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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去一个施工点，赵天成有些为难。赵天成不是怀疑他的能力，可施工不是写材料，弄不好会出人命。陆海涛不懂现场施工，他去抓一个点，说得对不对人家都得听，反而会给部队增加压力。

于是，赵天成说：“现在各施工点都有专人负责，用不着我们具体指导。你要是真想去，就到各施工点转转，督促督促就行了。”

“你是不是不信任我？”

赵天成笑着说：“这话说的，你是首长，是我们七连的支部书记，我不信任你信任谁？工作总有个分工吧，总得有人跑面吧。你是首长，走到哪儿都能发挥作用，走在前面是带头作用，跟在后面是推动作用，夹在中间呢，是核心领导作用。”

陆海涛用指头点着赵天成说：“你不会是在讽刺我吧？”

赵天成笑着说：“你是支部书记，本来就是核心嘛。”

那天半夜，突然下起雨来，天亮后雨还没有停歇。赵天成在帐篷里急得直转圈，说工期本来就紧，这倒霉的雨又跟着来捣乱。陆海涛说：“下就下吧，谁也拦不住老天下雨。这段日子大家施工都很累，正好借机休息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嘛。好长时间没有进行政治教育了，借这场雨，我正好给大家上堂政治教育课。”副指导员杜林说：“哪能让首长亲自上课，还是我来上吧，我已经备好课了，最近施工忙，一直没有抽出时间来。”陆海涛说：“这次我来，下次你再按计划进行。”杜林说：“那好吧，首长正好给我们搞个传帮带。”

年初，团政治处对政治教育做了计划安排，各连结合自己的实际又进行了细化，而且每月都制定了计划表。但施工期间，教育课落实起来比较困难。从上到下都讲，教育不能“两张皮”，但在基层一线却很难落实。原因是高原施工期很短，气候变化无常，一切都得为“中心任务”让路。就像团长田牛说的那样：任务完不成，一切等于零。所以，政治教育什么时间搞，不是指导员说了算，而是老天说了算。除非有特别重要的文件需要马上传达，教育课一般都会等到雨雪天不能施工时才搞。有的时事教育要求急，也有晚上加班搞的，但效果不好。大家在工地干了一天，已经累得腰酸背痛，晚饭后坐在小马扎上听课，一是容易打瞌睡，二是会产生厌倦情绪。赵天成平常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有两件，一是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里；二是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里。当陆海涛提出要上政治课时，赵天成没有反对，而是说：“是啊，好久不上课了，也该教育教育了。再不上课，这帮小子的脑袋都要结冰了。”

这段时间，陆海涛发现很多战士有厌战情绪，部队凝聚力、战斗力有所下降。有的战士甚至公开发牢骚：当兵当到高原不说，还是个筑路兵，天天在这兔子不拉屎的地方修路，这兵当的还有啥意思？部队近期思想涣散的原因，陆海涛觉得无非有两个：一是因为劳动强度太大，搞得大家身心异常疲惫；二是有些战士还没有搞清为什么上高原来修路。第一个好讲，但难见效；第二个难讲，但有吸引力。他准备从西藏历史的角度，来讲讲第二个问题，通过第二个问题，渗透到第一个问题，起到一箭双雕、寓教于乐的教育效果。

早饭后，杜林将部队集合到一顶最大的帐篷里，这里既是会议室，也是学习室。帐篷最里面放着一张桌子、一把椅子，陆海涛坐在椅子上，面前放着一杯茶。战士们坐在小马扎上，仰头看着陆海涛。赵天成、黄雪丽和杜林坐在队伍最前面。刘铁坐在最后一排靠近门的地方，扭头看着帐篷外面。雪拉山被雨雾笼罩，只能看见半山腰以下的地方。这里是尺牍沼泽地的边缘地带，晴天有时地上也会“泛水”，更别说下雨天了。人在帐篷里坐久了，脚下会出现一个个水脚印。

陆海涛开讲。他先从文成公主进藏讲起，讲到近代外国势力如何插手西藏问题；从新中国成立前西藏长期处于农奴制度，讲到1951年5月中央同西藏地方当局签订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从解放军千里跋涉多路进藏、中央以和平方式争取社会改造的“八年等待”，讲到50年代后期西藏在外国势力的煽动支持下出现的叛乱，一直讲到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其中还讲了丁青县副县长次仁才旺上次来慰问时，讲的汽车队支援前线的一些故事。这样讲下来，不知不觉一个小时就过去了。

陆海涛讲课从来不用讲稿，他擅长脱稿讲课。他十指交叉放在桌上，侃侃而谈，很少借用手势。他知识渊博，深入浅出，战士们听得都很投入。这无疑是一堂十分生动的政治教育课。杜林后来对赵天成说，即使让他准备上半年，也讲不出陆副主任这个水平。

