、雷履泰等商界名人。为什么在那个商帮四起的年代，晋商占据鳌头、独领风骚呢?事实上，晋商雄霸商界的赚钱秘籍与他们的用人之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用人而言，晋商的基本准则是“用乡不用亲”。显然，“用乡”是对传统伦理的继承，而“不用亲”则是对传统伦理的修正。可见，晋商已经对传统伦理的某些内容进行了改造。用另一种说法来说，就是不用“少爷”、不讲私情。比如，“三爷”不用，即少爷、舅爷、官爷不任用。不用舅爷，是为了避免在商号出现“外戚专权”；不用官爷，是为了防止商号被官化；不用少爷，究竟为何?子承父业天经地义，少爷做“接班人”顺理成章，自古皆然，晋商为何要反其道而行之昵?不用少爷，同样是为商号的根本利益考虑的。

少爷不一定就有经商的才干，即使能胜任大掌柜，在能力相同的情况下，依然选用外人。这并非对少爷不信任，而是必须恪守晋商商号的“组织原则”：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少爷本

是“少东家”，是商号自然的所有者，如果再做大掌柜，那所有权和经营者就合二为一了，

其中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把亲情关系加于商号管理、经营、用人等等诸事都会受“自己人”的掣肘，少爷还会把老爷的老一套照搬到商号内，导致商号缺乏应有的活力。当然，如果少爷真的才干出众，那用少爷“自东自掌”的例子在晋商中也有不少，但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东伙制“组织原则”始终没有错。如果用少爷“自东自掌”了，身兼二任的他既是当然的东家，享有商号的所有权，又是掌握经营权的大掌柜，本来是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就变成了自己监督自己了。少爷手中的权力一旦失去了监督，那渎职和“腐败”就不可避免了。

如果是独资的商号，那少爷最有机会和条件成为商号的“土皇帝”了，谁能奈何之?商号只能走自生自灭的不归路了；如果商号是合资，那其他持商号银股者，对少爷的行为能有多大的约束呢?他们除抽股、避免血本少受损失外，恐怕难以再有别的办法了。

相对于“用亲”，“用乡”有很大的好处。“用乡”虽非“自己人”，但也是知根知底的人。聘用同一个村，或邻近几个村里的人，东家往往是“看着他们长大的”，不仅对其本人的一切情况了如指掌，而且还对其家庭，乃至祖宗三代都一清二楚，整体素质是用不着“面试”和“政审”的。只要用他做生意就行了。

“用乡”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保人制度，无论是总经理、分号经理，逐是一般票号成员，都必须有担保人的保证，才可在票号内服务。

曾任犬德恒票号经理的颉尊三，曾说明票号“同人担保”的内容：

使用同人，委之于事，向采轻用重托制，乃山西商号之通例，然经理同人，全须有殷实商保，倘有越轨行为，保证人负完全责任，须先弃抗辩权。将保证人与被保人之关系，如无特殊牵连，最不易找，倘保证人中途废歇，或撤保，应速另找，否则有停职之虞。同人感于如此严厉，再受号上道德陶冶，故舞弊情事，百年不遇。

颉尊三所言，道出了票号用人的一大奥秘，由此可以明白：除了顶身股之外，票号产生凝聚力的关键因素还有“同人保证”一条。这并不像美国人佑尼干《中国经济全书》所言，票号东家以经理家属为担保等的情况。那么为什么票号财东们一方面用优越的人力股激励票号中人努力奋斗，另一方面又特重“同人保证”来严密控制呢?

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山西票号资本股份制的方式与现代西方股份制的不同。现代西方股份制是所谓有限股份制，股东出资入股，坐收股息，一旦企业亏赔，抵押就是企业资产本身，并不会威胁到股东自己的私产。山西票号的基础为无限股份制，盈利时按财力股收取红利，破产时以自己的全部财产作为赔偿债款的抵押。经理与伙计拥有的人力股只按份额收取红利，没有赔偿亏蚀的责任，即所谓“分盈不分亏”。这又体现出人力股的诱人之处，同时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票号倒闭时，许多东家为此家破人亡。

严酷的现实，迫使票号财东们特别重视“同人保证”，即使在与总经理签订合约时，也必须有几位保证人在场。但对于想要进入票号的人来讲，寻代担保人就不那么容易了。芸芸众生，形形色色，各人道德品性既不同，外人把握信任也难。况且投身商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非盈即赔，持盈保泰，实属不易，谁愿无端承担风险。正如颉尊三所言，担保人“如无特殊牵连，最不易找”，事实正是如此。一般担保人与被担保人之家庭多属亲戚关系，或多年故交，本乡本土，枝理相连，知根知底。特别是票号经理的担保人必须是地方上有名的大户，否则无法承担责任。外界只看到票号只用本省本地之人，却不清楚寻求担保人之困难。本乡本土之人进入票号已难如登天，遑论外乡人!

