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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经济制度的变革（第2页）

康熙时期还治理了浑河，该河泥沙量大，有“小黄河”之称，泥沙使河道淤塞，导致下游常遭水灾。康熙年间挑修了一条长二百多里的新河道，将河水引入海中。从此以后，浑河安然，改名永定河。

雍正、乾隆时期，在重视治理黄、淮的同时，对江浙沿海的海塘也加强修固，为东南地区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经过明末战乱，清朝建立初期，经济遭到很大破坏，在康熙、雍正、乾隆统治时期，农业生产逐渐走向恢复和发展。

这时期农田面积大大增加，水利得以兴修，商品经济在农业中有一定的发展，这些都为清王朝兴盛奠定了丰富的物质基础。

农业的发展首先表现为耕地面积的扩大。据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奏销册统计，直隶、山西、山东、河南、江南等地的耕地面积比以前都有一定的扩充。山东、河南比顺治时期各增约200万余顷。江南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为95万3000余顷，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至100万顷，乾隆十八年（1753年）为150余万顷。抛荒最多的四川地区，顺治十八年才1万余顷，到乾隆十八年已增至45万9000余顷。

清统治者还采取了种种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措施，鼓励农业发展，奖励垦荒。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政策更是宽大。鼓励少数民族垦荒，这对当时耕地的增加，农业生产的恢复都起了一定作用。如山海关外的东北地区，尽管清朝政府实行封禁，但实际上，并不能阻挡关内人前去开发。新兴城镇吉林，康熙时“已有中土流入千余家”，到乾隆四十六年，旗地、民地加在一起达35000多顷。内蒙古地区，由于大批汉人进入，沿长城一带逐渐变为半农半牧经济，而山东人尤其多。新疆就北疆而言，根据乾隆42年的统计，各类屯田已有56万7000多亩。台湾的开发更快，因为土地肥沃，气候适宜，闽广“漳泉粤东之民，趋之若鹜”。总之，康乾时期，随着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当时呈现出一派交往频繁，共同开发边疆的热潮。这种互相促进的经济联系和并肩生产劳动结成的深厚情谊，对于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农业生产结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高产作物，特别是甘薯和玉米得到了普遍种植和推广。这两种作物都是从外国引进的，适应能力强，产量高，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江南地区大面积推广双季稻的种植，使产量大幅度提高。以前，江南地区只有一次秋收，康熙末年，通过种植双季稻，变为两季成熟。

单季稻在丰收之年每亩最多收获三石到四石，双季稻两次收获，每亩总产一般均可达到六七石。其次，以赢利为目的的经济作物，有了更大面积的种植，主要是大规模地种植棉花。长江三角洲、河南、河北、山东等地，都是重要的产棉区，有的地区由于经济作物种植得多，粮食种植相对减少，一度引起清政府的恐慌。除了棉花，经济作物还有桑、甘蔗、烟草、茶、兰靛、中药材等。由于追求高产，谋求厚利，此时的生产经营者已经不再光靠节约成本了，而是在劳动组织、生产安排、经营管理等环节上都进行考虑。这种生产管理思想的转变，与农业产品的商品化有密切的关系。

手工业的进步

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也逐步恢复起来，并有所发展。

顺治二年（1645年）一度宣布取消匠籍并免征代役银，表明国家对手工业工匠的控制和束缚有了前所未有的减轻。但到顺治十五年（1658年），全国即将统一，企图恢复“班匠银”，明谕“京班匠价，仍照旧额征解”。但全国各地多是匠户逃散，籍名空寄，无法征收。康熙二年（1664年）下令将班匠价银，改入条鞭征收，自此以后，各地陆续将“班匠银”摊入地赋中征收，匠籍也就随之逐渐的废除。废除匠籍表明手工业者对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的进一步松弛。匠籍废除后，官府以“当官”或称“应官”为名，对工匠铺户进行科派的现象仍很严重。雍正二年（1724年）废除工匠当官差的制度，乾隆年间，又多次重申这一禁令。废除“匠籍”、禁止“当官”之后，官府役使工匠，普遍地采取雇募的办法，这种办法的实施，是有利于私人手工业的发展的。

清朝时的税收在雍正时实行“摊丁入亩”的政策，城市工商业者不再有丁银的负担，这也鼓励了手工业的发展。

乾隆年间，在一般手工作坊内为坊主工作的雇工，很多都和主人同坐共食，并无主仆名分。这些现象也标志着清朝的手工业者、小商人和手工业工人的社会地位，比以前有一定的提高。

