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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章 40年代中自贡和重庆（第5页）

“慰慈，你不用再说了。这事虽然难，我是管定了。我在国民参政会上提一个案，就算不能改这‘既定国策’，也总要让天下人知道。”

我站起身，对着表老深深一躬：“表老，您不仅是川北，还是咱们全川的圣人。”

“慰慈，快别这么说了。咱们一只脚都跨进民主之门了，哪还有什么圣人啊。我倒是有句话，你坐下来，听我说说。”

“这次国共和谈，大家都接受了和平建国和政治民主化。如果我估计得不差，政协会议几个月内便会开，然后就要召开国民大会，制定新宪法。”

“这是咱们国家几千年未有的大事，像你这样真切见过民主宪政的人更应该出来做事。你还记着去年我和你说的，我们要把民盟建成个真正的政党。以你李家的威望、你自己的学识、对抗战的贡献，也代表民盟，选个国大代表。到那时，你就更好造福桑梓了。”

四三年底在成都听到表老劝诫时，我本已动心，但是生性庸散，也就耽搁了。此时表老再劝，自是情真意切。可我一是羞于在人前启齿，又总是记着父亲的忠告，不可与政治扯上关系。

表老该也看出我的为难，勉励道：“慰慈，之前我就劝过你。这几年，其实我自己何尝不是在变。在这乱世，其实是没有独善其身这条路的。”

“当年你刚从美国回来，家里出了乱子，又赶上几路军阀在自贡混战，那世道，就算你想独善其身也是做梦。慰慈，你莫怪我提起你这伤心事，这种事躲也是躲不过去的。”

我默默地点头。表老所说的确也不错，这种事是躲不过的。当今还不比前朝，纵使找到桃源也难避秦了。

“这样吧，慰慈，让你从政总也要你自己情愿，强求不得。不过，去年你可是答应我要好好考虑。你不要嫌我们这儿门面小，民盟的事也需要人手，你这样的实业家能来参与，也是帮衬我们。”

表老身为民国元勋、政坛耋宿，又是多次有恩于我的长辈。他如此三番两次邀我入盟，自是不能再有推辞，我便点头答应。

“慰慈，这也算我对得起你父亲了。另有一事，我说出来，你多留个心。这次毛润公来重庆，我真是佩服他，将来得天下者怕就是他了。”

听到表老说共产党将得天下，我不禁一愣，问道：“得天下？可现在蒋主席的威望正如日中天，要说选举国家元首，那是肯定高票当选。要说军事上，这个我就更不懂了，可国共间的实力总是几倍悬殊，如何也看不出他们就能得天下了？”

表老摆摆手，双眼望着远方，似是在回想着几天前的往事：“毛润之第一次来这里，我和特生一起去门外迎他。进来一路，他每个工友都握过手去，还嘘寒问暖。那可不是装出来的。我们听过他讲话的。大伙们都说，要是像在美国那样一对一的选举，蒋先生还真说不准不是他的对手。”

“我长话短说吧，大家既然都接受了和平建国和民主宪政的原则，共产党那边便也会进入政府，咱们这些人也应该和人家接触接触。”

我缓缓地点头答道：“这几年我倒也几次想到此事，只是有些犹豫。我们毕竟是资本家，也不知人家是否愿意和我们打交道。”

“这可不然。人家对你们这些实业家还是很在乎的。去年周公便和在渝的实业家谈过几次，前几天毛润公在此又见了几位，还有你们这盐碱业的前辈，天津的李烛尘先生。”

“人家说得还是不错，咱们中国和俄国不同，不是资产阶级太强，而是太弱。就拿你自己说，不是前有军阀相害，后需对付官商和外商？所以说，人家现在要团结民族实业，不是要消灭民族实业。”

说到此处，表老顿了顿，放缓了声调：“慰慈啊，多出来走动，多见些人对你总是有好处。我也这一把年纪了，也照应不了你们多少年了。希望这将来，政治革新，我们这些老朽就不用事事都跳出来喽。”

