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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曾国藩的务实力行之义（第3页）

他的这种做法，有人又归纳为“约字诀”。陶怀仲在《析论曾国藩》一文中总结说，曾国藩修身有“静、耐、约”三字诀，“约字使他治经史之学，务实际不求博雅，治军则专从实际处入手”。实际上，这个”约”字就是“实”字，它反映的是做事从浅处、简处人手。曾国藩称之为“守约”。咸丰九年（1859）十月他对幕僚李榕讲了一番话，就是说明这个道理：凡与诸将语，理不宜深，令不宜烦，愈易愈简愈妙也。不特与诸将语为然，即吾辈治心、治身，理亦不可太多，知亦不可太杂，切身日日用得着的不过一两句，所谓守约也。

在曾国藩眼里，志向大、不朴实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视事太易”，把做一件事看得很容易，不屑去做，而是贪难求大。实际上，这种做法恰恰违背做事的规律。再大的事，也要从小处做起；再难的事，也要从简单处做起，可以说是颠扑不破的道理。然而许多自以为高明的人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两者相较，曾国藩的真正高明处就显现出来了。

知一句便行一句

中国传统思想中，“知行合一”是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但由于儒学是经世之学，因此更强调“行”也就是实践的意义。《尚书》中说：“非知之艰，行之唯艰”，提出了知易行难的观点。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力行”被看成了君子的一个标志。看某人品质如何，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以实际行动作为评价的主要标准。这种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实学”的重要内容。

扬雄在《法言》中说：“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把行摆在了言的前面。朱熹也说：“知之主要，未若行之之实”，“行不及言，可耻之甚”。有人进一步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认为知就是为了行。只有付诸实行了，才能说取得了真知，否则就不是真知。

清代学者颜元说得好：“读得书来口会说，笔会做，都不济事；须是身上行出，才算学问。”古人所说的闭门造船、纸上谈兵的典故，批评的就是缺乏实际办事经验而自以为是的那种人。

吕坤在《呻吟语》中说：“以圣贤之道出口易，以圣人之道躬行难。”嘴上说出来容易，做出来却难上加难。曾国藩很少拿大话吓人，即使说，也实实在在。他要做的，就是要把自己恪守的道德、追求的理想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有人说曾国藩是圣贤，就因为他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圣贤的理想和主张。

曾国藩继承了传统中的重行思想，强调力行，不说空话，“知一句便行一句”。不仅要“常常行之”，还要事事力行，办事“宜就所当所务者次第施行，做一件算一件，行一步算一步”。

曾国藩一生各方面的成就，都体现了力行的工夫。

曾国藩对那种空谈阔论而无实际办事能力的人持鄙夷态度，认为这是读书人的大毛病：“读书人之通病，往往志大言大，而实不副也”；后来又批评道：”读书人之通病，约有二端：一曰尚文不尚实，一曰责人而不责己。尚文之弊，连篇累牍，言之成理，及躬任其事，则忙乱废弛，毫无条理。”对读书人缺点的分析真是入木三分。

曾国藩所交游的师友，都是朴实而崇尚力行的人，无论是唐鉴、倭仁这样的大家，还是吴廷栋、陈源兖、何桂珍这一班兄弟，以及江忠源、郭嵩焘、罗泽南等同乡好友，都倡导力行，而以大言为耻。

但曾国藩在京城时也遇到过高谈阔论的人。其中有一人刚从外地回京不久，经历稍为丰富，席间便夸夸其谈，旁若无人。曾国藩对他很看不起，从此便未深交。另有一叫庞作人的官员，与此公相似，曾国藩对他同样反感。但当曾国藩官至两江总督，指挥四省军务时，他便跑到江南，希望能凭自己三寸不烂之舌，打动曾国藩，混个一官半职，说不定日后还能飞黄腾达。但曾国藩一见便觉他讨厌，在日记中写道：

有庞作人者，一无所知，而好讲学，昔在京已厌薄之。本日又来，尤为狼狈恶劣。甚矣，人之不可不务实也。最后的结果是这位仁兄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随着经历的复杂，曾国藩更知办事之难，对行动更为重视，对空言更加厌恶。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他给胡林翼写信说：