清统治者为了鼓励手工业发展，放宽了民营的范围，除军器铸钱官营及景德镇、南京、苏州、杭州等地少数瓷窑丝织手工工场官营外，都允许民营。例如：开矿，清政府本来一直严行禁止，其原因在于害怕“聚众生事”。康熙十四年（1675年）曾一度放宽矿禁，但只限于恢复旧矿。其后，逐渐允许民间开采铜、铁矿，把冶铜和煮盐都改为私营或官督商办。铜矿控制较大，生产物的一部分作为矿税上缴，另一部分必须由官府用低价收买，严禁私销。原来规定私人织机不得超过一百张的禁令，后来也取消了。这都说明清朝时民间手工业的种种限制已有相对的放宽。这些措施对当时工商业的发展是起了积极作用的。手工业者对国家封建依附关系的减弱和民间手工业的发展，是清代手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

最重要的手工业是纺织业，包括棉纺织业、丝织业及相关的行业。棉纺织业处在家庭副业和小商品生产阶段，但包买商相当活跃，掌握着棉花原料的收购和纱布产品的运销，棉纺织手工业者处在商业资本的控制之下。布匹的染色也有发展，苏州一地即有染坊数百家，工匠多至一万余人。

冶业中，云南铜矿的规模最大，资本雄厚，工人众多，组织严密，采炼技术达到相当水平，全省铜产量最高时（乾隆中叶）达一天数百万斤，但在官府的严密控制下，发展速度十分缓慢。采铁、冶铁，既供军需，亦供民用，清政府的控制也很严格，官府资金虽未渗入铁矿业，一般均由商民申请开采，但开采、冶铁、招工、设炉、运销均须报官批准、发给执照。广东佛山是冶铁中心，佣工数万；汉口铁业亦盛，有铁匠5000余人。

煤炭为民用必需，各地小煤窑很多，但清政府对采矿的政策长期摇摆，金铜煤铁利益甚薄，为官方民间之必需，不能禁绝，但又害怕聚集大批矿工，反抗闹事，故矿场时而被禁、时而准开。

2-4清代手工业品

制瓷是重要的传统手工业，景德镇瓷业最发达，内部分工很细密，工艺精致，在色彩、厚度、形制、上釉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此外，熬盐、伐木、造纸等手工行业均有相当清代手工业很繁荣，无论生产规模、雇工数量、分工细密、技术水平、产品质量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最高水平，并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是，较先进的经济因素集中在长江、珠江下游和某些地区、某些行业内。广大的腹地、山区、边疆，经济文化很落后。整个中国，农业和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封建经济远没有解体。中国和当时先进的西欧国家相比，存在着很大差距。

商业的繁荣

清朝时期，商业贸易较明朝有了更大的发展。

国内市场的发展状况是国内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明清时期，随着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国内市场更有了显著扩大。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也相应地发展起来。

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许多城市恢复了明代后期的繁盛，有些城市，如南京、广州、佛山、厦门和汉口，较明代更加发展。长江沿岸的无锡是著名的“布码头”，汉口是“船码头”，镇江是“银码头”。北京是全国的首都和政治文化中心，仕商群集，各地商货荟萃，传统的手工艺产品有景泰蓝、雕漆、玉器等，前门外是繁华的商业区。北京城在明朝修建的基础上，屡加修葺，形成了西郊园林区，有三山五园（畅春园、圆明园、万寿山清漪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宫殿坛庙、街道河流亦经大力修建，形成了近代的北京城。扬州位于长江北岸，濒临运河，是淮盐的集散地，经济发达，财贸殷富，多富商大贾。南京、苏州、杭州都是丝绸、布匹及其他手工业品的产地，产品远销各地，城内商铺林立，作坊星布，附近土地肥沃，富农桑鱼米之利；且文化发达，风景优美，苏州有园林之趣，杭州有自然之胜。广州是对外贸易的口岸，是封闭的封建中国与外国发生关系的窗口。

2-5清朝时期的商业

商业发展使白银成为主要流通手段，铜钱只起辅助货币的作用。大商人都拥有数十万两或数百万两的资金。最大的商业资本集团是晋商、两淮盐商和广东的十三行。这些商人具有官商的性质。山西商人开设的票号、银号，主要的业务是代官府解钱粮、收赋税以及代官商办理汇兑、存款、放款、捐纳等事。十三行是经办对外贸易的商人团体，他们对官府的依附性也很大。虽然他们在发展商品经济中程度不同地发挥过作用，但由于对封建肌体的寄生性，在分解封建生产方式方面并不会起太大的作用。

虽然商业在清朝有所发展，但是，清政府把工商视为末业，执行“抑商”政策。对于那些有大利可图及有关国计军需的手工行业，政府插手干预，指定官商，实行垄断。对于其他手工行业，允许商民经营，但控制亦严，且高额征税，低价收购，无偿摊派。手工业中还普遍存在着浓厚的地域性、排他性的行会组织，这些都妨碍手工业的自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