山西票号在用人上要求十分严格，就连伙计学徒也要实行“同人担保”制度，只有进行担保后，才可以迸号接触业务。如果被保证人有越轨行为，保证人要负完全责任。如果保证人中途出了事或撤保，学徒应当赶快另找保证人，否则有停职之虞。

任何企业，只要能任人唯贤，尊重人才，重用人才，不徇情，不嫉贤，不分门户，就能兴旺发达。反之，以亲疏划线，任用无能亲朋为伍，事业没有不失败的。晋商用地缘乡情把人的责任感和创造性发挥出来并加以利用，从一方面促进了商业经营的成功和辉煌。

4．不惜重金买贤才

当年有位贤人曾在孟尝君家中弹铗而歌：“长铗归来兮!食无鱼。”意思是“我还是走吧!这家主人只给我粗茶淡饭吃!”接着他又要钱要车，想必是当年孟尝君在物质待遇上并没有能够满足他。但那些受雇于山西商号的人才却不会发出这样的感慨。

介休县北贾村，出过一户赫赫有名的晋商巨族——侯家。早在康熙年间，侯家就靠贩卖苏杭绸缎发家了。乾隆年间，侯家资产已达百万两白银，故其家长侯兴域，人呼“侯百万”。“侯百万”有六个儿子，把家产分了六份。不料，六兄弟中，老大、老二早死，老四、老六无子嗣，老五虽生过一子，却过早去世了；只有老三侯庆来，精明能干，人才出众，便一手掌握了侯家的全部买卖。他为了纪念父亲，就根据父亲的字蔚观，把侯家的几处生意都改为蔚字当头的字号。侯家虽是介休人，但北贾靠近平遥，他家的好几处字号便都设在乎遥城里。其中，蔚泰厚绸缎店和全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只隔着一家烧饼铺。日升昌改为票号后，生意兴隆，日进斗银，使邻居侯财东看得十分眼馋。侯庆来几次和他儿子侯荫昌商量，想把自家的绸缎店也改为票号，但他们对票号业务一概不懂，社会上也聘不到懂行的掌柜，这可把侯财东难住了!

就在侯财东冥思苦想，一筹莫展之际，忽闻日升昌票号内部起了风波：大掌柜雷履泰和二掌柜毛鸿翙发生了权利之争。毛鸿翙不甘心长期排在雷履泰之后，雷履泰也担心毛鸿翙篡夺自己的领导权。两人先暗斗，后明争，一直闹到剑拔弩。终于两人之间的矛盾到了有你无我的地步。毛鸿翙在苏武履泰的压力下不得不辞号。侯荫昌看到这是个机会，便秘密约见毛鸿翙，说明自己想将蔚泰厚改票号的打算，并重金聘请他过来当大掌柜。

毛鸿翙闻侯之言，深谢侯荫昌对他的知遇之恩，当即表示答应受聘，并发誓一定要让蔚泰厚票号超过日升昌。就这样，毛鸿翙刚从日升昌辞去二掌柜，便到蔚泰厚掌管了号事。他按照自己的经验，稳妥地把绸缎生意移交其他支号去办，按照票号规则，把蔚泰厚改组为票号。改组第一年，就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侯荫昌一高兴，索性把蔚丰厚、新泰厚、蔚盛长也一律改为票号，全部交给毛鸿翙掌管，并给毛在蔚泰厚已顶了一股生意之外，又给他在新泰厚也顶了一股。

