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很推崇这句话,但如果路易斯。尼察所说的证据不是因为律师的举证失误,而是法院错误地将举证责任加强到败诉这方,那这就不能排除审判糟糕或审判程式的不公正。
蒋习德这案子便是如此。
按照法律规定,医疗纠纷是属于举证倒置的情形。也就是作为受害人的患者起诉医疗机构时,患者不需要承担证明医疗机构具有过错的举证责任,而是由医疗机构来提供证据证明他们在实施医疗行为的过程中没有过错。如果医疗机构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那就要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天医诊所在没有医治重度烧伤患者的条件下而收治蒋习德,最终导致蒋习德死亡,无可争议的具有严重过错。更何况天医诊所还没有行医热照,属于非法行医。
然而,正是因为这个非法行医,反而成为我们败诉的关键。
法院认为,因为天医诊所没有行医资格,所以蒋习德死亡赔偿纠纷便不属于医疗纠纷,而是属于一般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应该按照“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而由我们原告承担举证责任;而我们没有提供相应证据,所以我们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到中院交了上诉状后,我和任建在金沙车站附近的海天茶楼相互安慰、互倾不满。
任建愤愤地说道:“案子,我们再也不能这样做案子了。我不想是非混淆、黑白颠倒,但至少要保证该赢的案子要赢才行。”
我无精打彩地说道:“那你想怎样做案子?”
任建盯着我,一字一顿地说道:“勾!兑!”
我愣住。
曾经,我和任建都认为司法是公正的,法律是神圣的,并有着为了司法的公平正义而奋斗的梦想。但现实却无情地摧毁了我们的认知,破碎了我们的梦想。无论是王会林案、张素兰案,还是如今的蒋习德案,在法律层面都是输得莫名其妙;相反,在廖小东、鸡哥的帮助下,四正公司案、钟小强案却获得了不错的结果。
任建见我没说话,便又说道:“勾兑是扭转我们目前颓势的唯一办法,你不觉得我们很多案子的结局都是真令人吃惊的吗?你甘心一直做一个无能的律师吗?”
我知道任建想用D。N。辛哈的话来说服我,便回应道:“我是不想做一个将好案子搞糟的无能律师,我也想做一个从必须失败的境地中挽救坏案子的杰出律师。但是,我更知道勾兑便意味着我们必须弯腰低头,必须假人笑脸,而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这一步。”
任建加强说服我的力度,盯着我的眼睛说道:“你绝对可以!你之前不是勾兑过廖小东吗?还有什么拉不下脸面的?”
我微微点头,说道:“话是这么说,可我还是觉得去做那些蝇营狗苟事的不应该是我们律师……我们是律师啊。”
任建严肃地说道:“戈帕尔吉。梅罗特拉说过,律师也要吃饭,也不免要把法律服务作为谋生的手段。”
我白了任建一眼,说道:“戈帕尔吉。梅罗特拉还说过,挣钱绝不应当是律师从事法律服务的唯一目标,他必须遵守一定的道德准则和崇高的职业规则。”
任建嘿嘿一笑,说道:“那咱们换个角度看,律师做案子是为自己做吗?当然不是!律师代表的是当事人的利益,案子输了就是把当事人的利益给毁了。案子,你想想吧,不说王会林、张素兰这些有钱人,你只要想想蒋习德,他倒是一死了之,却留下了孤儿寡母在农村煎熬度日,那得有多惨?你想过吗?”
不得不说,任建最后几句话对我有很大的触动,或者说让我找到了说服自己的正当借口。
任建趁热打铁,继续说道:“不错,勾兑就是蝇营狗苟。可最后呢?丢掉面子的是我们,丢掉人格的是我们,而得到利益、得到实惠的却是当事人!这叫什么?这叫大无畏的自我牺牲啊!”
我内心深处最后一丝犹豫终于在这贱人大无畏的振振有词中牺牲掉,当即狠狠地点点头,说道:“为了拯救和保护当事人,律师要不顾任何风险,不惜任何牺牲。这是律师义不容辞的职责!勾兑!”
任建嘿嘿笑着,举起茶杯说道:“就让布鲁厄姆爵士见证今天的金沙会议,这将是我们律师事业飞黄腾达的里程碑,也是推动我国法制建设向着正确方向前进的转折点。为了会议圆满成功,干杯!”
我举杯道:“法制万岁,干杯!”
接下来我和任建又对自我牺牲的具体方式方法作了研讨,会议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民主而和谐的氛围,直至会议圆满成功地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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