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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时光印记（第3页）

看来，孩子确实像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丽的图画。我认真地想，趁现在孩子还小，就要好好引导，将这图画的底色打好了，把图画画好。

儿子戴上红领巾

一天，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兴冲冲地跑回家，告诉我他就要戴红领巾了。看着满脸稚气的儿子，我不禁为他的进步而高兴，便故意逗他说红领巾肯定是每个学生都发一个。

儿子一听急了，忙争辩说不是，全班六十三个同学，只有十二个可以戴红领巾，老师说只有少先队员才能戴，他快当少先队员了。

几天过去了，我没看见儿子戴红领巾，也没听他再说起这件事，便问他怎么还没有戴红领巾。儿子说快了，迟疑了一会儿又低声说，老师说了，有三个人这几天表现不好，就不给戴了。问他三个人都有谁，他不好意思地说，有他还有另外两个男孩。问他要有什么表现，他掰着指头一条一条地说，看谁学习好，看谁有礼貌爱劳动，看谁守纪律，看谁得的小红花多，等等，足足有七八条，也不知道是他自己想的还是老师说的。

提起小红花，我便想起开学后不久，学校开家长会时，他还没得上小红花，我便问他现在得了几朵小红花。他摇了摇头表示还没有，紧接着就说本来他可以得一个，那次考试老师说谁考一百分就给谁一朵小红花，可考了一百分又不给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你怎么连这也不知道啊？考一百分的人太多了呗。最后又补充说，不给小红花就不给吧，反正要戴红领巾了。

就要戴红领巾的喜悦使儿子既紧张又高兴，每天准时上学，回家主动做作业，再也不像以前那样需要督促了。有时候太淘气了，只要说一句在家不听话也不能戴红领巾，他马上就变得乖乖的。在外地出差的丈夫打电话回家，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儿子就在旁边急不可待地大声告诉他爸他就要戴红领巾了。家里来了客人，还没等人家坐稳，他就跑过去给人家说他要戴红领巾了。看他那高兴劲，我真担心万一他“表现”不好没戴上红领巾，他能否经受住“打击”。就在我考虑必要时怎么开导他时，他却高高兴兴地回来了，并戴着他一心希望戴上的红领巾，喜气洋洋的。我故意大声地说，戴上红领巾就放心了，不用再好好学习了。儿子听后一板一眼地纠正，不对，老师说戴上红领巾更要上进，我还想上进。我不知道他是否懂得上进的真正含义，却明显地感到红领巾促使儿子上进，这使我十分欣慰。儿子戴上了红领巾，他高兴，我也高兴。

做一回淑女

前几天，朋友陪我上街购物，走到店里，售货员极力给我推荐一套衣服，说我看着文气，穿那身衣服再合适不过。

文气？差点没笑掉我的大牙。我知道这是一种促销手段，售货员净拣好听的说。我平时想笑就笑，想哭就哭，大大咧咧的，哪儿有一点文气的样子。不过朋友还是坚持让我买下了那套衣服，要我换一种穿法。说我的衣服大多是宽松型的，不是牛仔服就是西服，一点也不淑女，不适应潮流，不受老公、朋友欢迎。她的一番话说得我心里多了一份危机感。我想，改变一下自己的形象也挺好，俗话说：“三分长相，七分打扮。”便买了那身淑女装。

我回到家换上新买的淑女装，再略施粉黛，涂上口红，配上高跟鞋，抬头挺胸地在镜子前走来走去，那往日脸上挂满倦意的黄脸婆一下子就变成了淑女。我心里想着人靠衣装马靠鞍的道理，觉得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暗暗感激朋友的指点，对自己也有了全新的认识。

过了几天我穿上新衣服去上班，没想到遇到了不少麻烦。先是上自行车十分困难，腿提不上去，好不容易上了车，蹬起来也不方便，眼看着要迟到了，脚却怎么也蹬不快，平时穿牛仔裤、大喇叭裙的那份自由自在的感觉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下楼时还稍好些，上楼就别提了，迈不开步，只能脚尖着地，艰难地迈上一个又一个台阶。只有走路或站立时才能体现那服装的新颖和别致，才显得人亭亭玉立、端庄优雅，可那时，身上早已汗津津了。再说，我们这种上班族有谁成天从容地走路或端庄地站立，还不是匆匆地来匆匆地去。“有所得必有所失”，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从买衣服这事上来说，这话也一点不假。

夸奖我的话，也无非就是衣服如何得体，人如何显得年轻。我脸上荡漾着淑女般温文尔雅的微笑，可是心里直犯嘀咕，盛装之下，还能找到我的自由吗？我还是我吗？

回到家，我一进门就踢掉脚上的高跟鞋，脱了妖娆妩媚的装束，换上了我已穿惯了的宽衣大衫，洗掉满脸的粉黛，恢复了我本来的面目，心里才有了原先自由自在的感觉。再见到朋友的时候，她问我咋又变回了原样。我据实相告：天生不是窈窕淑女，工作压力太大，要做的事太多，故作淑女有点太累，人要有勇气改变自己，也要有勇气保持自己的本色。朋友笑曰：朽木不可雕也，你也有本色？言语中充满了不屑，但眉宇间却是赞扬。我暗自想：敢于素面朝天、敢于坚持朴实正直才是自己的一贯特点吧。

做了一回淑女，此后却作别了淑女的称呼。

一元钱的故事

今天的一元钱已经不算什么了，以至于很多人都懒得计较。可是，在我的记忆里却永远藏着一个关于一元钱的故事。这个故事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常常使我清醒，帮我自省。

