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一生是什么样子,年轻时怎样,中年怎样,老年又怎样,都应该如实地表达出来。在某一阶段上,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偏颇,甚至错误,决不应加以掩饰,而应该堂堂正正地承认。
我写我
我写我,真是一个绝妙的题目;但是,我的文章却不一定妙,甚至很不妙。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我”,二者亲密无间,因为实际上是一个东西。按理说,人对自己的“我”应该是十分了解的;然而,事实上却不尽然。依我看,大部分人是不了解自己的,都是自视过高的。这在人类历史上竟成了一个哲学上的大问题。否则古希腊哲人发出狮子吼:“要认识你自己!”岂不成了一句空话吗?
我认为,我是认识自己的,换句话说,是有点自知之明的。我经常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剖析自己。然而结果并不美妙,我剖析得有点过了头,我的自知之明过了头,有时候真感到自己一无是处。
这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拿写文章做一个例子。专就学术文章而言,我并不认为“文章是自己的好”。我真正满意的学术论文并不多。反而别人的学术文章,包括一些青年后辈的文章在内,我觉得是好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心情呢?我还没得到答案。
再谈文学作品。在中学时候,虽然小伙伴们曾赠我一个“诗人”的绰号,实际上我没有认真写过诗。至于散文,则是写的,而且已经写了六十多年,加起来也有七八十万字了。然而自己真正满意的也屈指可数。在另一方面,别人的散文就真正觉得好的也十分有限。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我也还没得到答案。
在品行的好坏方面,我有自己的看法。什么叫好?什么又叫坏?我不通伦理学,没有深邃的理论,我只能讲几句大白话。我认为,只替自己着想,只考虑个人利益,就是坏。反之能替别人着想,考虑别人的利益,就是好。为自己着想和为别人着想,后者能超过一半,他就是好人。低于一半,则是不好的人;低得过多,则是坏人。
拿这个尺度来衡量一下自己,我只能承认自己是一个好人。我尽管有不少的私心杂念,但是总起来看,我考虑别人的利益还是多于一半的。至于说真话与说谎,这当然也是衡量品行的一个标准。我说过不少谎话,因为非此则不能生存。但是我还是敢于讲真话的。我的真话总是大大地超过谎话。因此我是一个好人。
我这样一个自命为好人的人,生活情趣怎样呢?我是一个感情充沛的人,也是兴趣不老少的人。然而事实上生活了八十年以后,到头来自己都感到自己枯燥乏味,干干巴巴,好像一棵枯树,只有树干和树枝,而没有一朵鲜花,一片绿叶。自己搞的所谓学问,别人称之为“天书”。自己写的一些专门的学术著作,别人视之为神秘。年届耄耋,过去也曾有过一些幻想,想在生活方面改弦更张,减少一点枯燥,增添一点滋润,在枯枝粗干上开出一点鲜花,长上一点绿叶;然而直到今天,仍然是忙忙碌碌,有时候整天连轴转,“为他人做嫁衣裳”,而且退休无日,路穷有期,可叹亦复可笑!
我这一生,同别人差不多,阳关大道,独木小桥,都走过跨过。坎坎坷坷,弯弯曲曲,一路走了过来。我不能不承认,我运气不错,所得到的成功,所获得的虚名,都有点名不副实。在另一方面,我的倒霉也有非常人所可得者。因为敢于仗义执言,几乎把老命赔上。皮肉之苦也是永世难忘的。
现在,我的人生之旅快到终点了。我常常回忆八十年来的历程,感慨万端。我曾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如果真有那么一个造物主,要加恩于我,让我下一辈子还转生为人,我是不是还走今生走的这一条路?经过了一些思虑,我的回答是:还要走这一条路。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让我的脸皮厚一点,让我的心黑一点,让我考虑自己的利益多一点,让我自知之明少一点。
1992年11月16日
做真实的自己
在人的一生中,思想感情的变化总是难免的。连寿命比较短的人都无不如此,何况像我这样寿登耄耋的老人!
