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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曾国藩的坚忍挺立之律（第2页）

同治三年（1864），曾国藩给江西一候选县丞也讲了这番话：”古来忠臣孝子，多半是处逆境磨练出来的。若一片顺境，有何难处?”

李鸿章人虽聪明，却缺乏坚忍之气。曾国藩多次教导。同治六年（1867），李鸿章接替老师镇压捻军，开始时连吃几次败仗，形势棘手，他自己也有些慌乱。曾国藩一席话使他有了主心骨儿。这年六月，曾国藩来信说：

军事棘手之际，物议指摘之时，唯有数事最宜把持得定：一日军律不可骚扰；二日奏报不可讳饰；三日调度不可散乱。譬若舟行遇大风暴，只要把舵者心明力定，则成败虽不可知，要胜于他舟之慌乱者数倍。

两个月后，曾国藩仍不放心，又给李鸿章写了一封信，说：

事机不顺之际，要当宽以居之，静以待之，不可过于焦急……今阁下当此艰危之局，望将躁急郁迫之怀扫除净尽。

两封信的一个共同主题，都是提醒李鸿章要挺住。当时形势不好，李鸿章的一些幕僚见势不好，都打了退堂鼓，先后离去，甚至最得力的丁日昌、李鸿裔也有退意。曾国藩赶紧给他们打气，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道：“或诸贤联翩引去，则李帅后路全换生手，尤虞掣肘，尚祈勉济时艰、强留襄事为慰。”在他的苦劝之下，这些人大多留了下来，与李鸿章一起挺了过去。

刘铭传是李鸿章手下第一大将，为人刚毅，“河防”策略就是他与曾国藩提出的。曾国藩镇压捻军不力，许多人批评“河防”是守株待兔，建议废止。曾国藩不久离任，但他仍旧劝诫刘铭传，一定要挺住。他还举江忠源提议办水师，胡林翼建议围攻安庆，自己办水师一败靖江、再败湖口等许多事例，说明只有坚持挺住，事情才能成功。刘铭传对曾国藩极为佩服，始终坚持“河防”之议，促成李鸿章接受，最后将捻军镇压了下去。

对于这样的“挺”字精神，曾国藩称之为竖起骨头，竭力撑持。后来他专作了一幅联语，作为“挺”字的注脚：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

打脱牙和血吞

梁启超说过：凡古来能成大事的人，其自制力、忍耐力必定是很强的。

卞和便是具有忍者风范的人物。

卞和，楚国人。他得到一块璞玉，当即献给楚王。然楚王并不识货，仅认为卞和所献之物不过一石头，以欺骗之罪将卞和左脚砍去。卞和忍痛度日，待新王即位，又将其璞玉献上，他又因此失去了右脚。卞和仍不甘心，继续忍耐，等待机会。待下一个楚王即位后，献璧成功。

和卞和一样，曾国藩的忍可以说是到了极致，曾国藩不仅自己能忍，他还以忍耐教导他的幕僚、弟弟。

同治五年（1866）曾国荃抵湖北任巡抚，因与总督官文不和，遂上疏劾之。同时，清廷令他剿捻，但屡次失败。为此，曾国荃心情抑郁，经常发牢骚。曾国藩请他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去信“慰之”，但仍不放心，以自己的坚忍成功进行现身说法，十二月十八日，曾国藩给曾国荃的信中说：

“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曾说我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而引用谚语说‘好汉打脱牙和血吞’。这两句话是我生平咬牙立志的口诀，不料被申夫看破。我在庚戌、辛女年间被京师权贵所唾骂，乙卯、丙辰被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江之败、湖口之败，三县之失，也颇有打脱门牙的迹象。来信每怪运气不好，使不似好汉声口。只有一字不咬定牙根，徐图自强为妥。”

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人，面对别人的不理解、不支持或是讥讽、嘲笑、轻蔑甚至侮辱，他不是怨天尤人，而是打脱牙和血吞，做咬牙立志，徐图自强的“好汉”。