侍近恶闻高言深论，但好庸言庸行。虽以作梅之朴实，亦嫌其立论失之高深。其论公之病，侍亦虞其过于幽渺，愿公从庸处浅处着想。

陈作梅即陈鼐，是曾国藩的心腹幕僚，为人非常朴实，曾国藩仍觉他有大言之嫌。曾国藩对空谈的敏感，可见一斑。

李元度以书生领兵，曾国藩对他最不放心，一再叮嘱他禀报军情应当详实，不要“空说吉祥语”。咸丰十年三月，李元度奉命前往徽州防守，曾国藩与他约法五章：日戒浮，谓不用文人之好大言者；日戒过谦，谓次青好为逾恒之谦，启宠纳侮也；日戒滥，谓银钱、保举宜有限制也；日戒反复，谓次青好朝令夕改也；日戒私，谓用人当为官择人，不为人择官也。第一条就告诫李元度不要任用好为大言的文人。后来曾国藩又论及任用绅、土之道，其中一条是“禁大言以务实”，是同样的道理。

对于力行而少言的人，曾国藩最看重。张运兰（字凯章）开始只是王鑫手下的一个下级将领，因为他务实，曾国藩一再提拔。1860年，曾国藩命宋梦兰率军与他配合作战，对来说：“张凯章观察精细沉实，先行后言，阁下与之相处，似可将军中琐事一一研究，总以‘质实’二字为主，以阁下之熟于乡土，凯章之老于戎行，又皆脚踏实地，躬耐劳苦，必能交相资益，力拯时艰。”

曾国藩越到晚年，越是厌空言重力行，谆谆告诫子弟，视为处世办事的铁则。一般情况下，年青人都喜欢高谈阔论，如曾国藩所说，“大凡人之自诩智识，多由阅历太少”。随着阅历增加，认识到事情的复杂性，就逐渐趋向实际，甚至变得谨小慎微。这有不利的方面，但重行的传统仍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对于年青气盛的人来说，就显得更为重要。

不尚虚名，贵求实效

务实精神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名与实的关系也是其中的一项。古代圣贤认为，人的名誉、声望应该同自己的实际才能、贡献、功劳相符，提倡重实轻名，以名过于实为耻，力戒追求虚名，更不可欺世盗名。

孟子说：“声闻过情，君子耻之。”指的就是以名声超过实际为耻。王阳明说”古之君子，耻有其名而无其实”，对孟子观点继承并加以发扬，“名与实对，务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分；全是务实之心，即全无务名之心；若务实之心如饥之求食、渴之求饮，安得有工夫好名?”古人重实轻名，并非纯从道德上讲，而是看到了重实的益处与好名的危害。先贤把务实看成是办大事成大业的基础。王符认为务实是一个人不同于凡人的素质：“大人不华，君子务实”，“大丈夫处其实，不居其华”。苟悦认为，务实是成功的前提：”名必有实，事必有功”，“事实则功立”。二程兄弟则干脆说：“欲当大任，须是笃实。”吴麟征在《家诫要言》中也说：“真心实作，无不可图之功。”所有这些，都推导出务实是办大事成大业的基础。

相反，如果轻实好名，则会引来灾祸。吕坤在《呻吟语》中说：“名心盛者必作伪。”揭示了好名者的实质。《颜氏家训》中将人分为三个层次，“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认为“窃名者，厚貌深奸”，只是追求浮华的虚称而已，即使得到，也没有意义，而且因为无实而窃名，必然采用非法的、见不得人的手段，终有败露之日。所以古人又说：“有名而无实，天下之大患也”，“名是而实非，其天下之大害乎?”

所以程颢兄弟认为，君子不应让才超过德，也不应让名过于实，因为“才过德者不祥，名过实者有殃”。明儒潘府在《素言》一文中说：“无实之名，祸之门也；无名之实，福之基也。”利害相较，令人触目惊心。

好名之心，人皆有之。要使自己重实轻名，并非一件容易事，这就看个人的修养高低了。曾国藩受理学的薰陶，受实学浸染，深知其中利害关系。所以他于1851年便在日记中记下了“盗名者必有不测之祸”这一警句，时时提醒自己，勿萌好名之心，提倡“多做实事，少说大话”。

