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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文明（第2页）

甲骨文中形声字约占27%，可见甲骨文已是相当成熟的文字系统。

甲骨文是中国的一种古代文字，被认为是现代汉字的早期形式，有时候也被认为是汉字的书体之一，也是现存中国最古老的一种成熟文字。甲骨文又称契文、龟甲文或龟甲兽骨文。甲骨文为一种很重要的古汉字资料。绝大部分甲骨文发现于殷墟。殷墟是著名的殷商时代遗址，范围包括河南省安阳市西北小屯村、花园庄、侯家庄等地。这里曾经是殷商后期中央王朝都城的所在地，所以称为殷墟。这些甲骨基本上都是商王朝统治者的占卜纪录。商代统治者非常迷信，例如十天之内会不会有灾祸，天会不会下雨，农作物是不是有好收成，打仗能不能胜利，应该对哪些鬼神进行哪些祭祀，以至于生育、疾病、做梦等等事情都要进行占卜，以了解鬼神的意志和事情的吉凶。占卜所用的材料主要是乌龟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骨。通常先在准备用来占卜的甲骨的背面挖出或钻出一些小坑，这种小坑甲骨学家称之为“钻凿”。占卜的时候就在这些小坑上加热使甲骨表面产生裂痕。这种裂痕叫做“兆”。甲骨文里占卜的“卜”字，就像兆的样子。从事占卜的人就根据卜兆的各种形状来判断吉凶。从殷商的甲骨文看来，当时的汉字已经发展成为能够完整记载汉语的文字体系了。在已发现的殷墟甲骨文里，出现的单字数量已达4000左右。其中既有大量指事字、象形字、会意字，也有很多形声字。这些文字和我们现在使用的文字，在外形上有巨大的区别。但是从构字方法来看，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

目前发现有大约15万片甲骨4500多个单字。这些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商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内容，而且涉及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技术。从甲骨文已识别的约1500个单字来看，它已具备了“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的造字方法，展现了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中国商代和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6～前10世纪）以龟甲、兽骨为载体的文献。是已知汉语文献的最早形态。刻在甲、骨上的文字早先曾称为契文、甲骨刻辞、卜辞、龟版文、殷墟文字等，现通称甲骨文。商周帝王由于迷信，凡事都要用龟甲（以龟腹甲为常见）或兽骨（以牛肩胛骨为常见）进行占卜，然后把占卜的有关事情（如占卜时间、占卜者、占问内容、视兆结果、验证情况等）刻在甲骨上，并作为档案材料由王室史官保存（见甲骨档案）。除占卜刻辞外，甲骨文献中还有少数记事刻辞。甲骨文献的内容涉及当时天文、历法、气象、地理、方国、世系、家族、人物、职官、征伐、刑狱、农业、畜牧、田猎、交通、宗教、祭祀、疾病、生育、灾祸等，是研究中国古代特别是商代社会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的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5．后母戊大方鼎

后母戊鼎（原名"司母戊鼎"）是商后期（约公元前十四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铸品，是已知的中国古代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鼎腹内壁铸有铭文，旧说认为其表示该鼎为祭祀母戊而作。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已对司母戊鼎的铭文提出了新的考释：将“司”改释为“后”。　　因为商代的文字书体较自由，可以正书，也可以反书。“后”在这里表示墓主人的身份，在此处则以释“后”为妥。2011年03月，随着基本陈列《复兴之路》对公众开放后，在完成改扩建的新国博上，司母戊鼎已改名为“后母戊鼎”。

1939年3月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此鼎形制雄伟，832。84千克。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后母戊鼎初为乡人私自挖掘，出土后因过大过重不易搬迁，私掘者又将其重新掩埋。后母戊鼎在1946年6月重新出土，当年村民锯下一只鼎耳，由于历史原因无法找到，现在看到的是后来补筑上去的，成为了一大遗憾。新中国成立后，于1959年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鼎身呈长方形，口沿很厚，轮廓方直，显现出不可动摇的气势。后母戊鼎立耳、方腹、四足中空，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耳侧以鱼纹为饰。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据考证，后母戊鼎应是商王室重器，其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极高的水平。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