记得上初中的时候，我在离家五里地以外的乡中学读书，那里没有学生灶，需每周星期三、星期日回家背馍。有一次星期三回家背馍，我掀开母亲放衣服的平柜找衣服，突然看见有几张一元的票子躺在衣服的夹层里。我静静地看了半天，终于下决心拿了一张，装在口袋里溜回了学校。

那时的一元钱并不是小数目，我上学的乡中学一学期的学费才五六元。那时一元钱可以买好几斤面粉、买好几斤盐巴，甚至可以买一斤多菜油。我们乡中学的同学们几乎都是来自穷乡僻壤的农家子弟，平时很少有人身上装钱。因此，我拿着那一元钱便招来不少同学的羡慕和嫉妒。在以后的几天里，我将那钱揣在兜里，一会儿打算着买一直想买而未买的课外书，一会儿盘算着给一位就要转学的同学买个本子留作纪念，一会儿想干脆买一点商店里经常摆放的没有尝过的小食品（那时叫吃货）。结果，一元钱被我揣来带去的什么也没买就丢了。我翻找了所有可能的地方也没找到，心情很沮丧，就再也不想钱的事。

星期天回家再背馍的时候，我才知道，母亲冤枉了弟弟，她以为弟弟将那一元钱拿出去乱花了。弟弟死不承认，母亲就生气地打了他一耳光。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母亲将积攒很久的鸡蛋卖后的钱，是给我准备的第二学期的学费。我的心一下子如同打翻了五味瓶一样，不知是啥滋味，内疚和悔恨使我几天都不得安宁。虽然那钱我没有花，却丢了，虽然母亲始终没有追问我，可那一耳光似乎不是打在弟弟的脸上，而是打在我的心里。那掌印似乎至今还清晰可见，让我心里隐隐作痛。

如今这件事已过去十余年了，但对我的影响却一点没减少，它使我懂得如何珍惜生活中来之不易的东西。以至于后来的日子里，我一看到母亲那黑黑的平柜，一看到我的孩子毫不犹豫地花着一张张一元钱，我就想起我偷拿的那一元钱。虽然现在我这个小家的日子已接近了小康水平，我也没改变花钱精打细算的习惯，同事们经常说我“抠”，一点儿不大方。

是啊，能省一点就省一点吧！想想我那历尽艰辛的父母大半辈子在温饱线上徘徊着，老家的父老乡亲中还有不少人为了几十元的学费而荒废了孩子的学业。我有什么理由去大手大脚地消费呢？俗话说好钢用在刀刃上，我想花钱的道理也一样，要花在正事上。这就是那一元钱给我的深刻影响，已超出了“钱”本身的内涵。

第一次出差

参加工作后的第二年冬天，处长派我到上海开会，我得到了第一次出差的机会。这对于没出过远门的我来说，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我忙着查车次买票准备行囊，还不失时机地问问同事要不要带东西。等到临走的时候，我才担忧起来，差旅费加上给别人捎带东西的钱足足两千多。那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才一百元出头，这已不是个小数目，怎么个带法？何况我从来没出过门，泥菩萨过河自身都难保。在同事的鼓励和指点下，我将那些钱换成大面额的，装进缝在内衣上的小口袋里，用别针别上，就背起行囊出发了。

坐上火车，我默想着一句不知从哪本书上看到的话：随便搭上一趟时间合适的火车，任凭火车将自己带到什么地方，就在那里下车，住到明天，在度日当中，静待着新的命运向自己袭来。我仔细地体味着作者当时的心境，观赏着窗外沿途的景色。旁边的人偶尔问些什么，我也不多说，怕错过了窗外的风景，也怕话说多了引起麻烦，牢记着出门前家人、同事的嘱托。

白天的时光随着车轮飞转及景色的变换不知不觉就过去了；等到了晚上，车窗外面黑漆漆一片，偶尔有星星点点的灯光一闪而过，没有什么景物可看了，我就收回视线，老老实实地坐着。等到了凌晨一两点，列车上安静下来，坐了一天车的人们都睡了，车上一片寂静，我独自听着那节奏感十足的声音穿越夜晚的时空，不知不觉想起报纸上登的那些车匪路霸专门在凌晨的时候上车抢劫财物的事，紧张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大气不敢出一声。借着车厢内朦胧的灯光，我偷偷地打量着旁边的白天顾不上打量的几个人，觉得他们还算面善，便稍微放松了，但仍不敢睡觉，就这样艰难地熬过了一夜，迎来了新的一天。

在第二天华灯初上时分，列车经过二十多个小时的长途跋涉终于到了目的地上海。按照会议通知的线路，我倒了两次车，找到了报到地点上海财经学院，可是学院门口的通告上却写着会议地点改了。我刚放松的心情又紧张起来，便急忙向收发室的一位老人打听新的地点怎么走。可惜他一口的上海话，我也没听明白，多亏老人和善，又拿出笔和纸不厌其烦地给我画着走的路线，写着报到的地点。这给了身处异乡的我很大的帮助和安慰，在寒冷的夜里我心里热乎乎的，想着世上还是好人多。

顺着纸上画的路线一路走去，等走到报到地点时，已经晚上十点多了。办完手续，顾不上洗漱，我便倒在床上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

在上海停留的那几天我感到充满快乐和新奇，开会之余游览了那些名胜古迹，见识了南京路的繁华，并完成了同事交代的采购任务，临走前的晚上我还特意跑到外滩照了张相片以作纪念。

当我把给大伙采购的羊毛衫、皮裤等衣物打包好后，拖着沉甸甸的大包小包，登上返回西安的火车时，我不由得想起了一句歌词：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是啊，出差也很美好，只是身上的钱和行李不要带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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