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姐的事。”
刘铁这才明白,说:“我一直在打听哩,还没有打听到。你有没有记错,是不是就在雪拉山那一带?”
“我不会记错。雪拉山这三个字,我到死都忘不掉。我是土埋脖子的人了,入土之前能见你姐一面,就安心了……”
“你别着急,我回去好好找,一定找到我姐!”
“不知道她还在不在人世……”
老人说着,泪水又一次涌出枯井似的眼窝……夜里,父子俩躺在土炕上,谁都没有睡着。月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墙壁的旧报纸上投下一片光亮。父亲咳嗽了一阵,深深地叹息一声,说:“你要是不瞌睡,我想跟你说说话。”
“你说吧,我听着。”
父亲又叹息一声,说:“我最近不知咋回事,老想起从前跟你大姨在西藏的事,跟演电影一样,坐起来想,躺下也想,净做西藏的梦。从前西藏那些人、那些事,天天在我眼前晃悠。唉,你妈的事我给你说过,就不说了。
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我已经不恨她了,你也不要恨她。尽管她当时确实做得太过分了,但她毕竟是你妈,你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打断骨头连着筋呢,你不要记恨她,下次回来要是有空去看看她。我想给你说说你大姨的事,说说我们在西藏平叛和我后来参加对印自卫反击战的事。这些事我不说,恐怕就得带到坟墓里去了……”
大姨是父亲的前妻,叫王丽云,牺牲在藏北平叛的路上。他们刚刚出生的女儿,也就是刘铁同父异母的姐姐,当时无法带出雪原,只能留在藏北一家藏族人的帐篷里,至今杳无音信。他这几年一直在寻找,都没有找到。他很想听听当时的具体情况,于是他说:“你说吧,我听着哩。”
父亲停顿了一下,然后说起他当年在西藏的往事——刚才吃你拿回来的羊肉包子,让我想起了1959年在藏北平叛时,吃的那一顿羊肉泡馍。那个香啊,至今都忘不了,我这一辈子再没吃过那么香的羊肉泡馍。那时部队特别苦,没有新鲜蔬菜,供应的全是干苜蓿、干白菜、干洋葱、黄豆、花生米和大肉罐头。我们在剿匪的那两年里,因为海拔高,饭煮不熟,没有吃过一顿熟饭,吃的都是夹生饭。每次煮米饭,都要花上两三个小时,最后揭开锅盖一看,上面一层没熟,是白生生的大米,中间一层是黏糊糊的稀饭,最底下一层又过了头,烧成了黑炭。相比米饭来说,面粉相对好做一些,再说当时队伍里陕西兵多,特别是富平兵,少说也有一千多。
那批富平新兵,进藏时坐的是德国造的大易发卡车,比我们当时进藏条件好多了。米饭煮不熟,我们就把面团拍成饼子,丢在牛粪火里烧。烧一会儿就得赶紧取出来,拍打掉上面的牛粪灰,用嘴吹一吹,就吃下肚了,吃得嘴边一圈黑,大家相互看着笑。我们把这种饼子叫“拍拍打打黑”。其实,这种饼子也没有烙熟,吃了很难消化,有人吃了还拉肚子。因为在高原上,面很难发开,都是死面疙瘩。后来我们有了个办法:行军的时候,每人在怀里揣一团面,用体温让它发酵,到了宿营地,再把发好的面拍成薄饼子,放在圆头铁锹上用牛粪火烤,这样烙出来的饼子,就好吃多了。
