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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曾国藩的冲淡平远之境（第2页）

曾国藩淡薄名利，即在于能淡化物欲，这是他保持平常心的一大学问，他说：

弟读邵子诗，领得恬淡冲融之趣，此自是襟怀长进处。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以诗言之，必先有豁达光明之识，而后有恬淡冲融之趣，如李白、韩愈、杜牧之则豁达处多，陶渊明、孟浩然、白居易则冲淡处多。杜、苏二公无荚不备，而杜之五律最冲淡，苏之七古最豁达。邵尧夫虽非诗之正宗，而豁达、冲淡二者兼全。吾好读《庄子》，以其豁达足益人胸襟也。去年所讲生而荚者，若知之，若不知之，若闻之，若不闻之一段，最为豁达。推之即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亦同此襟怀也。这是他从传统文化中领会了恬淡冲融的情趣，他善养内心，目的是为了超脱世俗，有一种轻松格调。

曾国藩对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条看得非常重要，视为平生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基本准则。然而，在他心目中，自宋、明以来，一般正统士大夫往往把“修身”同“治国、平天下”相对立，强调各自的重要性，到头来不是治国、平天下缺乏精神支柱和远大目标，乃至完不成救世大业，就是满腹文章，而不能任天下大事，也就是把“传教”与“办事”对立起来。

因此，他主张“修身”必须首先结合实际去进行，要做到这样，重要的问题就是立足于精神修养，即治心。

曾国藩认为，治心之道属于精神方面的修养，精神修养必须按照静坐、平淡、改过这三个步骤去进行。

所谓“静坐”，这是儒、道、佛三家所共有的初步门径，是士大夫阶层最基本的修养功夫。曾国藩综合儒、道、佛三家之说，把“静”字功夫看得非常重要，他反复强调，如果一个人的精神不能安然沉静下：去，那么他的心里总是散漫的、浮动的，对事理不会看得清楚，做事不会踏实，乃至于自己的身体也不能保养得宜。

所谓“平淡”，实际上主要是他对老庄淡泊寡欲之说的继承和阐述。一个人如果对世事不能看得平淡；那么他的心境就会被外物所扰乱，精神就会受到牵累，常因一些不愉快之事而耿耿于怀，就会直接影响到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好坏成败。因此，他主张人要有平淡的心境。他说：“思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世俗之功名须看得平淡些。”所谓“改过”，曾国藩指出，一个人如果在心境上不能平淡，则究其所以未能平淡的原因，然后在这个问题上痛下针砭，去检讨、去改过。为此，他一生坚持写日记，每天认真检讨所作所为。对于友人的忠告，他则强制自己虚心接受，力求改过。他的铭联、箴言、格言、警句、单字等，大都体现了他提醒自己不忘改过、立志自新的精神。

晚年的曾国藩总结出十二条“治心经”：

无贪无竞，省事清心，十介不苟，鬼伏神钦。战战兢兢，死而后矣，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此十二语者，吾当守之终身，遇大忧患、大拂逆之时，庶几免于尤悔耳。

“治心经”是他的独特心得，以儒家为本，同时也融入了佛、道的内容。他强调养心，认为养心可以达到养身的目的。

曾国藩的养心学问是典型的身心兼治，他主张磨难波折时要把心放得下，养得灵，不能囱为身处困境而郁郁寡欢，那样永远不会有东山再起之日。

基于这种看法，他对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最为赞赏，他说，在官场中混最易丧失威权与荣耀，其中也有一些独运于心，在幕后遵守的“规矩”：一是不直言人短；二是要保持一团和气；三是要提防奸人捣乱。苏东坡犯了三大忌，几次被贬，但可贵的是志向操守不改，能顺应环境的变化而生存。

苏轼认为，人要对人间万事超然旷达、随遇而安，因人生太渺小、太短促了。那些当年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早已成为历史的烟云，如今到哪里去寻觅他们的踪迹呢？岁月悠悠，宇宙无穷，人的生命犹如一颗稍纵即逝的流星：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

正是由于苏轼超迈旷达，无往而不乐，所以，他能在各种各样的人生情境下，始终保持心理上的平衡和安宁，总是在平凡甚至是困苦的生活中去体味生活的乐趣、生命的欢欣，并战胜人生道路上的重重险阻，走完自己的人生历程。

曾国藩对苏轼的处世之道十分推崇，他把苏东坡所作的能与他心境相沟通的篇章单独辑成，经常吟诵。他还举《易经》乾、坤两卦比喻养心与事业之关系：“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说君子言语要谨慎，饮食要有节制。

要想有健全的精神，应当先有健康的身体；要有健康的身体，就需要留意养身之道。论及养身之道，曾国藩认为：“养身之道，以‘君逸臣劳’四宇为要。减少思虑，排除烦恼，二者用来清心，就是说‘君逸’。常常行步走动，筋骨常动弹，‘臣劳’说的是这个。”

曾国藩对于养身之道，主张身心交养。他说：“我认为治：身应当以‘不药’二字为药，治心应当以‘广大’二字为药。”这是：曾国藩恪守他祖父“不信医药”的训导。

曾国藩养心的方法，不外乎“惩忿窒欲，少食多动”八个字。他说：“养生家的方法，没有比‘惩忿窒欲，少食多动’八个字更重要的了。”

