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6小说网

第六章 曾国藩的借人成事之功（第2页）

（2）“器能之才宜于治烦，以之治易则无益”

精明强干，德、术、法都倡导，但主张与力度都不够强的人才，是独当一面的器能之才。他们有精力和智慧去开创局面，治繁理乱，比如在民智尚未开化的地方，由于野蛮，缺少正常社会秩序，不用强力手段去征服，只用一味的文明说教，多半会越治越乱，器能之人可能会以暴抗暴，先把恶势力和恶霸除掉，使当地人得到实惠，让他们慢慢接受到文明教化，那么地方就会日渐平安、富裕了。

（3）“策术之才宜于治难，以之治平则无奇”

这种人多策善划，胸中有奇谋，最适合于乱世中生存发迹，如遇奇主，一拍即合，会策划出惊天动地的大手笔来。但在和平安定、无所纷争的环境下，他们却难以找到发挥其智慧的用武之地，而平平无奇一生。乱世用奇，治世用正，就是指的这一类奇才。

（4）“法家之才宜于治侈，以之治弊则残”

法家之才用法制推动一切，富国强兵，用强硬手段整治腐败和歪风邪气，会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如果用同样严厉的方法来治理贫困地区，因手段残酷，反而搞得人心惶惶，民不堪命。（5）“智意之才宜于治事，以之治人则坏”

智意之才宜于治理新局面，他们善于周旋调停，权智有余而公正不足，因此宜于开创新局面，在太平的形势下却做不出什么实绩来，有虚名而无实功。

（6）“苛刻之才宜于纠奸，以之治边则失众”

这类人才公正无私，苛刻少思，不讲情面，六亲不认，适于追奸查污，清理腐败和邪恶势力。如果去治理边疆或经济发达地区，则会因为苛刻而失民心，不是安民，而是扰民。

（7）“威猛之人宜于治乱，以之治善则暴”

叛乱混杂的地方，一般是民智不十分开化、经济也不发达的地区，这类地方的人心眼儿直，也易被人欺骗和煽动。因此，这种地方必须派威猛有力的人去管理，而不宜用软弱书生。豪杰之才威猛刚强，处理问题大胆果断，敢于冒险，不怕困难和压力，适于征乱讨伐，如果来管理善良百姓，则太粗暴。治理人民百姓不同于治理军队，军队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前且必须令行禁止，不得违抗军令，这是特殊使命和职责的缘故，平民百姓则不一样。

（8）“伎俩之人宜于治富，以之治贫则劳而不困”

这类人才奇怪诡巧，急功近利，去治理富饶之地，由于智谋多变，能应付当地复杂多变的局面。富饶之地，由于民众有钱，生活不成问题了，就会把心思用到其他方面，社会就生出许多问题。他们不仅自己生事，还想方设法打通关节，贿赂官员。治理这样的地方，如果智谋不够，反应不快，没有一定的处世方法，只以单纯的直来直去处理问题，不仅关系难处，而且会把自己弄得很被动，既不利于开展工作，也不利于治理政事。因此这类地方对伎俩之人是最为适合的。

总之，曾国藩主张用人如用器，即用他的长处，同时与避开他的短处。

与此相反，曾国藩拒绝幕僚的正确建议，而遭失败或物议鼎沸的事例也不少，曾国藩晚年对此也颇为后悔。总体而言，曾国藩能够虚心纳言，鼓励幕僚直言敢谏，这对他事业成功有很大帮助。有人评论说：曾国藩“以儒臣督师，削平大难，蔚成中兴之业，固由公之英文巨武蕴积使然，亦由幕府多才，集众思广众益也”。

比较而言，曾国藩对幕僚的影响显然会更大、更深远一些。多年来，他一直对其幕僚精心培养，视若子弟，除为数不多的几个老朋友和儒宿之学之外，一般幕僚亦对曾国藩尊之为师，极为崇拜，一言一行无不视为楷模。从道德修养、为人处事到学术观点、文学理论，以至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的影响。尤其经常在他身边的人员，与之朝夕相处，耳濡目染，日积月累，潜移默化，于不知不觉之中，已受其熏陶，增长了见识和才干。正如薛福成说的那样，他们虽专属一行，却能让他们的智慧汇集一点。比如引水，幕府就是水渠；若要说种庄稼，那么幕府就是播种的地方。因而他能获得很多人才。

曾国藩的另一幕僚张文虎在谈及幕僚易于成才的原因时也说，盖“其耳闻目见较亲于人。而所至山川地理之形胜，指挥之难易，军情之离合，寇形之盛衰变幻，与凡大帅所措施，莫不熟察之，而存于心久。及其措之裕如，固不啻取怀而予。故造就人才，莫速于此”。

