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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我去了一个三线企业上班，几乎忘记了还有投稿这件事。在这个三线企业上了三四个月班后，我收到了几经辗转寄来的1987年第7期《当代青年》期刊，以及二十七元稿费，那上面刊登着我初次投稿被采用的一篇散文，文章的题目由我拟的《充实》改为《我能算阳春白雪吗？》，虽然一看文章题目我有些许的脸红，但文章确实是我的，尤其是那二十七元的稿费，足足抵了我半个月的生活费。1987年刚上班时，我的基本工资也就七十二元，所有补贴加上也就刚刚一百元。看到这些，我想起了南岭先生对我说的每一句话，还有那封长达三页纸的信，他对我有知遇之恩。这件事令我高兴了好长时间，一起分配的几个学生也跟着我高兴，要我请客吃饭。让我高兴的不仅仅是那篇文章的发表，更重要的是南岭先生对我的开导和教诲。

这件事距今已有七八年了。七八年间我写了许多稿件，也发表了不少，并且从山沟搬到了城市。可是，我却再也没有见到南岭先生，也没有给他说过一句感谢的话。至今，我还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但我却知道，我第一次投稿就碰到了一位好编辑，一位人生的好导师。我知道，南岭先生不但教会了我如何接近生活地写作，更教会了我要热爱生活。

初考记忆

我上初中的时候，学习成绩在我们乡的初级中学里可以说是名列前茅的。但是成绩却跟荡秋千一样，忽上忽下的，很不稳定。往往是期中考试考好了，期末考试就会下滑一些；期中考试考砸了，期末考试就会考好一些。据说，这是学生考试的一般规律。可能是初中生心态不稳的缘故吧，考好了这次，就会有一些骄傲和放纵滋生出来，学习的劲头不由自主地就会减弱，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此就会影响下次考试的成绩。如果这次考试考得不好，就会奋起直追，暗暗使劲，功夫不负有心人，下次考试，成绩就会自然而然地提上去。

记得有一次期中考试，考前老师再三强调要公布成绩，将每个班每个人的各科成绩出榜，让学生重视。

所谓的出榜就是用毛笔将全校学生所在的班级、姓名、学科、各科成绩都按高低写到一张张红纸上，张贴在教室外面的山墙上，全校师生路过都可以看到，这个办法对学生的震慑作用还是很大的。有时候大人问你考得咋样，挨没挨着校长，就是在取笑成绩低的人。榜单往往是按考试成绩排列，先列成绩靠前的，第一第二位列榜首，成绩最后一名的学生位列最后，写完这个倒霉蛋的名字后，紧跟着就会写上校长的大名，然后是年月日。不过，这个办法太过于刺激考试排名靠后的学生了，不人性化，后来慢慢地许多学校就改成了按学号排名。

那次考试我可能重视过头，也可能心智不够成熟，败走麦城，名字差点就挨着校长了，这当时在学校是一个大事件——我的物理考试交了白卷，引起了年级间老师和同学的一片哗然。最后不知是什么原因，这次学校也没有按原计划张贴成绩榜。

记得当时是初二年级，考物理时，我拿上考卷一看，第一个是选择题，试卷上画着一幅图，是关于杠杆原理的。我左看看，右算算，四个答案ABCD就在那儿，我却不知道该选哪个。可能是当时没有真正的学通弄懂吧，再加上平时自己学习也不错，就有一种不服输的劲，现场就较起劲来，没想到却怎么都想不出来如何下手做这第一道题，加上想起张榜公布的事情，心里一急，脑海中突然就一片空白，其他的题也看不进去了，四十分钟的考试就这样过去了。监考老师来收卷子了，看我一脸茫然，问，你没事吧？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就不说话。本不想交卷，但又不能违反规定，就将没有答题的卷子交了上去。记得后来任课老师来问我，给我讲了难住我的那个题，老师一讲我便豁然开朗了，然后才发现除过这个题，后面的题都很好做，然后就明白了考试先做会做的题，然后再研究不会做的、没有见过的题的道理，采取这样的技巧可以真正地发挥自己的实力，分数会客观一些。实际上考过试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只是有时一慌乱，考场上就忘记了。