1854年，曾国藩在决计会战湘潭时，太平天国的声势已颇盛，以南京为中心，武汉、镇江、扬州等重镇都掌握在太平军的手里，清朝政府在这一地区内几乎没有任何力量进行组织反抗了，而东征太平军的曾国藩也接连失利。决战湘潭对于交战双方来说，都攸关大局。曾国藩认为：“湘潭与靖港之贼互为首尾，倘不及早扑灭，不独省城孤立难以图存，衡、永、郴，桂及两粤匪党，闻风响应，东南大局不堪设想。”确实，太平军若能取得湘潭之战的胜利，便能攻取长沙，控制湖南，从而在湖南和两广农民起义军的响应下，迅速南下，控制两广、闽浙等地，占有半壁江山，并拥有发动北伐的基地，有可能夺取全国政权。对湘军来说，湖南是湘军的老巢，占有湖南便意味着湘军的兵饷来源有保证，一旦失去湖南，犹如鱼离开水一样，就会因干涸而消亡。

曾国藩非常清楚湘潭战场的重要性，急派悍将塔齐布率军开赴湘潭，又调水师总督褚汝航协助陆师摆开了与太平军生死搏斗的架势。这样在湘潭战场上，湘军的兵力占了优势，加上太平军主帅林绍璋本人忠厚有余，但“无大本领”，指挥不当，致使战线过长，兵力分散，太平军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湘潭之战，太平军遭到前所未有的惨败，清廷特别强调这一胜，利的影响：“自粤逆称乱以来，未受大创，湘潭一役，始经兵勇痛加剿洗，人人有杀贼之志矣。”

湘潭之战的胜利，改变了统治者对曾国藩黑云压境的形势。然而情形并没有彻底改善。当另一部湘军在靖港大败后，遭来咸丰帝一顿数落与指责，并将曾国藩革去了礼部侍郎之职，“责成其戴罪剿贼”。

在这种艰难的境遇下，曾国藩回到长沙以后，咬牙立志，徐图自强，他认真总结了岳州、靖港二次战役的惨痛教训，努力克服自己的弱点，为湘军日后出外作战积累了经验。在曾国藩看来，对于湘军各营在几次战斗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弱点，其真正原因是功罪不分，赏罚不明：其组织原因是良莠不齐，勇懦不一。同时他还深刻意识到：最初来投奔他的人，非亲即故，且抱着各种目的而来，因为台面小，所以凡事多让，久而久之，连原则也丢失了。他认识到，一旦条件有所改善，局面有所打开，就应破除情面，以正视听。他检讨导致湘军纪律涣散的原因，主要是他过去治军强调以道义相号召，用忠义感召部下。而且，湘军的骨干与曾国藩都有密切的关系，不是同乡，就是同学，或者是同僚。他过去总觉得对他们无法用法纪来进行约束。这样，湘军内部实际上处于无法无天的状态。

曾国藩体会到：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赏罚，今时事艰难，贤人君子大半潜伏不出，我以义声倡导，同履艰危。故诸人起初跟随我，并不是为了利，我对他们也就难以绳之以法。其致失败由此缘故。因此，他对湘军进行了整顿。经查，湘军岳州大败，敢于同太平军行抵抗的，只有彭玉麟一营：湘潭之战，浴血奋战的只有塔齐布两营、杨载福两营。曾国藩根据兵贵精而不贵多的原则，依据勇于战斗的条件，决定士兵的去留。他从明赏罚、严军纪做起，凡溃散之营便不再收集，营哨兵勇一律裁去不用。经过这番整顿和裁撤，留下的仅有水陆两部五千人。其弟曾国葆也在被裁之列，这对曾国葆的打击很大，多少年后，他还一直深居简出，拒见宾客。同时，曾国藩决定将王鑫留在湖南，命罗泽南跟随其出征。令塔齐布、罗泽南、彭玉麟、杨载福增募新勇，使湘军人数又扩至一万余人。