从特园出来，难得天气放晴，前望嘉陵江上一片秋色已浓。不少木船火轮忙着往长江驶去，想是已开始了光复之旅。忽地想起八年前来重庆，无数船只溯江而上，满载躲避战乱的同胞和抗战的火种。今日返程却能否如表老所期，带去民主和宪政的希望。

想着自己这个从不过问政治，且羞于交际的人，如今却也答应为中国的民主做些事情，脑子里千百思绪旋转，心里一股向外涌着的热流让呼吸都急促了。

这阵兴奋急需与人倾诉，可在这样的事上，却也少有能推心置腹的知己。此时能够明白我心情的怕只有白莎了。想起去找白莎，却是不知道她的地址。虽然同在一城，我却没有问，她也没有说。好在记得琴生说过在生活书店工作，那在民生路上，顺着江边，到临江门再拐进去便是了。

书店的门脸高阔，并排三分，左右是两大扇玻璃橱窗，正中门楣上挂着巨大的生活书店牌匾。进得书店，与店员打听，却说琴生最近身体不适，都是在家里翻译稿子后由白莎送来。

听了这消息，我急着问他们的住处。几个店员却都摇头说是不清楚。看我问得心急，又说是白莎的舅舅，一个年岁稍长的店员便带我去见经理。

办公室在书店二层，临街的玻璃窗半开着，坐在办公桌后的经理看上去不到三十岁的光景。他浓密的黑发梳得一丝不苟，一副金丝眼镜更衬出斯文。

我看那经理面熟，一时却记不起来什么地方见过。迟疑间，他似是先认出了我，站起身，走过来问道：“是自贡的李先生吧？这可有六七年了。以前和白莎去过您那里，还吃过您一顿饭呢。鄙姓邱，您还记着吗？”

经他这么一点，我才想起，这邱经理该是三八年一起和白莎还有几个年轻人在我家“相亲”的。既是熟人，我的心便放下了，忙着道出来意。

他倒没即答我，只是安排着工友上茶，接着便拉起家常。我看他并没有提白莎和琴生的住处，却是像要摆起龙门阵。心中不免诧异，急着把话题拉回：“我本是想来找琴生的，刚听说他病了。能麻烦您告诉我他们的住处？”

邱经理仍是笑着看着我，言道：“他最近是太累了。我一直劝他，写书、翻稿子是个细水长流的事，也不能拼着命干。白莎劝他，他也不听。”

他不紧不慢的语速却让我更是焦急，但想着既然是熟人，又有求于人家，也不便发作，只能在椅子上难挨地换着姿势。

“李先生，琴生好像是肺病犯了，”邱经理放低了声音，但仍是不紧不慢地说着：“我看您要不然还是等他好些再去看他吧。白莎都不让我们去了，说怕传染的。”

此时我已顾不得面子，怏怏而道：“我外甥女都不怕，我自然也不怕。您要是知道他们的地址，为什么不告诉我？”

邱经理倒仍是平静，只是用金丝眼镜后面温和的眸子端详着我。片刻后，他又开了腔，却也不是正面的回答：“李先生，您请稍坐。他们那儿我也没去过，不过地址我倒是记下了。我去找找。”说罢他便起身，也没给我再发问的机会，快步地出了门。

饶是一大段光景过去，我愈发地坐立不安，正准备找过去，看着邱经理又面带微笑地回转来。他抖着手中的薄纸，言道：“抱歉，抱歉李先生，我这儿乱糟糟的，费了半天力气才找到。”

我接过地址，却原来就在不远的民权路。如此心里更是起怒，暗想着这经理必是在难为我，否则这左近的地址，又是条大路怎么还需要这多周折。

将我送到门口，他还是那么客气，走在我前面两步，帮我拉开门，笑着说道：“以后您可一定常来。”

我本心里有气，但看着他仍是礼貌有加，毕竟也是白莎夫妇的朋友，总是不可太过失礼，便也就敷衍地客气了几声。

白莎家的地址是在民权路，从书店走过去并非很远。顺着门牌找过去，见是一栋三层的楼房。临街的是几家干货铺子，但要上到各户人家却需从两栋楼房中间的夹道进去，再穿过一道昏暗的天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