我们舞笔弄墨的所谓“文人”,这种变化必然表现在文章中。到了老年,如果想出文集的话,怎样来处理这样一些思想感情前后有矛盾,甚至天翻地覆的矛盾的文章呢?这里就有两种办法。在过去,有一些文人,悔其少作,竭力掩盖自己幼年挂屁股帘的形象,尽量删削年轻时的文章,使自己成为一个一生一贯正确,思想感情总是前后一致的人。
我个人不赞成这种做法,认为这有点作伪的嫌疑。我主张,一个人一生是什么样子,年轻时怎样,中年怎样,老年又怎样,都应该如实地表达出来。在某一阶段上,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偏颇,甚至错误,决不应加以掩饰,而应该堂堂正正地承认。这样的文章决不应任意删削或者干脆抽掉,而应该完整地加以保留,以存真相。
在我的散文和杂文中,我的思想感情前后矛盾的现象,是颇能找出一些来的。比如对中国社会某一个阶段的歌颂,对某一个人的崇拜与歌颂,在写作的当时,我是真诚的;后来感到一点失望,我也是真诚的。这些文章,我都毫不加以删改,统统保留下来。不管现在看起来是多么幼稚,甚至多么荒谬,我都不加掩饰,目的仍然是存真。
像我这样性格的一个人,我是颇有点自知之明的。我离一个社会活动家,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我本来希望像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那样,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不求闻达,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又决不是不关心国家大事,决不是不爱国,那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然而阴差阳错,我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人。应景文章不能不写,写序也推托不掉,“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会也不得不开。事与愿违,尘根难断,自己已垂垂老矣,改弦更张,只有俟诸来生了。
这与我写一些文章有关。因写“后记”,触发了我的感慨,所以就加了这样一条尾巴。
1995年3月18日
反躬自省
我在上面,从病原开始,写了发病的情况和治疗的过程,自己的侥幸心理,掉以轻心,自己的瞎鼓捣,以致酿成了几乎不可收拾的大患,进了三〇一医院,边叙事,边抒情,边发议论,边发牢骚,一直写了一万三千多字。现在写作重点是应该换一换的时候了。换的主要枢纽是反求诸己。
三〇一医院的大夫们发扬了“三高”的医风,熨平了我身上的创伤,我自己想用反躬自省的手段,熨平我自己的心灵。
我想从认识自我谈起。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我,自我当然离自己最近,应该最容易认识。事实证明正相反,自我最不容易认识。所以古希腊人才发出了“Knowthyself”的惊呼。一般的情况是,人们往往把自己的才能、学问、道德、成就等等评估过高,永远是自我感觉良好。这对自己是不利的,对社会也是有害的。许多人事纠纷和社会矛盾由此而生。
不管我自己有多少缺点与不足之处,但是认识自己,我是颇能做到一些的。我经常剖析自己。想回答“自己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样一个问题。我自信能够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的。我认为,自己决不是什么天才,决不是什么奇才异能之士,自己只不过是一个中不溜丢的人;但也不能说是蠢材。我说不出,自己在哪一方面有什么特别的天赋。绘画和音乐我都喜欢,但都没有天赋。在中学读书时,在课堂上偷偷地给老师画像,我的同桌、同学画得比我更像老师,我不得不心服。我羡慕许多同学都能拿出一手儿来,唯独我什么也拿不出。
我想在这里谈一谈我对天才的看法。在世界和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天才;我都没能够碰到。但是,在古代,在现代,在中国,在外国,自命天才的人却层出不穷。我也曾遇到不少这样的人。他们那一副自命不凡的天才相,令人不敢向迩。别人嗤之以鼻,而这些“天才”则岿然不动,挥斥激扬,乐不可支。此种人物列入《儒林外史》是再合适不过的。我除了敬佩他们的脸皮厚之外,无话可说。我常常想,天才往往是偏才。他们大脑里一切产生智慧或灵感的构件集中在某一个点上,别的地方一概不管,这一点就是他的天才之所在。天才有时候同疯狂融在一起,画家梵高就是一个好例子。
在伦理道德方面,我的基础也不雄厚。我绝没有现在社会上认为的那样好,那样清高。在这方面,我有我的一套“理论”。我认为,人从动物群体中脱颖而出,变成了人。除了人的本质外,动物的本质也还保留了不少。一切生物的本能,即所谓“性”,都是一样的,即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在这条路上,倘有障碍,必将本能地下死力排除之。根据我的观察,生物还有争胜或求胜的本能,总想压倒别的东西,一枝独秀。这种本能人当然也有。我们常讲,在世界上,争来争去,不外名利两件事。名是为了满足求胜的本能,而利则是为了满足求生。二者联系密切,相辅相成,成为人类的公害,谁也铲除不掉。古今中外的圣人贤人们都尽过力量,而所获只能说是有限。
至于我自己,一般人的印象是,我比较淡泊名利。其实这只是一个假象,我名利之心兼而有之。只因我的环境对我有大裨益,所以才造成了这一个假象。我在四十多岁时,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当时所能追求的最高荣誉,我已经全部拿到手。在学术上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后来的院士。在教育界是一级教授。在政治上是全国政协委员。学术和教育我已经爬到了百尺竿头,再往上就没有什么阶梯了。我难道还想登天做神仙吗?因此,以后几十年的提升提级活动我都无权参加,只是领导而已。假如我当时是一个二级教授——在大学中这已经不低了——我一定会渴望再爬上一级的。不过,我在这里必须补充几句。即使我想再往上爬,我决不会奔走、钻营、吹牛、拍马,只问目的,不择手段。那不是我的作风,我一辈子没有干过。
写到这里,就跟一个比较抽象的理论问题挂上了钩。什么叫好人?什么叫坏人?什么叫好?什么叫坏?我没有看过伦理教科书,不知道其中有没有这样的定义。我自己悟出了一套看法,当然是极端粗浅的,甚至是原始的。我认为,一个人一生要处理好三个关系:天人关系,也就是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人人关系,也就是社会关系;个人思想和感情中矛盾和平衡的关系。处理好了,人类就能够进步,社会就能够发展。好人与坏人的问题属于社会关系。因此,我在这里专门谈社会关系,其他两个就不说了。
正确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主要是处理利害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都关心自己的利益。而这种利益又常常会同别人有矛盾的。有了你的利益,就没有我的利益。你的利益多了,我的就会减少。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就成了芸芸众生最棘手的问题。
人类毕竟是有思想能思维的动物。在这种极端错综复杂的利益矛盾中,他们绝大部分人都能有分析评判的能力。至于哲学家所说的良知和良能,我说不清楚。人们能够分清是非善恶,自己处理好问题。在这里无非是有两种态度,既考虑自己的利益,为自己着想,也考虑别人的利益,为别人着想。极少数人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又以残暴的手段攫取别人的利益者,是为害群之马,国家必绳之以法,以保证社会的安定团结。
这也是衡量一个人好坏的基础。地球上没有天堂乐园,也没有小说中所说的“君子国”。对一般人民的道德水平不要提出过高的要求。一个人除了为自己着想外,能为别人着想的水平达到百分之六十,他就算是一个好人。水平越高,当然越好。那样高的水平恐怕只有少数人能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