与此同时，除湘军本身的扩充以外，将胡林翼的黔勇增募至二千，征调了登州镇总兵陈辉龙所率的船队和广西候补道员李孟群统率的船队，共计一千余人。

在困境中持此种态度与行为，反省自身、改造缺陷、励精图治的人必当是一个具备成功素质的人。至于能否成功，用曾国藩的话说，还要看“天意”了。

过长沙整军以后，湘军能战能守，这与曾国藩努力改正自己的弱点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曾国藩这样说过，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

有失败才有成功，这是历史上许多成功者所证明了的真理。一般而言，经过艰苦的磨炼或弓系列的挫折，才更易使人具备成功的品质。因而，有许多追求大成功之人甚至不是先企求成功，而是先企求苦难。这里最主要的奥妙就在于，失败和逆境的土壤里会创造出更多的成功品质，而具备了成功的品质，才能成功。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了。

难关要靠自己挺过

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在危难之际当然可以请求别人的帮助。但是，无论何时，主动权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经过血的教训，曾国藩深知这个道理的重要性。

1862年5月，曾国藩率军在天京城南门外的雨花台扎下营寨。曾国荃和他的心腹大将李臣典、萧孚泗、刘连捷、朱洪章等在太平天国的叛将韦俊的带领下，察看了这座江南名城。他看到天京城高池深，深沟高垒，城围辽远，以他的两万人马想要攻取这座名城，简直是白日做梦。他虽攻至城下，却不敢轻举忘动，更深怕城内的太平军和外省的李秀成一起出动，将他们歼灭掉。所以，他一面督促湘军在雨花台一带修筑工事，做长期战争准备；一面派人投书，催促各路人马尽快会师城下。

然而，曾国荃等了多日，也不见别路人马到来。先是李续宜的北路军由镇江刚要出师，忽接父丧凶信，匆匆回家奔丧，其部将唐训方远在皖北，闻讯南援，结果被太平军阻于寿州。鲍超由宁国北进，遇太平军杨辅清等部，展开血战，亦难达天京。这时，可指望的援军只有多隆阿一路。

曾国藩接到雨花台寄来的加急求救文书，命多隆阿迅速南下。多隆阿接信后，开始还有军事行动：攻陷庐州，准备南下，但突然按兵不动，拒赴合围天京之约。曾国藩再三恳请赴援，多不为所动。这时，有一股四川农民起义军入陕，多隆阿部将雷正绾已人陕阻击。多隆阿与湖广总督官文密约，再奏令多隆阿本人率队入陕，皇帝居然准奏。多隆阿借以不赴天京之援，暗自高兴，而官文因为久与曾氏兄弟不和，也不愿湘军得到成功。

多隆阿率军西去，曾国藩万分惊慌，派人飞马送信给官文，他在信中说：“闻人秦之贼人数不满三千”，有雷正绾一军以足敌，而“江南贼数之多比秦何止百倍”，仍请将去之不远的多隆阿追回。然而官文明知天京城下急需多隆阿赴援，却置曾氏兄弟的求援于不顾，使曾国荃的雨花台之师成了孤军。通过这件事，曾国藩似乎发现了人性的弱点，也印证了他早已提出的危急之时不能靠别人的道理。

曾国藩在1862年9月13日《致沅弟季弟》信中说：都将军派四个营的兵来助守，自然可喜，但也未必靠得住。凡在危急时刻，只有自己靠得住，而别人都不可靠。靠别人防守，恐怕临战时会先乱，靠别人战斗，恐怕会猛进而速退。幸亏这四个营人数不多，或许不致扰乱弟弟你那里的全局。否则，这部分军队另有一种风气，一种号令，恐怕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弟弟要谨慎使用这支队伍。去年春天，弟弟没要陈大富一军，又不留成大吉一军，我很喜欢弟弟的见识。

他在另外一些信中也说：总之，危急之际，不要靠别人，专靠自己，才是稳招。

咸丰五年（1855），自从罗泽南等离开江西以后，曾国藩在江西的处境更是一天比一天坏。在这种危急时刻，曾国藩认为首先要“自救”，就是加强自身建设，苦练自身的硬功。在内湖水师缺乏一位得力的统领，几位营官也都是平庸之才的情况下，曾国藩只好让李元度兼辖水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