后母戊鼎器型高大厚重，形制雄伟，气势宏大，纹势华丽，工艺高超，又称后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约832千克，鼎腹长方形，上竖两只直耳（发现时仅剩一耳，另一耳是后来据另一耳复制补上），下有四根圆柱形鼎足，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该鼎是商王武丁的儿子为祭祀母亲而铸造的。

中国早在7000多年前就出现了陶制的鼎，在商朝和西周时期达到了高峰，尤其是商代以鼎为代表的祭祀用容器的制作，盛行一时。在当时，鼎被用作“别上下，明贵贱”，是一种标明身份等级的重要礼器，也是国家政权的象征，《左传》有载：“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青铜鼎的前身是原始社会的陶鼎，本来是日用的饮食容器，后来发展成祭祀天帝和祖先的“神器”。所谓“藏礼于器”，青铜鼎作为重要的礼器成为了祭器，用以祭天祀祖，缅怀先祖功绩。而古代人相信灵魂不死，所以贵族死后又常常用鼎来随葬。　　后母戊鼎是我国商代青铜器的代表作，造型厚重典雅，气势宏大，纹饰美观庄重，很显然，这么巨大的鼎，并非是出于实用的需要而制作的。那么，当时的人们是在什么观念的支配下来制作这一器物的，它又具有怎样的象征意义？据学者称之所以称此鼎为“后母戊鼎”，是因为其腹内壁铸有铭文“后母戊”三个铭文，那么这三个铭文究竟何意呢？

第一种说法认为“母戊”为墓主人的庙号。“司”读“祀”，即祭祀的意思。认为这三个字的铭文表示该鼎为祭祀“母戊”而作，母戊是商王文丁（属于殷墟3期）之母的庙号，该鼎即为商王文丁所铸，是用来祭祀其母。

但是，考古人员通过形制确定后母戊鼎属于殷墟2期，即商代晚期的商王武丁后期至其子祖庚、祖甲时期，因此此说很快被否定。一般情况下，是判断一个器物的年代，要通过它的地层关系，然后在底层关系的基础上呢，再去看它的器物的组合。但是后母戊鼎重现于世时既没有其他器物一同出土，也没有发现墓葬。因此对于后母戊鼎年代的判断，只能从器物形制着手。专家们把200多年殷墟文化分为四个时期，每一时期的器物，在造型上都有大致的分期特征。越早的方鼎，它腹部就越深，腿也就细长，根据鼎腿与鼎腹的比例关系，专家们判断，后母戊鼎应该是比较接近殷墟二期的器物特征。

商的人名以天干地支为自己的称号，这样，在不同的时期会发现相同称号的人。甲骨文中提到过，配偶为“戊”的，共有4位商王。他们分别是大丁、武丁、祖甲、武乙王。大丁的时代，不在殷墟的12位商王之内，而武乙王属于殷墟三期，后母戊鼎与这个时期的器物外形不吻合，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武丁和祖甲王了。

第二种说法将“司”字改释为“后”字。“后”在这里表示墓主人的身分，即她生前乃商王之“后”，并且新说认为“母戊”并不是商王文丁之母，而应指商王祖庚或祖甲之母。

6．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诗经》是我国文学光辉的起点，是我国文学发达很早的标志，它所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文学影响最大。《诗经》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极高的地位。

《诗经》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内容是从西周到春秋中期大概五百年间的作品，共305篇，包括《风》、《雅》、《颂》三类，《风》又名《国风》，大部分是各地民歌，有诗160篇。《雅》有《大雅》、《小雅》之分，《大雅》基本是贵族作品，《小雅》包括贵族作品和民歌，有诗105篇。《颂》也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是贵族祭祀祖先和神灵的诗歌，有诗40篇。《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五经》（无《乐》）之一。

