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王渊知不知晓,又或者承不承认,他围绕改革所做的事情,跟历史上的张居正越来越相似。
张居正改革之前,也得统一思想,即:恢复祖制!
名正则言顺嘛,思想都不统一,改革连口号都没有,这如何增加凝聚力?如何让地方官知道中央精神?
只不过,张居正的改革条件更成熟,因为当时大明已经烂到极点,再不改革就要走到王朝末路!所以从隆庆朝开始,徐阶、高拱等历任首辅,不管人品如何,不管是忠是奸,全都在高举改革大旗,改革已经成了政治正确。
王渊面临的情况却不同,虽然朱厚照一通胡闹,却有海外金银输入、海关税收支撑、盐税改革成效、边疆形势稳定、杨廷和裁冗节流。
这一通事情搞下来,许多官员发现不改也行,维持现状就能开创一代盛世。
还有到了张居正时代,复古派的两拨运动高潮,以及心学的广泛传播,早已让思想文化摆脱束缚。甚至心学已发展为玄学,不但摆脱束缚,而且放飞自我,导致实学渐渐兴起。而王渊这时的复古派,只玩了一拨还失败了,心学也只是刚刚崛起,士大夫都还被套在理学枷锁当中。
因此,王渊遭到的改革阻力,来自文化、思想、现实诸多领域,必然比张居正那时更难处理!
首先要解放思想,强行推动复古派和新理学的发展。
历史上,张居正在统一思想之后,改革第一步便是整顿吏治。推行《考成法》,以内阁控制六科,以六科督查六部,以六部督导地方,都察院全程辅助,这样才能保证政令通畅。
王渊虽然是个历史小白,只知道张居正搞过“一条鞭法”。但他真正想推行改革时,同样面临吏治问题,不自觉的采取跟张居正一模一样的手段。
这不是什么惊人巧合,而是困在大明体制之内,除非你另起炉灶,否则就只能这样来做。
文会结束之后,王渊就回到家里写奏章——《请更官吏考成之法疏》,内容与张居正的《考成法》大同小异。
唯一的区别,是王渊没有像张居正那样,让内阁彻底控制六科。六科依旧保持相对独立,可以依靠通政司,经由司礼监,直接向皇帝汇报工作。
于是,六科就有意思了,归内阁和司礼监双重领导。
这等于给皇帝留下足够权力空间,但又不会影响内阁政令,更没想过要直接架空皇帝。
“老爷,吃些宵夜吧。”夏婵盈盈走入。
王渊笑道:“怎是你来?阿眉还没消气?”
夏婵笑着回答:“夫人说要做老虔婆呢,刚才故意跟妾身板着脸。”
“宵夜放下吧。”王渊忍俊不禁。
夏婵轻轻搁置托盘,绕到王渊身后给他捶背按肩,这按摩技术是越来越好,瞬间就让王渊消解大半乏意。
王渊伏案继续写奏章。
张居正那会儿,虽然思想已经解放,可解放得有些过头,乱七八糟啥学说都冒出来。加之又有心学大佬,反对部分改革内容,张居正一怒之下就把心学禁了,导致所有心学传人都站在改革对立面。张居正一死,心学门徒立即反扑,加速了人亡政息的过程。
至于说张居正一天换一件新衣,收受黄金对联,对联内容还是跟皇帝平起平坐,这些都是反对派胡编乱造的。从他生前的私信当中,就可以知道张居正不收贿赂,还说收礼是“以肉驱蝇,蝇愈至。”
说张居正坐32抬大轿回乡葬父,那简直就更是扯淡。
葬父期间,张居正一天收到三封诏书,地方官要给他建“三诏亭”纪念。张居正连忙予以拒绝,而且忧惧惶恐,说如今已成“骑虎之势”,知道自己肯定没好下场,改革收到成效之后立即请辞。如此警觉明白之人,会傻到坐32抬大轿回家?
无非是那些在改革中的利益受损者,无法从公事上扳倒张居正,只能从私德下手编各种小段子。万历皇帝本就因为无法亲政,心里对张居正愈发不满,听多了这些段子会怎么想?
但是,张居正绝不清白,因为清白之人不能主导改革。
万历时期的太监冯保,跟正德时期的张永没啥两样。张居正为了获得司礼监支持,不但不阻止冯保贪赃枉法,还在冯保营建生圹(预建坟墓)时,亲自执笔给冯保写墓志铭,把冯保夸赞成清廉守法的有为太监。
不要相信太监的人品,也不要相信皇室的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