但刘铁一向反感陆海涛，想尽快结束这堂政治课。不是他讲课，他说了不算。刘铁能让这堂课早点结束的唯一办法，就是向讲课者提问，如果他回答不上来，自然就会草草收场。当然，要想向别人发难，自己必须要有金刚钻。由于父亲参加过西藏平叛和对印自卫反击战，刘铁这些年对西藏问题有所研究，他自信在这支部队里，没有人比他知道得更多。他承认陆海涛讲得不错，几乎没有什么疏漏。但他感觉陆海涛有些卖弄知识，他看不惯陆海涛的这种做派，所以他准备发难。于是，他从队伍后面站了起来。陆海涛愣了一下，问：

“刘排长，你有什么问题吗？”

战士们都扭头看着刘铁。刘铁微笑着说：“有的地方我没听明白，想请教一下陆副主任。你刚才讲，20世纪60年代初，引发中印边境冲突是因为边界问题，是英国入侵西藏时的历史遗留问题。英国统治印度时，曾两次派兵入侵西藏，并在1914年，在中印边界东段秘密划过一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我想请教陆副主任的是，印度独立后，为什么还要在边境问题上跟我们叫板？印度当时采取了什么政策和手段？”

陆海涛没有想到刘铁会突然提问，他的第一反应是，刘铁因为上次处分他的事在故意找碴，想给他难堪。他心里很不痛快。但刘铁这么粗野的一个兵，能提出这么专业的问题，着实让他吃惊。他稳定了一下情绪，嘴角流露出不易觉察的微笑，对刘铁说：

“你请坐下！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说明你平时很注意学习，这一点值得肯定和表扬。印度当时的总理尼赫鲁，为什么不愿意用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这很显然，他除了想搞地区霸权，最主要的是想争取外国的援助。而事实也正是如此，除了美国增加了对印度的援助外，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也增加了对印度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为了这些援助，印度方面当然不愿意缓和与我们的关系。为了解决中印边境争议问题，周总理先后四次访问印度，但尼赫鲁态度一直很强硬，甚至是得寸进尺。1961年，西藏平叛结束后，我们把西藏的驻军减少了一半，西段甚至撤出了前沿哨所，对中印边界采取维持现状的方针。如果不是后来印度军队入侵阿克塞钦地区，军事冲突可能就不会发生。当时我国内地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与苏联关系破裂后，也导致周边安全环境恶化，我们不想在西部中印边境出现军事冲突。尼赫鲁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开始放肆起来，下令在中印边境西段进行‘前进政策’，实施蚕食计划……”

刘铁又一次站起来问：“据说毛主席听到汇报后，确定了‘二十字方针’，这二十个字我忘记了，陆副主任你能告诉我们吗？”

这么具体的问题，显然是刁难。但刘铁没有想到陆海涛记忆力超群，只要是他看过的书，基本都能记住，像这样关键性的问题他怎么可能忘记呢？

刘铁这一问，倒给了陆海涛一个展示才华的机会。陆海涛胸有成竹地举起两只手掌，说一个字，弯下一根指头：“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

刘铁从心里佩服陆海涛的学识与记忆力，但他仍不甘心，继续追问道：“那后来，为什么又打起来了呢？”

陆海涛笑了起来，说：“你先坐下，听我慢慢讲。毛主席当时不光给了二十个字的方针，而且明确指示，第一枪必须经过他的批准。可是为什么后来我们要进行自卫反击呢？因为印度军队把我们的忍让克制，当成了软弱可欺，不仅深入我国境内，还开枪向我们边防军挑衅。这样一来，一场军事冲突就不可避免。当年毛主席做出出兵朝鲜的决策，据有关资料说，考虑了十八天；准备这次自卫反击，给印度一个教训，毛主席也很慎重，考虑了十天。毛主席说，不打则已，要打就要打狠打痛，一下子把他打怕！所以，1962年10月20日拂晓，西藏军区和新疆军区部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同时进行反击，第一天就扫除了印军西段的主要据点，东段的印军精锐第七旅基本被歼灭。几天后，我们向印度提议谈判，印度不但不同意，还不断调动援军到边界地区，准备反扑。我们随后又进行了第二阶段的反击，在瓦弄方向击溃印军一个旅，在邦迪拉方向歼灭印军精锐第四师的主力。我们打过实际控制线后，又根据毛主席当初的决策，撤回到控制线以内二十公里……”

刘铁又一次站起来提问：“那你能给我们说说，毛主席为什么说，这‘是一场军事政治仗，或者叫政治军事仗’吗？”

“这场自卫反击战，规模不大，时间不长，只是一场边界局部战争。在惩罚性打击目的达到后，我们便主动停火后撤，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也就是说，我们的军事行动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外交斗争，在国际上打掉了对方的嚣张气焰，打出了我们的威风。但主动撤军，也表明了我们主张谈判、反对武力解决的一贯主张。”陆海涛喝了口水，清清嗓子，说，“好啦，这个问题我们就谈到这儿，下面我谈谈我们为什么要跑到西藏来修路。”