早在春秋时期，《诗经》就已广泛流传。关于《诗经》编纂成集的过程，有种种说法。

有一种说法认为，《诗经》曾经过孔子的删订，但这种说法并不可信。《诗经》经多人长时期的收集整理，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最后编定成书，这是在孔子出生之前。在《论语》中，孔子曾多次说过“诗三百”的话，可见他所看到的《诗》和现存《诗经》的篇目大体相同。

据秦汉时期一些典籍的记载，《诗经》作品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周朝廷设有专门采集民间歌谣的官员，称“行人”，他们四出采访、收集民歌，以供朝廷考察民情风俗、政治得失。采诗的工作由于得到各诸侯国的协助，所达到的地域相当广阔，所以各地民歌得以集中起来。二是周朝还有“献诗”的制度，公卿士大夫在某种场合要向天子献诗。《诗经》中的不少“雅”诗，就是这样汇集到一起来的。

《诗经》中的诗当初都是配乐的歌词，保留着古代诗歌、音乐、舞蹈三者结合的形式。《墨子·公孟》篇说：“诵《诗》三百、歌《诗》三百、弦《诗》三百、舞《诗》三百。”《仪礼》、《周礼》、《礼记》和《国语》里，也分别提到《诗》可以用钥﹑管﹑箫等乐器演奏。鲁国乐工也曾为季札演出过“风”、“雅”、“颂”各部分的诗。这些都说明《诗经》在古代与音乐﹑舞蹈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是经过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动，乐谱和舞姿失传，只剩下歌词，就成为现在所见到的一部诗集。

《御笔诗经图》（乾隆帝御笔写本）“国风”是《诗经》中的精华，是我国古代文艺宝库中璀璨的明珠。“国风”中的周代民歌以绚丽多彩的画面，反映了劳动人民真实的生活，表达了他们对受剥削、受压迫处境的不平和争取美好生活的信念，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在《七月》中，我们看到了奴隶们血泪斑斑的生活；在《伐檀》中更感悟了被剥削者阶级意识的觉醒，愤懑的奴隶已经向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吸血鬼大胆地提出了正义的指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守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獾兮？”有的诗中还描写劳动者对统治阶级直接展开斗争，以取得生存的权利。在这方面，《硕鼠》具有震颤人心的力量。“国风”中有一些反映兵役、徭役给人民造成极大痛苦的诗，如《殷其雷》、《伯兮》、《君子于役》等。“国风”中还有数量不少的爱情诗。反映不合理的婚姻给妇女造成极大的痛苦，表达青年男女对美满婚姻的向往和追求，是这类爱情诗的重要主题。《氓》、《谷风》等篇为我们展示的正是这种生活画面。而《柏舟》还具有鲜明而强烈的反抗意识。基调健康、乐观的恋歌（如《静女》、《木瓜》等），更给爱情诗增添了一种和谐、喜悦的情愫。所有这些都是劳动人民思想情感的真实表达。

《诗经》的作者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贵族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这些民间歌谣是如何集中到朝廷来的，则有不同说法。汉代某些学者认为，周王朝派有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种说法：这些民歌是由各国乐师搜集的。乐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诸侯之乐献给天子，这些民间歌谣便汇集到朝廷里了。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

《关雎》是“周南”里的第一首诗，也是《诗经》的第一篇。古人把它放在三百篇之首，说明了它的重要。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此后，历代学者评《关雎》皆“折中于夫子”。《关雎》写的是一个男子对一个女子的思念、追求过程，写他求之不得的痛苦和求而得之的喜悦。其文、义、声、情俱佳，足为“国风”之始，《诗经》之冠。

