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份奏章中,其中扬州牧李扬的奏章,引起了李洛的格外留意。
“臣扬州牧李扬,恭贺吾皇文成武运大仁至圣皇帝陛下:……近日查,官署有人以雀牌戏娱,此乃北国陋习。臣已经下令禁绝苗头,收缴牌具…唯恐他处亦有苗头,伏请陛下下旨禁绝……”
这是一份祝贺加奏事的奏章。李洛看完这份奏章,苦笑着递给崔秀宁,“我这是自食恶果啊。”
崔秀宁看完说道:“还是个苗头,现在严禁还来得及。麻将这东西的确容易上瘾,对官场风气危害很大。就以渎职罪来定义打麻将的官员。民间嘛,就赌博罪。”
麻将,是李洛“发明”后送给高丽王后,高丽王后又送给忽必烈,从而风靡宫廷,流行大都,进而流传天下。元廷官场几年前就沉湎麻将,打牌成风。
早在李洛当福建平章的时候,福建官场已经流行打麻将了。而北方风气更加严重,竟然发展到“竟日以麻将为戏”的地步,就是寺庙里,搓麻将的声音也盖过了诵经声。
可以说,元廷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衙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打麻将”。
麻将不但让元廷官场更加腐败,还极大的降低了元廷各级官衙的行政效率,甚至影响到军中将领。
情报显示,越来越多的元军将领,在军营中终日打麻将,无暇打理军务。
可领!
可现在,这股风气竟然影响到新生的大唐。
这是李洛绝对不允许的。
幸好,目前只是个苗头,完全刹得住。
崔秀宁道:“一方面我们要刹住这股风气,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推广几种国家体育活动,大家也要有娱乐的。”
李洛觉得很有道理,两人商量之后,捯饬出几种“国戏”。
很快,一道语气严厉的圣旨就颁发下来:
“朕闻麻将牌者,乃鬼神之戏也,最是祸心败德,蛊惑心智,令人荒于嬉懒于事。蒙元因此政治大败,高丽因此亡不旋踵……”
“大唐以道治天下,官员以清明许民,以勤谨治政,此乃德也,官之道也。而民以勤劳治业,简肃治家,此亦德也,民之道也……麻将所害者大,为祸者烈,乃一体禁绝。”
“圣旨到后,官员再敢有戏者,以渎职失德论处,非但官爵褫夺,纵唐民身份是否可保,当在两可之间亦。”
“而民间敢有戏者,以赌博失德论处,罚苦役五年,而唐民身份是否可保,亦在两可之间亦。”
圣旨之严厉,简直到了苛刻的地步。
官员敢打麻将的,官爵全部褫夺不算,可能还要剥夺唐民身份,降籍为二等三等或者奴隶。
百姓敢打麻将的,不但苦役五年,也可能剥夺唐民身份,降籍!
但问题是,处罚再严厉,你不触犯也就一点事没有。
皇帝这道《禁雀牌令》后世非常有名,因为在严格禁绝麻将的同时,还下了一道《光大体道令》,推广四种国戏。
一是马球之戏。皇帝一方面禁绝麻将,一方面鼓励衙门,军中,民间推广马球之戏,并让礼部恢复制定马球的规则,以为定制。
二是蹴鞠之戏。皇帝让礼部恢复蹴鞠之戏,改良规则。
三是改革大象棋(古代象棋),推广御制唐棋(象棋)和围棋,普及双棋。
但其实唐棋(象棋)比围棋更好推广普及,因为围棋对弈一次耗时太久,而且复杂,不利于大众化娱乐。
李洛推广马球,蹴鞠和唐棋(象棋),当然是增加国民的娱乐,引导正确的娱乐方向。
这些游戏,不但具备很高的对抗性,而且是两方对抗***,最有利于培养竞技对抗精神。
尤其是马球和蹴鞠,对于国民精神有很大好处。
而麻将,扑克这样的多方对抗***却弊大于利。这种多方性对抗的游戏,一般都是赌博,靠的的运气和算计。
打牌者相互揣摩,勾心斗角,相互堤防。这样的游戏趣味性很强,极易上瘾,而且很容易培养人的劣根性。
李洛给礼部的指示,规定和改良了马球的规则,从一人一队,到最多十五人一队,都可对抗。场地也分成多个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