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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当年的“柴火城”，让我想起一个人，他叫刘奉学。1953年10月，格尔木站成立时，他是第一任站长。他是咱陕西富平人，当时已经五十多岁了，德高望重，大家都叫他“刘爷”。他父亲是国民党的元老，参加过直奉战争中冯玉祥领导的部队，当过富平乡党国民军第二军军长胡景翼的高级幕僚。刘奉学少年时，就被父亲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去学习，听说跟蒋经国还是同班同学。回国以后遇上西安事变，他自己成立了一个保安团，驻扎在耀县一带。抗战后期，他的保安团掩护过一大批进步学生去延安。解放战争时期，他率领保安团起义，改编后到了兰州。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以商人身份协助党做策反工作。这期间和慕生忠相识。慕生忠为修筑青藏公路招兵买马时，想起他这个留学苏联的知识分子，硬是将他拉到格尔木当了站长。

说起刘奉学，还让我想起另一个站长。格尔木站成立两个月后，慕生忠又在可可西里成立了一个站，站长叫齐天然。他是陕北定边人，跟慕生忠是陕北同乡。他家里原来很富裕，兄弟很多，他是老九。他家大部分人都是共产党员，而他却加入了国民党。抗日战争时期，他当过国民党三十二军副军长兼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的特务营营长，参加了中条山战役。1945年任整编第十七师第八十四旅第二五三团团长，后来升任少将师长。那人有些军阀作风，脾气比慕生忠还暴躁。他在山西中条山作战，抓到过十几个日本鬼子。准备处决时，日本鬼子要求剖腹自裁，想保留一具完整的尸体。他勃然大怒，抡起大刀，将那些鬼子全部砍了头。胡宗南攻取延安后，他是延安城防司令。胡宗南撤退时，命令他将留在延安城的军火全部销毁。党组织派齐天然的一个亲戚去做策反工作，他没有起义，但把军火交给了解放军。他让部下收集来许多烂车破木头，在河滩烧了三天三夜，然后向胡宗南谎报说销毁了军火。解放战争时，他在四川起义投诚。新中国成立后，老领导介绍他到西北局工作，主要负责统战工作，安置国民党的一些旧员。“三反”“五反”时，他受到审查。慕生忠见他很落魄，把他要到了青藏公路，让他当了可可西里的站长。

齐天然这个人很能干，是个拼命三郎。慕生忠很欣赏他，知道他能力强，能干成事。开始修青藏公路时，两人各灌了一瓶酒，然后慕生忠给齐天然一辆汽车，让他去兰州再转到张掖，在那里招收一批民工拉到敦煌，从敦煌往南修路，穿过当金山口、柴达木盆地和察尔汗盐湖，把路修到格尔木来。慕生忠为啥要这么干？因为从兰新铁路的柳园站装货，通过这条路运到格尔木然后进藏，要比从兰州到西宁再到格尔木近一半路程。齐天然没有辜负慕生忠的期望，在青藏公路通车后的几天，就从敦煌把公路修到了格尔木。后来，他又受慕生忠指派，修建了你们现在改建的黑昌公路。

我们修筑青藏公路时，只有二十四名干部，加上西北军区派来的十名工兵和一千二百个强壮的驼工，一共不到一千三百人；还有一辆小吉普车和十辆大卡车。我们编了六个工程队，每队二百多人，一百多峰骆驼。邓郁清是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专门派遣来的唯一的技术员。他是个独眼龙，三年前曾经跟随十八军独立支队进过藏，对沿途情况比较熟悉。我们把他当成了宝贝疙瘩。

邓郁清当时还不到四十岁，但头发已经花白了。他命很苦。他是福建上杭人，七八岁父母就去世了，在叔父的资助下考上了福建龙溪工业专科学校公路系。西安事变之前，他一个人来到西安谋生。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将工程技术人员分为技佐、技正、技士三等，他是技正，属于中等。1937年，马步芳押解被俘的一千多名西路军红军，强迫他们修筑西宁到大河坝的汽车便道。后来我听邓郁清讲，督工的马步芳骑兵很凶恶，被俘红军头发长了，排队用割草的镰刀割，没有水洗，就那么硬割。被俘红军两年修了将近三百公里路，大部分人都死在了工地。1943年，他被马步芳召集去修西宁到玉树的公路，还当了分段长。后来被飞石崩瞎了一只眼睛，回到兰州安了一只假眼，又返回工地。后来这条路“半途而废”。