把事业交给光大门庭之人

曾国藩做人有自己的要诀，这个要诀即做人心法。他不但有事业，而且找到事业上的继承人，把这种事业推进下去，把门庭继承光大下去。

历来人们提到人才学问，更多的是考虑如何去发现人才、重用人才，曾国藩则明确提出人才由磨砺而成的学问，这实在是发人深省的。

在人才的磨砺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培养。

咸丰八年（1858），曾国藩率湘军收复了九江，这对李鸿章来说，真是一剂强烈的兴奋剂，倒不是因为湘军的这点胜利对他有多少鼓舞，而是因为湘军统帅曾国藩同他有师生关系。他认为一旦投奔湘军，曾国藩一定会另眼相看，予以重用。于是，他离开了镇江，昼伏夜行，抄近路，避村舍，绕过太平军的营地，赶往九江，投奔曾国藩。

然而，事情并不像李鸿章预料的那么称心如意。他满怀希望赶到九江后，曾国藩借口军务太忙，没有见他。李鸿章以为他只是一时忙碌，几天之内定可召见，谁知闲住了一个月，竟得不到任何消息，他心急火燎，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李鸿章得知曾国藩幕府中的陈鼐是道光丁未科进士，与自己有同年之谊，也任过翰林院庶吉士，是同僚，就请他去试探曾国藩的意图。谁知曾国藩不肯表明态度。

李鸿章既是他的得意门生，曾国藩又何以如此冷落他呢?这实在令人费解，陈鼐也不明白，便对曾国藩说：“少荃与老师有门墙之谊，往昔相处，老师对他甚为器重。现在他愿意借助老师之力，在老师门下得到磨炼，老师何以拒之千里?”。

曾国藩冷冷地回答说：“少荃是翰林，了不起啊!志大才高。我这里呢，局面还没打开，恐怕他这样的巨舰，不是我这里的瀑潺溪流所能容纳的，他何不回京谋个好差事呢?”

陈鼐为李鸿章辩解说：“这些年，少荃经历了许多挫折和磨难，已不同于往年少年意气了。老师不妨收留他，让他试一试。”

曾国藩这才会意地点了点头，就这样，李鸿章才进了曾国藩幕府。

其实，曾国藩并不是不愿接纳李鸿章，而是看他心高气傲，想打一打他的锐气，磨圆他的棱角。这大概就是曾国藩这位道学先生培养学生的一番苦心吧。此后，曾国藩果然又对李鸿章的棱角着意进行了打磨，使他变得老成世故，打下立足官场的“基本功”。

曾国藩很讲究修身养性，规定了“日课”，其中包括吃饭有定时，虽在战时也不例外，而且他规定，每顿饭必须等幕僚都到齐方才开始，差一个人也不能动筷子。

曾国藩、李鸿章，一个湘人，一个皖人，习惯颇有不同。曾国藩每天天剧亮就要吃早餐，李鸿章则不然。以其不惯拘束的文人习气，而且又出身富豪之家，对这样严格的生活习惯很不适应，每天的一顿早餐实在成了他沉重的负担。一天，他假称头疼，没有起床。曾国藩派弁兵去请他吃早饭，他还是不肯起来。之后，曾国藩又接二连三地派人去催他。李鸿章没有料到这点小事竟让曾国藩动了肝火，慌忙披上衣服，匆匆赶到大营。他一入座，曾国藩才下令开饭。

吃饭时，大家一言不发。饭后，曾国藩把筷子一扔，板起面孔对李鸿章一字一板地说：“少荃，你既然到了我的幕下，我告诉你一句话：我这里所崇尚的就是一个‘诚’字。”说完，拂袖而去。

李鸿章何曾领受过当众被训斥的滋味?心中直打鼓。从此，他在曾国藩面前更加小心谨慎了。

李鸿章素有文才，曾国藩就让他掌管文书事务，以后又让他帮着批阅下属公文，撰拟奏折、书牍。李鸿章将这些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甚为得体，深得曾国藩赏识。

几个月后，曾国藩又换了一副面孔，当众夸奖他：“少荃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最适合，所有文稿都超过了别人，将来一定大有作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许要超过我的，好自为之吧。”

这一贬一褒，自然有曾国藩的意图，而作为学生的李鸿章，对这位比自己大12岁的老师也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对人说：“过去，我跟过几位老师，糊糊涂涂，不得要领，现在跟着曾师，如同有了指南针。”

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在江浙取得突破性进展，清廷的财赋重地岌岌可危，尤其是上海面临被太平军占领的威胁。因此，从清廷到江浙的地方官绅，都向曾国藩发出派兵解援的吁请。曾国藩认识到这是扩大湘军势力的极好时机，但不能将精锐派到上海，只能另辟蹊径，再练一支军队。

当时曾国藩考虑这个人选时，主要从以下几点出发：湘军嫡系，能够胜：任此项事情；对湘军、对自己都大有益处，断不会成为自己的掘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