一次野营时,我们打了两只黄羊,有人从沙地里捡牛粪时还拔回来一把野葱。大家一个月没见肉腥了,就想烙点饼子,吃羊肉泡馍。饼子在行军锅里烙,那锅底很薄,下面烙煳了,上面还是生的。拔野葱的那个战友说,他刚才在捡牛粪的地方看见一块薄石片,说不定能烙饼子。他把石片背回来了,薄薄的、平平的,筛子大小,放在牛粪火上一烧,很快就发烫了,温度很均匀,我们就在上面烙饼子,烙出的饼子焦黄焦黄的。那一天,我们美美吃了一顿羊肉泡馍。人说“饥饭最香”,那是实话。那是我这辈子吃得最香的羊肉泡馍。
你知道,牛粪是高原上的黑金子,能生火、煮饭、煮茶、取暖,夜里铺在身子底下还能防潮。你们部队现在的条件,肯定比我们当年好,可能不太用牛粪火了。我们那个时候打仗间隙,天天捡牛粪,部队根本就离不开牛粪。我们行军宿营时,把捡回来的牦牛粪用手拍成饼子,让风吹干,再一块块堆放整齐,随用随取。我们行军时,就用石头把锅支起,周围堆上牛粪,把火种向锅底下一扔,再用羊皮风囊一吹,火苗就慢慢起来了。
有一段时间,我们背的粮食吃完了,后边的牦牛运输队很缓慢,一时跟不上来,所以经常断粮,一断就是七八天,甚至半个月。飞机空投吧,又净是大山深沟,找不到我们的小分队,电台又常常出毛病。那时通信装备简陋,有时眼看着飞机过来了,就是联络不上,又眼睁睁地看着飞机飞走了。
当时西藏军区使用的是英国人40年代绘制的简单地图,不太准确,所以飞机很难找到我们。
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每人能分到几盒麻将大小的军用饼干,感觉比金子还宝贵,只是在行军饥饿难忍时才吃上一块,哄哄肚子。就是在那样缺食品的情况下,还得分一些给俘虏吃,一是有优待俘虏的政策,再一个是让他们吃了有力气跟着我们赶路。实在没办法,有时就杀一头驮东西的牦牛,但牦牛肉很难煮烂,又缺盐巴,不好吃,也不好消化。我们就寻找野菜,加上点鸡蛋粉,用清水煮着吃。许多人都浑身浮肿,嘴唇干裂流血。有的还得了雪盲症,眼睛疼痛,直流酸水,夜里睡不着觉,在那里疼得直哼哼。我们还在河里捞过鱼吃,有时还捉雪鼠充饥,吃草根、喝雪水更是家常便饭。夜里在月亮地里行军,看见牦牛蹄窝发亮,知道那里有水,每人趴下只能喝上一两口,解解渴。为了赶路提神,许多人学会了抽烟。烟抽完了,就卷砖茶末子抽。后来砖茶也没了,烟瘾大的人就把干牛粪点着,趴在地上吸几口,打两个喷嚏,就算把烟瘾过了。
我们那时候,每年只发一套棉衣、两套单衣,被褥三年一床,皮大衣五年一件,海拔五千米以上的部队增发一双毛毡鞋和一床皮褥子。那时,排以上干部实行薪金制,战士还是供给制。战士每月六元津贴费,超期服役的老战士增加两元。正排干部增加百分之三十五的高原补助,每月下来七十二块八元;海拔五千米以上的再增加百分之五。我们平叛的时候,人民币还没有在西藏流通,西藏仍旧使用银圆。官兵的津贴不发现金,统一由司务长保管,把应发的钱填写在个人存折上,等休假或者去内地出差的时候,才把存折上的钱换成现金给你。后来留在西藏的那些战友,“文化大革命”那十年没有涨一分钱工资,当年排级干部已经到了营级,还是每月七十二块八元,他们说自己是“七二八部队”。但是不管咋说,他们比我强,探亲回来能给家里人买得起肉,可我早就退伍回来了,一分钱工资也没有。但是他们也不容易,是用“人肉换猪肉吃”,十几个战友都得了高原疾病,年纪不大就走了。
我以前给你说过,1959年5月初,拉萨被打散的叛匪逃到了藏北地区,他们抢劫牧民牛羊,杀害地方政府干部。当时叛匪主要聚集在青藏公路以东、黑昌公路以北、唐古拉山以南一带。他们有国外反华势力的空投支援,武器精良,还有电台。上级命令我们要迅速消灭这些叛匪,并以黑河至拉萨公路为分界线,分路西与路东两个部分进行围剿。我们分队先期进入路西地区,担负侦察任务,配合友邻部队行动。