修建青藏公路时，慕生忠一下子想到了邓郁清，专门把他从阎良机场建设工地“请”了回来。邓郁清回来的时候，只带了四样东西：罗盘仪、水平尺、计算尺和曲线尺，他连最起码的经纬仪都没有。慕生忠脾气不好，爱发火，急了甚至还会拿马鞭抽人，但他对邓郁清却一直很客气。他对邓郁清说，我们修筑青藏公路不能像正规工程那样搞，我们要反着来，哪里好走走哪里，先通车，后测量，再重建。邓郁清说：“您的意思我明白，就是想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修出一条‘急造公路’。”慕生忠笑了，说就是这意思。

我们正式开工是1954年5月11日，这个日子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在距离格尔木三十公里的昆仑山下，有一个艾芨里沟，蒙古语叫“艾吉勒”，慕生忠将军就在那里宣布：青藏公路破土动工。那个沟口地上全是坚硬的岩石，放炮炸不成，只能用镐一点点刨，一镐下去直冒火星，只能刨下核桃大一块。我们当时修路的标准很低，路基原则上采取就地扒，不做大的填挖，但公路中心三米以内必须填铺夯实，能承受载重五吨货物的汽车就行。那时也没有施工图纸，不论工程大小，都由邓郁清制定详细的施工方案。没有勘探仪器，勘探定线全凭两匹马。那两匹马是从班禅沿青藏线进京时的坐骑中专门挑选的，配备给了测量人员。因为这两匹马认路。定线时，测量员先骑马往前走，在山头上做个记号再返回来，用花杆打两百米后，再往后看，退五十米再打，这样定的线就比较直了。

慕生忠虽然不懂修路，但他善于集中大家的意见，能抓住问题的实质和关键，同时还能以身作则。那时修路不分军民，不分职务，都得干活。十八磅铁锤，一次抡八十下，慕将军也不例外。那时条件很艰苦，渴了，趴在河边喝口雪水，一日三餐都是盐水煮面疙瘩，每天劳动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

我记忆最深的是，那里蚊子特别多，也特别大，比马牙还要长。我们干活的时候光着膀子，膀子被晒脱了皮，再加上蚊子叮咬，手脸和膀子全都肿了。

没过多久，很多人就得了一种怪病：浑身发肿，疼痛难忍，腿上出现块块紫斑，用手一碰就流脓水，上百人躺倒在工地上。那时格尔木大本营正好送上来一车水萝卜，我们吃了水萝卜，身上的肿几天就消了。后来我才知道，之所以得这种怪病，是因为长期吃不上蔬菜，导致维生素缺乏。其实是一种败血症。从那以后，慕将军想方设法从兰州搞了水萝卜上来让大家吃。为了保持体力，抵御高原反应，那时还有一些硬性规定：不搞会战，不搞竞赛；晚上睡觉要垫高枕头，防止高原反应造成窒息；白天干活不能用力过猛；走路不准跑，休息时不准嬉笑打闹；等等。

我们当年修路可不比你们现在，你们现在起码还有推土机、压路机、装载机，我们那个时候啥机械都没有，只有一百多辆运输车辆。工地上除了少量炸药，只有铁锹、十字镐、铁锤和钢钎这些很原始的工具。施工全靠两只手，劳动强度很大。工资也很低，分三十五元、三十元、二十五元三个等级。那时能吃上一顿羊肉揪面片，就算是过节了。青海民工会揪面片，羊肉来不及洗，切成小块，丢进锅里煮，刚切完羊肉的手，又去抓牛粪烧火，不洗手又揪面片，揪一会儿又去抓牛粪。面片煮熟后，撒上盐巴就吃，啥菜也没有。开始我们嫌脏不想吃，后来看青海民工吃得很香，很眼馋，肚子又饿，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你一碗，我一碗，吃得很香。后来粮食快要吃完了，为了节约粮食，炊事员把野菜和老鼠汤熬成面糊糊给我们喝，许多人都拉肚子，在工地上干着干着，就得跑到旁边去拉肚子。有的民工吃饭时就敲着碗唱：“山又高，水又长，筑路大军断了粮。早上喝的汤一碗，晚上喝的一碗汤。清水野菜一锅煮，老鼠尾巴直晃荡……”