“1951年，解放军进藏时，毛主席说，解放西藏关键是要修路，我们把路修到哪里，哪里就得到了解放。后来，为什么西藏会发生叛乱？印度为什么敢于冒犯？除了政治原因外，他们也看到了西藏交通不便，解放军调兵作战比较困难，受到了交通的制约。

“新中国成立前，西藏1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没有一条公路，拉萨城里只有英国人送给达赖的一辆轿车，还是拆散成零件，用牦牛驮到拉萨再重新组装的，只能从布达拉宫开到几公里外的罗布林卡。那时，西藏的运输主要靠骡马和人工，还有少量的牛皮船，许多人畜冻死饿死在古驿道上。从成都到拉萨，来回一趟至少需要一年。而一年之中，真正能行走的时间也只有四五个月，其他时间驿道被雨水冰雪封堵。尤其是阿里，新中国成立前几乎与世隔绝，生活物资主要靠商人牦牛驮队运输，跑一趟拉萨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半年。

“1951年，解放军一万多人的先遣队徒步跋涉，十万人担负后勤支援，才进驻到拉萨等重要城镇。1951年5月，西南军区成立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部，陈明义任司令员，十八军五十四师师长张忠兼任副司令员，穰明德任政委，十八军副政委任第二政委。解放军一边进藏，一边修路。筑路队伍主要有：西南军区的六个工兵团，十八军、六十二军和西康军区部分部队，还有许多地方工程队和六百多名从地方抽调的技术人员，以及西南地区各大专院校毕业生，号称十万大军。当时条件异常艰苦，官兵营养不良，体力消耗严重，加之施工危险性大，部队伤亡很大。仅五十三师一个师，头一年就减员百分之十六。但在后来的施工中，逐渐摸索出了经验，比如挖冰冻土方法、横插打冰法、双线运土法、溜索运土法、空心爆破法，等等。这些施工经验，我们至今还在使用。1954年12月25日，康藏公路胜利竣工时，慕生忠率领的筑路大军也将青藏公路修到了拉萨。为了修筑这两条公路，先后有三千多名官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绝大部分牺牲在康藏公路上，几乎平均每一公里就有一名官兵牺牲。

“解放军进驻阿里后，部队所需后勤保障物资，只能用骆驼和牦牛驮队运输，而且只能在每年的6至9月运送，平均阿里驻军一个人的给养，需要十头牦牛和三个运输人员承担，每人每年耗资近上万元。途中由于高寒缺氧，牲畜死亡很多，补充来源也难以为继。只有解决交通问题，驻阿里的官兵才能站住脚跟。经过多次勘测，最后选定了从叶城到阿里的一条比较理想的路线。1956年4月，正式开工修建，第二年10月建成通车。原计划三年的工程，在四千多名筑路官兵和工人的艰苦奋战下，提前一年半就完成了。10月5日那天，当有史以来第一辆汽车开到狮泉河时，当地藏民都惊呆了，不知道这个‘铁牦牛’是从地里冒出来的，还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但是，这样的公路状况，远远不能满足西藏建设和边防稳定的需要。

十几年前，我们部队奉命开赴青藏线，将青藏公路由原来的沙土路改建成现在的二级黑色公路，年运输量提高到了五十万吨。我们在座的这些老兵，大部分都参加了青藏公路的建设。

“现在，我们又来到了这里修筑黑昌公路。为什么要修筑这条公路？因为这条公路连接着横断山脉和藏北草原，是那曲通往昌都的唯一公路，也是国道317线的组成部分。这条公路修通了，就等于把青藏线和川藏线从中间连接了起来，一方面对西藏经济建设会起到很大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也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咱们连担负的雪拉山路段，是全线海拔最高的路段。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它整治改造成能承受载重汽车、常年通行的等级公路。川藏线一旦中断，这条公路就是昌都连接拉萨的唯一通道……”

陆海涛的这堂政治课，讲了整整两个小时。可是奇怪的是，大家并没有觉得时间长，也没有人打瞌睡。陆海涛一讲完，坐在第一排的赵天成首先站起来鼓掌，战士们也跟着鼓掌。赵天成转过身，面对全连官兵说：“陆副主任今天这一课，讲得很生动，对西藏有关重大问题做了梳理，政治性和知识性都很强，让我这个连长也长了见识，受了教育。尤其是对我们为啥在西藏修路，讲得很透彻，大家回去后要好好消化，把这一堂政治课化为动力，圆满完成施工任务！”

解散后走出帐篷，赵天成对身边的黄雪丽说：“老陆还真有两下子，这一课讲得很精彩，讲出了政治处主任的水平！”

黄雪丽笑了笑，什么也没有说，低头走进自己的帐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