你大姨和另一个女兵是我们分队的卫生员。你大姨皮肤白,虽然是单眼皮,但眼睛却不小,黑嘟嘟水灵灵的,很好看。但她个子小,比较瘦。她在成都卫校没毕业就想当兵,当时部队要上西藏,嫌她瘦小,就没要她。她那人性格很倔,想好的事就一定要干。她跟随部队一直走到雅安,见到部队领导就跑过去纠缠,要求当兵,把领导缠得没办法,就收下了她。但她身材瘦小,没有适合她穿的军装,就给她发了一套男军装,她自己动手改小了,但穿在身上还是晃荡,谁看见她都笑。她当兵瞒着家里人,直到后来接到她牺牲的通知书,家里人才知道她跟部队上了西藏。她就是这么个人,个儿不大,主意可大了。她是一个敢作敢为的女人。
西藏平叛开始的时候,你大姨已经怀孕,她为了能跟我一起剿匪,就隐瞒了怀孕的事。当时穿着棉袄大衣,不显身子,也没有啥不良反应,行军打仗她还能跟得上。我们每个人身上背着几十斤的装备和干粮,很快就集结到安多县。这个地区平均海拔在五千米。我记得很清楚,5月5日那天,我们在百合色宗与友邻部队合围叛匪,凌晨发起围攻,战斗很激烈,我们分队牺牲了两名战友,友邻部队牺牲了六名战友。部队要继续追赶逃跑的叛匪,但又不能把牺牲的战友丢在雪原上,需要我们分队留下两个人,把八名烈士送到那曲烈士陵园掩埋了。队长就安排我和你大姨去完成这个任务。我开始不愿意,想跟大部队多消灭敌人,但考虑到你大姨有身孕,送战友遗体,总比在战场上安全一些,就答应了。
我和你大姨在战场上搜罗到九头牦牛,八头驮尸体,一头驮我们的武器和干粮。我们把烈士的遗体用褥子包好,横着搭在牦牛身上。烈士的头耷拉着,血已经凝成红色的冰凌。你大姨看到战友的尸体在雪地里一点点变硬,脸色煞白,一个劲儿地哭。她一路走一路哭,哭了一天一夜,把眼睛都哭成了桃子。
一开始我们把八具尸体往牦牛背上抬的时候,有的个头大,我一个人抱不上去,再说人死后比活着重得多,你大姨就帮我一起往上抬。我们走着走着,走到下午,一头牦牛蹄子踏进一个鼠洞里,把腿折断了。多亏我离得近,赶紧接住了战友的遗体。少了一头牦牛,你大姨走了一天路,又怀有身孕,还有高原反应,脸色蜡黄,实在走不动了。我就挑了一头最健壮的牦牛,又调换了一具比较瘦小的遗体,我把遗体横搭在牦牛背靠前的地方,让你大姨坐在靠后的地方。爬坡的时候,她担心尸体会掉下来,就用手扶着冻僵的尸体。
我们走到第二天,草原上突然下起了雨,后来又变成了雪。我们没地方躲,浑身上下全被打湿了。到了傍晚,我们走到一顶牧民的帐篷前,里面没人,可能是打仗时吓跑了,或者被叛匪抓走了。我担心夜里下雨,更担心夜里有狼,把战友的遗体糟蹋了。我抱遗体身子,你大姨抱腿,我们把八具遗体一具一具搬进帐篷,摆放整齐。摆放完后,我们惊讶地发现,帐篷角卧着一只奄奄一息的小羊。我们已经两天没吃饭了,饿得眼睛都睁不开了。
我们瘫坐在地上,眼睁睁地看着那只羊,羊也有气无力地看着我们。我想该不该把羊杀了充饥?当时部队有严格的民族政策:“宁叫饿断肠,绝不杀牧民的牛和羊;宁可断炊烟,绝不烧老百姓的帐篷杆。”杀吧,违反纪律;不杀吧,我们会饿死,无法把战友的尸体运到那曲陵园去。再说,谁敢肯定那不是一只野羊呢?不想那么多了,还是先吃了活命吧。如果以后有机会返回来,见到了主人再把钱补上就是了。我扭头去看坐在旁边的你大姨,她不看我,低着头只顾喘息。我知道她也很为难。
我说:“这羊已经快死了,咱们不杀它也得死,死了白白便宜了狼;咱们杀了它,吃了它,就能活下来,就能把烈士遗体送到那曲陵园。等打完仗,咱们再回来赔人家,你看行不行?”