拿下这段路后，我们继续往前修。慕将军要求第一工程队带二十天的口粮，开进一百七十公里再停下来，从那里开始往前修。也就是说，他们将与大部队中断联系，供给也就此中断，他们必须在二十天内修通一百七十公里，才不会饿死。慕将军称之为“置之死地而后生”。他们就拼命干啊！真的二十天就修通了一百七十公里。一问他们还有没有粮食，马队长说他们一路省着吃，还剩下六天的口粮。

我们推进到一处戈壁滩，荒滩边上突然出现一条三十多米深的沟壑，宽八九米，必须架桥才能通过。任启明带我们去西藏探路时，当时无法从这里通过，我们只好绕道下游，拆开大车，用人抬过去，然后再安装好。要想架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时工地上只有从兰州运来的九根东北松木和一点钢筋铅丝。慕生忠和邓郁清去现场察看，邓郁清说，建桥至少需要十二米长的大松木，他建议派车到兰州去拉。慕生忠说那最快也得二十天才能拉回来，远水解不了近渴！三天之内必须把桥架起来，否则前面的人都要饿死！

邓郁清想了一夜，天亮时在一个老石工的启发下，终于想出了用三角形的勾股定理，在崖壁打石窝、把桥桩插进去的办法架桥。第二天，工兵和石匠们用绳子把自己吊在悬崖上施工，九根松木并排摆在峡谷上，两侧由插进石窝的木柱撑起来，桥桩和横梁用榫加蚂蟥钉固定，桥桩用铁丝固定，桥头用石片作护坡固定。我们真就用了三天时间，硬是将木桥架了起来。慕生忠让十辆满载面粉的汽车率先通过。邓郁清跳上第一辆车的驾驶室，说：“我先过去，没啥问题了后面的车再过去。”慕生忠一把将他拉下来，自己跳了上去，说：“像我这样的土八路死了就死了，上级还会再派人来，你可是我们的宝贝疙瘩，可不能有啥闪失。”说着，坐着第一辆车通过了木桥。慕生忠给这个我们修建的第一座桥，起名叫“天涯桥”。1956年，陈毅副总理率中央代表团去西藏庆祝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路过这座桥时，说这里离天涯还远着呢，才改名叫“昆仑桥”。

再往前修，遇到了一股泉水，高原天寒地冻，那泉水却没被冻住，我们就叫它“不冻泉”。再往前，就是楚玛尔河了。长江上游的通天河流经那一带，分成了四条河流，楚玛尔河是最北面的一条。从楚玛尔河往前几十公里，就进入了一望无际的无人区，慕生忠起名叫“霍霍西里”，译电员却译成了“可可西里”，标注在了地图上。那里有五道平缓起伏的山梁，叫“五道梁”。梁上比较平坦，汽车可以通行，但梁与梁之间是河流，夏秋两季雪水成河，冬春两季河床干涸，变成滩地。那里气候很恶劣，高原反应很大。

我们把公路修到那里的时候，许多人都病倒了。当时有人说：“过了五道梁，难见爹和娘。”再向南，穿过平缓的东卜勒纳木河，就到了乌丽。

过了乌丽，就是沱沱河。沱沱河原来不叫沱沱河，有个蒙古名字，叫穆兰乌伦河，它是长江三大源流的主要源头，发源于祖尔肯乌拉山之北。穆兰乌伦河半月之内改了三次名：测量队改为“滔滔河”；我们修到那里时，人站在河水里，沙子很快就会把脚面埋住了，像个鞋套，慕将军就取名叫“套套河”，译电员向上级报告时却译成了“沱沱河”，后来就这样一直沿用下来。