中考在懵懂中很快到来了。我们的初级中学不设考点，我们被提前拉到距我们学校二十公里的赵庄镇中学住下，一帮人在蜘蛛网挂在墙上的、用教室改设的宿舍的通铺住下，叽里咕噜地聊天，然后进行考试，考完又被拉回家等待消息。过了不久，中考成绩就贴在了学校的大门口。当时，我还在地里给猪拔草呢，有同学撵到地里来报信，说我考了全乡第一名，多少多少分。我半信半疑，放下草笼就去学校门口看，确实是第一名，但是离我报考的初中专大荔师范的分数线还是少了一分，失望瞬间冲击着我。这时带我们英语课的老师找到我，说我的英语才折算了九分，当时英语是按百分之三十合计到总分里的，九分的核算分只能证明一百分的英语卷子我只考了三十分。天哪！这怎么可能？我英语平时学得还算不错，怎么会考一个全校的倒数第一呢？！英语老师估计什么地方搞错了或者卷子弄丢了，还可能是卷子判错了。英语老师带着我和母亲冒着大雨去县教育局查分，最终没有查成。就这一分之差，我与我初中毕业的第一志愿大荔师范失之交臂，上了第二志愿澄城中学。1981年那时候，初中专比高中优先录取。这样的话，我直接上师范跳出农门的梦想就破灭了，而是要上高中考大学了。当时的高中已经转为学制三年，我和父母一起发愁：我愁的是还要努力学三年，父母愁的是又要多上三年，学费哪里找呢？

这时候，家里就有了分歧。因为贫穷，家里供我一人上学还是挺费周折的，经济不宽裕，大家都盼着我能考上初中专，早早上班，早早挣钱养活自己接济家人。谁知差这一分，我就失去了在当时上初中专这个梦寐以求的机会。我父母建议我不去上高中，而是补习一年，再考初中专，可是我想上高中，又说服不了家长，我们就僵持着。

有一天早上，刚放下饭碗，穿着灰蓝色中山装上衣、黑色长裤，个子瘦高，鼻梁上架副眼镜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来到了我家。他给我父母详细讲了我上学的情况，建议我父母同意我上高中，并讲了初中专和大学的不同。父母听后犹豫不决，又害怕上三年高中考不上大学。老师又给我父母讲我如何天资聪颖，如何勤奋好学，又说补习一年万一考不上呢，就会白白浪费了一年。总之，在老师的劝说下，我父母同意了，我顺利地上了高中，没有复读。

有时候命运就像一个调皮的孩子，在不远处对你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准备捉弄你，就看你如何应对；有时候命运就像一句提醒的话、一束穿过暗夜的光，时空转换中，就变了方向——好事变坏事，坏事变好事，好坏就在一念之间。

我至今还是非常感谢初三时不知如何少得的那一分，虽然我失去了当老师的机会，但是为我打开了一条更宽广的道路；更要感谢我的两位老师，在关键的时候替我考虑替我着想，使我顺利地走过了人生的第一个十字路口。

前几年在西安偶然见到我初中的班主任语文老师，约同学和老师一起坐坐，只是中午简单地吃了顿饭聊了一会儿天，却在一年后回到老家，听到老家人的好评，说我工作不错，为人不错，也没有忘了当年的老师。我听后心里有些内疚，其实我是可以更多地联系老师的，老师就在老家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安度晚年，可是因工作生活所累，我却很少有机会专门去拜访老师。路过当年上学的初中，也没有再走进去一次。是物是人非，还是自己不愿意再回首那艰难困苦交织的初中生活呢？估计两者都有吧。

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前的事不约而同地从记忆深处跳出来，丰富了我自己现在的生活。20世纪80年代，我们正上初中高中大学，正赶上了在中国历史上高考改革以及改革开放等波澜壮阔、可以浓墨重彩抒写的时代，也不像现在的学生这样成天补课，上各种补习班，家长也是压力巨大。那时学习都是在学校课堂、自习时就搞定了，不用家长签字改作业。可是，那时的自己却不知学习氛围的轻松，历史总是要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沉淀下一些东西，包括人的感受。