诗的第一章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他听着鸠鸟和鸣的时候，有一个姑娘在河边采荇菜，她左右采摘荇菜的美好姿态给了他一个难忘的印象，爱慕之情油然而生，并使他醒时梦时都思念着她。“求之不得”以下四句，总括地写出这种强烈激动的感情。但因为追求这个姑娘没有达到目的，所以“寤寐思服”、“辗转反侧”。第二章的八句，写这个男子日夜不安的苦闷和焦灼的心情。最后一章，进一步表达了这个男子对采荇菜的姑娘的深切思慕和美好愿望。“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是写他寤寐求其实现的愿望，也就是他想象结婚时的热闹情景。

《蒹葭》是“秦风”中的一首爱情诗。“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展现一幅萧瑟冷落的秋景，给全诗笼罩了一层凄清落寞的情调。这时主人公来到河边，翘首伫立，凝视着河的对岸——那是“伊人”居住的仙乡琼楼，给人以隔雾观花、若隐若现、朦胧缥缈之感。主人公反复去寻求“伊人”，而“伊人”也只在“水中央”、“水中坻”、“水中沚”，恍惚迷离，可望不可及。主人公没有因此罢休，决心冲破天堑，追求伊人。一会儿逆水而上，一会儿顺水而下，但都无法到达“蓬莱仙境”。咫尺天涯，令人无限惆怅!

《诗经》的影响还越出国界走向了全世界。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很早就传入汉文版《诗经》。从18世纪开始，又出现了法文、德文、英文、俄文等《诗经》的译本，为这些国家的人们所喜爱。

7．神话传说《山海经》

《山海经》是我国古代保存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约成书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之间，应是由不同时代的巫觋（男巫）、方士（方术士，后演变为道士）根据当时流传的材料编选而成的，实际上是一部具有民间原始宗教性质的书。

《山海经》全书共分为山经五卷、海外经四卷、海内经五卷、大荒经四卷，内容极其驳杂，除了神话传说、宗教祭仪以外，还包括我国古代地理、历史、民族、生物、矿产、医药等方面的内容，是所有的古代文献中，最具有神话价值的作品。

神话乃文学之母，神话与文学的关系，就像《山海经》神话中所见的盘古与日月江海的关系。话说盘古死后，头化为四岳，眼睛化为日月，脂膏化为江海，毛发化为草木。盘古虽死，而日月江海、人间万物……都有盘古的影子。神话在转换为其他文学形式以后，往往失去了它本身的神话意义，却作为文学中艺术性的冲击力量而活跃起来。

陶渊明的《读山海经诗》是句句源自于《山海经》；浪漫诗人李白具有游仙思想的名篇《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等皆源于《山海经》神话；李贺诗词对《山海经》神话亦多有运用；李商隐更是大量运用了《山海经》神话象征、隐喻的个中翘楚。北宋著名诗人苏东坡《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的祀歌“骑龙白云乡、织锦裳的天孙、讴吟下招的巫阳”，都是直接源于《海内西经》的。

干宝的《搜神记》、唐传奇如《柳毅传》几乎都脱胎于《山海经》；元杂剧《窦娥冤》、明小说《封神演义》、清蒲松龄《聊斋志异》，莫不与《山海经》神话的变化一脉相承；明吴承恩《西游记》孙悟空、猪八戒等人、神、兽杂糅的形象，是《山海经》神话变化的运用；近代戏剧《牛郎织女》、《白蛇传》、《嫦娥奔月》等莫不取材脱胎于《山海经》神话。

古诗词、小说、戏曲等泛取《山海经》神话题材者所在都是，举不胜举，现代诗文也不乏以《山海经》神话入诗者，比如，杨牧、余光中、郭沫若、覃子豪、吴瀛涛等人的诗中，神话往往成为其讽喻性的解说主题。

总之，《山海经》神话塑造了不少文学母题。神话与文学几乎是一体的两面，是象征的、想象的、朴野的，是叙事描绘的、情感的、富于生命力的文学形式。《山海经》的古神话，比之于西洋神话，稍嫌零碎、简陋，然而虽不是琳琅瑰奇的篇章，但仔细探究，竟是一块一块的璞玉美石，可誉为“中国文学的宝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