毛鸿翙受宠若惊。万分感激，更加卖力地为侯家服务。他仿照东家拉他出来的办法，将日升昌的两个业务能手。郝名扬、阎永安拉了过来，安插在蔚丰厚任职。后来，侯荫昌、毛鸿翙又把天成亨和蔚长厚也改组成票号。形成了侯家蔚字六联号的格局，在整个票号中形成最大的家族势力，其势力与日升昌不相上下!侯家因开办票号更加富有，毛鸿翙也因在蔚泰厚、新泰厚票号中各顶有身股，及入有银股若干而暴富。到了毛鸿翙的孙子毛履泰当家时，其占两票号的股份近四分之一，实际上与侯家共同在控股。

侯家的用人之道，只是晋商用人之道的一个代表，其他著名的晋商如乔家、曹家，只要看准你是干才，且效忠财东者，就不惜代价，破格提拔，另加身股，授予经营大权，或派驻大城市，负责经管一个商号或几个商号。

宋聚源最初在其昌德票号做事，协同庆票号特许顶身股4厘，把他从其昌德拉走；随之派往兰州、凉州分号管事，因经营有方，获利丰厚，账期又加顶身股2厘。后来其昌德资本家又把宋聚源反聘回来，委以总经理，允顶身股1股。

宋聚源弟弟宋聚奎，在蔚泰厚票号做事，位至副总经理，顶身股9厘。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介休洪山乔英甫新开宝丰隆票号，聘宋聚奎为总经理，特允顶身股1股2厘。所以有人说：今昔票号总经理顶身股皆以1俸为满，唯独宋聚奎破例。

山西票号业兴起时，祁县最有实力的富商乔致庸眼看着财源滚滚流向他人，他却因缺乏票号经营管理人才，无法开办自己的票号而暗暗着急。乔致庸心里十分清楚虽然票号赢利丰厚，但是没有精通业务的人才是万万不能的。就在这时，蔚长厚票号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原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经理祁县籍人阎维藩因给年轻军官恩寿垫支银10万两作为其升官活动费，受到总号的责难，并准备查处阎维藩。不想恩寿官运亨通，不久将擢升汉口将军，以后给票号带来的好处自在不言中，总号查处阎维藩之事也就不了了之。但阎维藩从此心中不快，决心离开蔚长厚，另谋高就。

乔致庸知道阎维藩是一位经营票号业务的能手，当他千方百计获悉阎维藩有离开蔚长厚的心事时，就拿定主意要将阎维藩拉过来为己所用。恰在这时，阎维藩要返乡。乔致庸认为时机已到，便命其子乔景仪在途中迎接阎维藩。地点定在子洪口，子洪口为交通要道，是阎维藩返乡必经之地。

乔景仪等人在子洪口一连住了几天，才等到阎维藩，阎维藩见乔景仪迎接他的盛况，先是一惊。当乔景仪将其父乔致庸请他相见之意转达后，阎维藩感动不已。心想：“自己在蔚长厚受到冷遇，乔家财势赫赫，富名远扬，能如此待己，可谓三生有幸”。乔景仪遵从父命又请阎维藩乘轿，自己骑马驱驰左右，并说明此乃家父特地嘱咐。阎维藩感到乔家如此敬他，十分难得，自己也应自谦，不能让年长的乔公子骑马。二人你谦我让，最后阎维藩只好把衣帽放在轿内，算是代他坐轿，本人则与少东家乔景仪并马而行。

这下可便宜了抬轿子的，16人轿夫换抬一空轿，抬起轿来如脚下生风。接到下人报信的乔致庸早已在家门口等候多时，迎入屋内，嘘寒问暖，好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又摆下丰盛的宴席款待阎维藩，极尽东家之谊。乔致庸暗中察看阎维藩，见他仪表堂堂，举止有度，谈吐有节，精明而不失稳健，自信而不失谦逊，谈起票号业务，真知灼见，如数家珍。当乔致庸得知阎维藩年仅36岁时，更是赞不绝口。两人越谈越投机，乔家当场聘阎维藩出任乔家大德恒票号总经理。阎维藩也决心报答乔家知遇之恩，愿为乔家商业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从此，阎维藩主持大德恒票号26年间。阎维藩身怀雄才大略，善于经营，使大德恒票号业务繁荣昌盛，每逢账期，每股分红达到一万两左右。在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庚子事件、辛亥革命中，由于社会动荡，有不少商号、票号遭受影响而倒闭，而大德恒票号由于阎维藩主持有方，每逢变故均能及时采取措施化险为夷。所以说，阎维藩为乔家立下了卓越功勋，而乔家也确是慧眼识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