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言等南直隶官员,联合四川、湖广、江西、浙江湖州府的官员,不断上疏请求朝廷在上海建设港口。同样是利益使然,只要上海开埠,这些地方的货物出海,将极大减少运输成本和运输时间,江西瓷器也不用翻山越岭走广东了。
于是乎,广东籍官员也站出来反对,联合浙江籍官员共同反对“上海开埠”奏疏。
王渊为了顺利进行改革,尽量缓和改革派内部的矛盾,导致上海县迟迟不能开海。现在则没必要压制了,一是改革已经走上正轨,二是上海已经变成江南地区最大的走私基地!
明代上海县的治所,大概在后世上海市区的十六铺。
那地方跟杭州一样,各种围湖造田、围江造田、建塘夺地,导致泥沙淤泥严重,江河数次改道,不断形成新的陆地——上海浦东机场,此时也属于海面,机场以南的区域大部分是海。
不过在朱棣时期,治水造成江浦合流,黄浦江已经成为优良航道,上海在弘治年间就日渐繁华起来。
在王渊的主导之下,内阁已经做出决定:
第一,上海县准许开埠,在宝山一代建设海港。
第二,撤销大明所有沿海卫所,全体军户就地转为民户。沿海卫所说白了,就是用来防止海盗和倭寇的,早就失去了应有的作用。当然,用以守卫盐场的卫所,这次没有被王渊裁撤掉。
王崇坐着封舟离开杭州之时,内阁政令终于送达此地,浙江都指挥使气得想要骂娘。
只因浙江是倭寇、海盗的重灾区,百余年来设置了大量沿海卫所。朝廷一纸文书下来,浙江直接裁撤二十八个千户所,不知让浙江都指挥使损失了多少油水。
至于被裁撤掉的世袭武官,朝廷直接花银子买断官身。
有不服的?
呵呵,江南承平日久,武官都是窝囊废,他们敢像边镇那样闹兵变?真有个别猛人,也无法兴风作浪,因为王渊还留有余地,这些猛人可以去参加武举啊。
顺便一提,山东的登州卫也被裁撤了。
年仅八岁的戚继光,不用再受制于军户之身。他从小就学四书五经,父亲被买断武职官身之后,正在鼓励儿子们考科举当文官,戚大帅指不定能当封疆大吏呢。
杭州。
大量被转为民户的贫寒旧军户,拖家带口来到海宁港,想要移民去南洋闯荡。
他们的田产早就被军官侵占,就算王渊不裁撤卫所,每年也有大量军户逃亡。因为日子过不下去,只能去当水手,或者跑去南洋赚钱糊口。现在没了军籍制约,瞬间全家出动,终于不用困在老家等死了!
这个现象,不止出现在杭州,整个沿海地区都普遍发生。
沿海军户根本无地可种,以前给军官当农奴,领取口粮艰难度日。转为民户之后,他们连口粮都没有了,要么做佃户种地,要么进城去打工,而闯南洋则成为优先选择。
这些沿海军户,可不是消息闭塞的内陆百姓,每年都听说谁谁谁在海外发财。
王策、王芳、天竺棉会、各路海商、殷州殖民头子们,瞬间闻风而动,派遣海船前去招募移民。
殷州开价最优渥,普通移民,每人分配一百亩土地,识文断字者分配三百亩土地,反正只要去了殷州就是地主。当然,得自己开荒耕种,十年之内都不用上税。
南洋开价最垃圾,有些甚至只招工人,但因为离得比较近,去南洋的移民反而更多。
王策在吕宋的开价,是每人三十亩地,政府免费发给种子,免费租借耕牛,移民们只需卖力开荒即可。
这股沿海移民潮,在各地引起巨大轰动,连带着普通农民也跃跃欲试。特别是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山东等省份,因为一条鞭法的实施,地主把赋税转嫁到佃户头上,导致佃户的日子更加艰辛。
现在,佃户被移民军户搞得心动,也纷纷跑去报名出海。
沿海地区,竟出现佃户荒,地主突然发现召不齐佃农。特别是靠近大海港的地区,本就有大量失地农民,跑去城里或码头做工,现在又突然出现移民潮,更加造成佃户的奇缺。
无奈之下,地主只能降低田租,至少得恢复到一条鞭法之前的水平。
同时,地主豪绅们联合起来,向各地父母官们施压。地方官员只得上疏朝廷,请求禁止农民出海,否则沿海之地无人耕种。
朝廷中枢,响应此事的还真多,就连毛纪都对王渊说:“农耕乃国本,沿海农户皆蹈海逐利,长此以往,抛荒日甚,恐国家粮食不济,各地粮荒四起也。”
王渊笑道:“若非豪绅盘剥过重,怎会有人远离故土,去那海外蛮夷之地讨生活?”
据后世史料统计,绍丰七年、八年、九年这三年间,至少有50多万沿海百姓移民。大部分去了南洋,少部分去了印度,更少部分去了殷州,史称“绍丰出海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