似曾相识的一幕

假期去儿子家帮忙带孙子，遇到儿子指教孙子的一件事，让我突然就像回到了过去，回到了九十年代初期我教育我儿子的时候。

全家人一起吃中午饭，我三岁多的孙子一会儿吃一口，一会儿玩去了，不好好吃饭。这也是他最近一段时期的一个显著问题。平时大家都尽量地引导他自己按时按点吃饭，不吃零食，但架不住一个“爱”字当先。大家都宠着他，都争着给他提供好吃好喝的，谁也不去批评他。眼看着他上了幼儿园，自己吃饭的习惯刚刚养成，无奈又碰上了寒假，而且是史上最长的寒假，这中间大家都窝在家里躲病毒，锅碗瓢盆的难免会磕碰一下的。孙子吃一口饭跑开了，去铺着垫子摆满玩具的乐园玩了一会儿，然后爷爷又叫回来吃一口饭。

我佯装生气地说，都快四岁了，自己还不好好吃饭，跑来跑去的一会儿饭都变凉啦！我话音刚落，正在吃饭的儿子起身说他来管。孙子长这么大了，儿子也看管了，但是次数屈指可数。他这时要自己管，我们谁也没有说什么，那就让他管吧。

可任凭儿子软硬兼施，孙子就是不上饭桌，而且还用他的小拳头打他爸，嘴上不断说着“不要你了不要你了，你走吧”的话语，还又哭又闹的。这时我爱人走过去说他来管吧。儿子却不同意，他和孩子进了自己房间里，一会儿说这一会儿说那的。我们饭后收拾完毕碗筷厨房，还没有见他俩出来，我走过去看看，隔着门问他俩什么时候吃饭，问他俩说好了没有。儿子在房间里听到我的问话，不耐烦地让我回自己屋里去，让我别管了。听到这里，孙子加大了哭声，跑到我的身边。我刚准备抱起来哄哄他，可儿子说不能惯他毛病，这事从哪儿开始就要从哪儿结束，别人都不要管了，不能由着他。硬把孩子从我身边拉了过去。我耳边听着孙子的哭声，又气又急，但也没有办法。这时候说儿子，助长了孙子任性的习惯和胆量；说孙子，更不可能。只能回自己房间等着。

这时候，我突然想起我儿子四五岁时，一个类似的情景。

那是一个周末，我婆婆从长安县来到我们住的西安东郊工厂的过渡楼里来看孩子。所谓过渡楼，就是比单身宿舍好一些，但比正常的一室一厅差一些，具体地说就是小一些，没有客厅。这个房子有二十七八平方米的样子，有小小的厨房、卫生间、卧室，没有客厅，但有一个能放一张单人床的过道，过道一边是入户门、窗户，一边是卧室。这天本来大家都好好的，结果一个家长带着小孩来告状，见我婆婆在家，就把我和儿子叫出来站在楼道说话，说我儿子打了她孩子。听后我就给人家道歉，并当着人家的面批评了儿子几句。可是我儿子哐当把门一关，把我们都关在楼道里，自己跑回家去了。我们再叫开门，就怎么都叫不开了。我送走了告状的家长和小朋友，等了一会儿，婆婆开了门。我回到家里问儿子为什么关门，他跑来跑去的，不听也不回答，一会儿爬高一会儿踩低的，没有消停。平时他爷奶没有来时他还好些，说一次两次的就管用了，可是这天，他仗着有他奶在家，怎么说都不听，还不断犟嘴。气得我把他拉过来，顺势把他关在了门外面。

在我拉儿子的时候，我婆婆就不断地劝说，不让拉，让儿子赶紧给我服软，给你妈服软你妈就不生气了，也不打你了。谁知儿子嘴硬还不断反抗，挑战我的耐心。我不能当着婆婆的面打他，只好把他关在门外反省。可是我刚把他关到门外一分钟不到，婆婆就要去开门放儿子进来。我不同意，婆婆执意去开门。我就用身体挡住了门，说再关一会儿，要不他记不住。这时，我婆婆打开了门旁边的窗户，朝楼道喊着，毛毛，你别乱跑，你妈生气挡着门呢，我打不开，等你妈一会儿气消了奶就给你开门了。我哭笑不得，本来家法也用了，可是这么一来，还有什么效果呢？