其实曾国藩也好名，他并不像有些人那样，认为名可有可无，加以轻视。他说，“名者，大器也”，“造物所珍重爱惜”，千金易求，重权易得，而美名难求。他一心要成就的也是名。所以咸丰皇帝曾下旨批评他好名。实则这种名，不是虚誉，而是对一个人一生业绩的肯定，是一个豪杰的尊严，“留得生前身后名”，是多少人的理想，“身败名裂”则是最大的灾难。曾国藩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坚持名实应当相符，由实际的行动和成绩来博取名声，“实至名归”，而非使用见不得人的手段。因此应脚踏实地做事，不要贪图虚名，因为“虚名不可恃”。他对兄弟们说：“我们兄弟报国，总求名实相符，劳赏相当，才足任事，从此三点切实做去，或可免于大祸。”而聚然得名主人，“其为名必过情”，要想不过情，就要像四时那样运作，使人不觉，而事业已成。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已有其实，何患无名。

曾国藩非常担心名浮于实，埋下祸患。他在家书中说：“我在京师，唯恐名浮于实，故不先拜一人，不自诩一言，深以过情之闻为耻耳。”为避免虚名远播，曾国藩力戒多言，他给自己写了五箴，其中之一就是“慎言”。1842年的一天，几位同僚会聚一起，其中姜曾熟悉天下地理，口若悬河，崔乃晕善于词赋，满座皆服。曾国藩诗文也有超人处，但却从不炫耀。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予力戒多言，恐毫无实学，而声闻日广也。”

咸丰四年（1854）十一月，他给诸弟的家书中写道：

名者，造物所珍重爱惜，不轻以予人者。余德薄能鲜，而享天下之大名，虽由高曾祖父累世积德所致，而自问总觉不称，故不敢稍涉骄奢。家中自父亲、叔父奉养宜隆外，凡诸弟及吾妻吾子吾侄吾诸女侄女辈，概愿俭于自奉，不可倚势骄人。古人谓无实而享大名者，必有奇祸。吾常常以此儆惧，故不能不详告贤弟，尤望贤弟时时教戒吾子吾侄也。

从军以后，曾国藩也力戒争虚名，他认为“行军之道，贵在人和而不争权势，贵求实效而不尚虚名”。他不仅这样要求自己，也同样告诫部下。1856年，他对罗萱一味回护部下刘腾鸿（字峙衡）很不放心，劝他说：“足下爱敬峙衡，当代为蕴蓄之，不必逢人颂扬，使其实常浮于名，则所以爱之者更大矣。”刘腾鸿是罗泽南弟子，勇敢善斗，有名将之风，但为人太过刚毅，加上人多称颂，便有些不知所以。1857年，在攻打瑞州时中炮阵亡。

曾国藩经常反省自己，认为名心切是最大缺点，不仅损害了人生境界，也严重损害了身体。因为名心切则俗见重，为达到一些愿望，追求事事周全、样样完满，整日患得患失，便给身心造成损害。后来曾国藩精读老子、庄子之书，领悟到了“淡字诀”的精义，用来纠正名心切的弊病。

“功名之地，自古难居。”功名官爵，不能过分贪恋，应当急流勇退，避免杀身之祸。历史上，范蠡和张良是做得最成功的两个人。他们成就大业后，并未贪恋功名，及早退身避祸，传为美谈。曾国藩也深信此道。他没有像范、张二位退身归隐，却也达到了同样目的。他从不接受有名无实的虚名，他任两江总督时，虚衔多达几十个，一枚印章都刻不下，曾国藩只选了其中较重要的几个刻成印章。对于有些虚衔，曾国藩干脆奉还给朝廷。这样，他的名总是与实际相符，而且不会对清廷构成威胁，清廷也便不会对他下手。所以曾国藩能常保不败，在风云变化不测的官场履险如夷，可说是得“实”字诀之力。

“名浮于实”固然有危亡之险，但“实”字也有分寸与技巧。古人云：实至名归，但世事变化无常，在恪守朴实的根本同时，也要有与时俱进的见识和勇气。否则闭门造车，就有由”实”转”愚”之嫌。做人如同生产商品，包装好质地次当然不行，但质量高包装差同样少人间津。不求眩人耳目，哗众取宠，但求名实相符，则可长可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