“惩忿窒欲”，在于求得精神的健康，可以叫做“心理的修养”，他将“惩忿”解释为“少恼怒”，将“窒欲”解释为“知节俭”，可知他不是厌世悲观的人，不过是在纵欲当中略存节制的意思而已。他的人生观，既不是乐天观，也不是厌世观，而是淑世观。

“少食多动”，在于求得身体的健康，可以叫做“生理的修养”。曾国藩重视“少食”，至于注重“多动”，从他所说“养生五事”中可以知道。他说：“养生之法，约有五件事：一是睡觉吃饭有定规；二是制止忿怒；三是节制欲望；四是每夜临睡洗脚；五是每日两顿饭后，各走三千步。”

对于养生的道理，他说：“养生的道理，应当从睡觉吃饭两个词细心体会。吃平日饭菜，只要吃得香，就胜过珍贵药物。睡觉不在于多睡，只是实际上睡得香，即使片刻也是养生了。”

对于养生的项目，曾国藩还曾经用养生六件事勖勉儿辈：一是饭后千步，二是将睡洗脚，三是胸中无恼怒，四是经常-定时静坐，五是经常定时练习射箭，六是黎明吃白饭一碗，不沾点菜。

对于养生的方法，曾国藩强调以静养为主，他说：“养生的方法，‘视、息、眠、食’四个字最重要。息必‘归海’；视必‘垂帘’；食必‘淡节’；眠必‘虚恬’。‘归海’是说藏气息于丹田气海；

‘垂帘’说的是半睁眼，不全睁，不太用眼力；‘虚’是说心虑而不思虑，肚子虚而不滞留食物。就这四个字，虽然没有医药秘方，但完全可以去病了。”

曾国藩养生喜欢在“眠”、“食”二字上下工夫，有他自己的经验。他说：“我少年读书时，看见父亲在日落之后，上灯以前，小睡片刻，夜里则精神百倍，我近日也想效法。日落后，在竹床上小睡，上灯以后处理事务，果然觉得清爽。我对于起居饮食，按时按点，各有常度，一一都是效法我祖父、父亲所做的，希望不败坏家风。”

曾国藩重视精神修养，以保持心理的健康，对于节制恼怒，他说：“世上多事故，珍重有用的身体，以承担艰难重任，千万不要郁闷损耗，损伤天然之气。我也郁闷闭塞多年，胸襟过于褊狭，我要以自我针砭来共针砭。”

起居饮食有规律，爱好运动，节制少怒，都与现代的健康学非常相符合。可见，曾国藩的修身学问是——养心者可养身！

合雄奇于淡远之中

曾国藩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看刘文清公《清爱堂贴》，略得其冲淡自然之趣，方悟文人技艺佳境有二：曰雄奇，曰淡远。作文然，作诗然，作字亦然。若能合雄奇于淡远之中，尤为可贵。其实，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曾国藩也是追求一种淡远之境的。

曾国藩虽事务繁忙，却从不忘忙中取乐。写诗、作文、下棋就是他的求乐养心之法。曾国藩每晚都在室中朗诵白居易、苏东坡等人的诗文，自称得其中淡远闲适之乐。他经常临摩名家书法，刘墉（文清）是他最佩服的书法家之一，原因在于刘墉笔意；中淡闲远，最适于修身养性。

在欣赏古诗文淡远意境的同时，曾国藩不忘与自己急于名利之心作对比，以此来警惕自己。咸丰九年（1859）四月的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

中饭后热极，因读东坡“但寻牛矢觅归路”诗，陆放翁“斜阳古柳赵家庄”诗，杜工部“黄四娘东花满溪”诗，念古人胸次萧洒旷远，毫无渣滓，何其大也!余饱历世故，而胸中犹不免计较将迎，又何小也!

一方面欣赏古人的磊落胸怀，一方面又想在诗文方面胜过古人，急于名利之心在写诗作文上都表现得这么明显。这使得曾国藩不得不时时提醒自己要宽心、要淡然：

无奈我作诗之时，只是要压倒他人，要取名誉，此岂复有为己之志?闻誉，心忡忡，几不自持，何可鄙一至于是!此岂复得为载道之器乎?凡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为己矣。谨记于此，使良友皆知吾病根所在。

除了研究古代志趣高远、才情并茂的诗人外，曾国藩还非常注意教导自己的后辈，从诗文入手，陶冶性情，培养淡远之志，以逞自己平生未尽之心。同治元年（1862）七月，他教导儿子曾纪泽说：

五言诗，若能学到陶潜、谢眺一种冲淡之味和谐之音，亦天下之至乐，人间之奇福也。尔既无志于科名禄位，但能多读古书，时时哦诗作字，以陶写性情，则一生受用不尽。

争名争利，凡人尚且难免，何况曾国藩位极人臣，权倾朝野。他能在繁忙的公务之外保留一份平淡之心，确实难能可贵，尤其在功成之际，悄然身退，自削兵权，力求不显山、不露水，更非修养平平者所能及。这是因他精识“淡”字诀的妙用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