历史就是这样重演着，刚刚儿子教子一幕，忽然让我想起了二十七八年前似曾相识的那一幕。看来每件同样的事在不同的阶段对每个人而言感受是不一样的，概莫能外。如果我知道今天我儿子当我面教训孙子时我心里的滋味，我还会在昔日当着我婆婆的面那样教育我的孩子吗？答案是否定的。我可能会避开那一天，再另外找个合适的时机，新账旧账一起算吧。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我们祖祖辈辈就这样一代代传承。许多事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大家都是希望一代更比一代强，都是想让自己的后代能力更强一些，生活的质量更高一些，生活得更美好一些，当然这个过程中教育的方法因人而异，而初心都是向好向善的。

时光的咏叹调

时光有声音吗？有。你看春天叶子发芽，花朵含苞待放；夏夜满天的星星闪烁，布谷鸟穿过麦田；秋天硕果累累，万紫千红；冬季白雪皑皑，北风呼啸。一年四季的景致随着时光的变化而变化，不同的变化孕育着不同的生命希望。你看每个人都要经历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每个人都要经历童年、少年、青年、壮年、暮年，然后就完成了生的使命，成为时光的载体，一个轮回又接一个轮回，生生不息。

中国工人出版社2020年公开出版了我的散文诗歌集《时光的声音》，将我以前在各类报纸杂志上发表的散文和诗歌打了个小结。这个集子里的作品虽然谈不上文笔流畅、才思敏捷，但记录了我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在生活中的一些感悟和体会。散文篇开篇文章《路在我脚下延伸》写于我十七岁时刚刚考上大学离开农村老家之际，当时的彷徨、犹豫、“路在何方”的疑惑至今还记忆犹新，映现出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每个从农村走进大学的孩子所展现出的青涩和懵懂。

散文《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写于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第二天。当时，我正被繁重的工作和生活所迫，除过工作必需的专业论文、报告、讲话，有近十年都没有动笔写文学作品了。但刚刚经历了躲避大地震、逃离楼房的惊恐瞬间，当新一天的太阳照在脸上，突然就对生命有了全新的认识和体会。就在上班时还有余震的惊恐之余，匆匆地写下了这篇散文。这篇散文，适时地延续起我断了十年的文学梦想。

后来，工作之余，无论什么时候有灵感，我都会写散文或者诗歌，将这一业余爱好坚持了下来。

《时光的声音》诗歌篇虽然没有标注具体写作时间，但也是按时间排序，只是结集时出版社将写作时间去掉了。开篇的《希望》也是写于大一时，一个渭北高原农家的少女刚刚通过千军万马的高考，过了独木桥，考进了大城市西安，走进了象牙塔。新的学习和生活中遇到些困惑和困难，但她是单纯的，也是朴实的；她的心灵是积极的，也是善感的。

因此她有了新的希望，有了心灵的寄托。诗歌篇最后一首是《年终盘点》，写于我五十多岁时，当生命走过了半百再回首往事时，就产生了好像一事无成的感慨，而文字却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

这些文字最能抚慰心灵，让我的心宁静。书中也有一些时间如水似烟伤春悲秋的感叹，但大多是关于青春、爱情、友情、学习、生活、生命的思考。只有仔细翻阅，认真阅读，才会发现这本书收录的文章在时间跨度上有将近三十年。从文章中也看得出来，前期的文章主要是对友情、爱情、亲情以及刚刚步入社会时对人生的思考，文章风格简洁、直白、朴实。1998年后的十余年间，我几乎停止了文学写作，直至2008年。

五十岁前后，离开了生产经营一线，有空闲时我又提起了笔，重拾起年轻时的爱好。我想前面这些年没写散文、诗歌，究其原因，主要是工作生活都太紧张了，也缺少了文学写作的环境和土壤。最近几年，我之所以能重新捡起自己的文学爱好，除了有空余时间外，我想我是有一些文学情怀的。爱生活、爱思考，也像陕西绝大多数人一样勤劳、坚忍、真诚。在书中排在散文或者诗歌后面的一些文章中，可以看出这些端倪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