你大姨低着头,不说话。
我就站起来,把羊拖到帐篷外面给宰了。宰羊的时候,那羊可怜巴巴地看着我,连叫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心里很难过,手有些发软,但为了活下去,最后还是把心一横,把那羊给宰了。那羊的眼神,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宰了羊,我提着羊肉回到帐篷,准备用牛粪火煮羊肉吃。可是我到帐篷外面一看,牛粪全被雨雪淋湿了。我用双手扒了一尺多深,才扒拉出中间的干牛粪。我把干牛粪弄回帐篷,架上行军锅,朝你大姨要火柴——火柴一路上都由她保管。
你大姨掏出仅有的半盒火柴,我俩一看都傻眼了:火柴早被雨水淋湿了,根本擦不着。擦一根不行,再擦一根还不行,最后只剩下五根了,我不敢再擦了,就放在怀里暖。暖了半天,拿出来一看,火柴头又全掉了。
我一下子瘫软在地上,真的绝望了,总不能生吃羊肉吧?我在地上坐了一会儿,突然想起半个月前,我在擦枪布里好像还藏了几根火柴,就急忙打开擦枪油布,果然有三根火柴。因为有油布包着,没有被打湿,还好好的。我喜出望外,你大姨也激动得满脸通红。我双手哆嗦着擦了一根,“嗞”地刚一冒火苗,很快又熄灭了。擦第二根的时候,我的手哆嗦得更厉害,还是没有擦着。剩下最后一根,我不敢擦了,交给你大姨。这根再擦不着,我们就彻底完了。我从破棉衣内揪下一块棉絮,解开大衣围着你大姨,然后让她擦火柴。她的手也抖得厉害,哆嗦着擦火柴,结果还真擦着了。我急忙引燃了棉絮,用嘴轻轻吹,让棉絮燃烧起来,然后轻轻放进干牛粪里。火终于生了起来。
那一夜,我们吃了一顿半生不熟的羊肉。后来我转战到另一地区剿匪,再没有回到那个地方。三年后我又参加了对印自卫反击战,时间一长,就把赔人家羊的事儿给忘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还有那十七颗子弹和英国人绘制的西藏地图,你妈告发了我,说我破坏民族政策,说我是潜伏的“英国特务”……唉,事情过去了,我也不想说了,说了伤心。
那顿羊肉让我们撑了一天。第三天,我们走到了那曲。烈士陵园在那曲西北三公里的山坡下。我们用了整整一天,才把烈士安葬好。你大姨从附近采来格桑花,给每个坟头上放了一把……大概是1959年9月份,结束下秋卡战斗的那天晚上,我们把叛匪打死的两只羊给杀了,好好吃了一顿。可是吃了羊肉口渴,大家就让炊事员老赵用牛粪煮砖茶喝。砖茶在路上颠来倒去已经揉成粉末。老赵用三块石头支起锅,添了半锅水,在锅底下塞上牛粪,点着,把一包砖茶末放在身边的石头上,坐在地上等水开。牛粪火软,海拔又高,水不容易烧开。老赵背着行军锅,跟着大部队跑了一天,已经很疲劳了,在火边这么一烤,还没等水烧开人就睡着了。他眯了一会儿,听见水开了,天黑麻咕咚的,他在石头上没有摸到茶叶,便迷迷瞪瞪在地上摸到一把松软的东西,以为是茶叶,就放进锅里煮。茶煮好了,他把大家叫起来喝。大家喝了,都说咋没有茶叶味儿?老赵说可能是茶叶放少了。当时大家都很累,谁也没有多想,喝完一缸子茶,怀里搂着抢,背靠背坐着就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