我们在沱沱河日夜施工，慕生忠在刺骨的河水里一站就是半天，催促大家快干。五天后，我们搭起了一座简易的“过水桥”。那时正好是枯水季节，沱沱河水不深，刚好没过骆驼腿。我清楚地记得，河里鱼很多，骆驼走过去，大驼掌踏死的鱼儿漂浮在水面上，我们捞起来，在岸边烤着吃。那个香啊，一辈子也忘不了。

从沱沱河开始往西修，一直修到通天河。当时正好是雨季，河水暴涨，冰冷刺骨，我们赶着骆驼，多次抢渡都没有成功。后来就挑选了几个人，让他们先带着绳索游过去，然后大部队再顺着绳索过河。那几个身体强壮的战友脱光了衣裳，在身上涂满凡士林油，每人都喝了几口酒，硬是游了过去。

10月初，我们把路修到了海拔最高的唐古拉山上。唐古拉，藏语的意思是白色的山。因为那里终年积雪不化，一片雪白。唐古拉你是去过的，那里是青藏线海拔最高最难受的地方。站在山顶，别说干活，就是走几步也会头昏、胸闷、气喘，还要经常遭受冰雹的袭击。冰雹来了没处躲藏，只能用铁锹挡住脸。做饭时火很难点着，即使点着了，也很难把水烧开。我们强忍着高原反应，抡起大锤拼命修路。慕将军也跟我们一起抡大锤。这个倒下了，那个再上，一个个脸色紫黑，嘴唇发乌，皮肤干燥得能擦着火柴。就是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我们奋战了二十多天，硬是把这段路打通了。慕生忠当时站在汽车上，给彭德怀发去一封电报：彭总并转中央，我们已经战胜了唐古拉，修通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段公路。山顶上的三十公里，是世界上最高的一段公路。我们正在乘胜前进，争取早日到达拉萨。当时慕生忠很激动，发完电报后还作了一首小诗：唐古拉山风云，汽车轮儿慢滚。今日锹镐在手，铲平世界屋顶。

二十天后，我们挺进到三百公里外的黑河，也就是现在的那曲。十二天后，我们推进到了二百公里外的羊八井。过了羊八井就是拉萨了。青藏公路从格尔木到拉萨一千多公里，我们只用七个月零四天就全部开辟出来了，这在世界筑路史上都是一个奇迹。

可是，我们修筑青藏公路的那拨人，很多人后来的命运都挺惨，尤其是那些国民党军起义过来的官兵。仅1958年那场运动，在他们亲手建立起来的格尔木，在一次万人大会上，就有二十八个人被捕，罪名是“历史反革命”，这就是当年震惊青藏线的“二十八宿事件”。其中就有修筑敦格公路和黑昌公路的国民党少将齐天然。那帮人大多数都被整死了，但齐天然命大，九死一生，竟然活了下来。到底他是怎么活下来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我知道他后来在甘肃省参事室当了参事。跟齐天然一起修筑黑昌公路的王宗元，当时是齐天然所在部队的政委，“文革”中死于“五七”干校。他老婆跟他划清了界限，但女儿对他还好，专门去干校看他，他很激动，送女儿走的时候，心脏病突然发作，倒在路边死了。当年带我们探路的任启明副政委，1958年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回陕西老家接受监督改造。

当年的十八军独立支队司令员、后来当了西藏工委领导的范明，“二十八宿事件”后，在拉萨被打成“反党集团总头目”，因为那些在国民党部队干过的人多数都是他召集来的。范明平时喜欢写点东西，他把那些年来写的东西集中起来，出了一本名叫《新西游记》的书。这本书还未来得及出版就给他惹了祸，被人家说成是“反党集团的反党纲领”。他被打成“右派”，撤销了一切职务，同时开除党籍、军籍。他和妻子一起被发配到长白山地区劳动改造，后来跟慕生忠一样，又牵连进了“彭德怀反党集团”，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后来平了反，他曾经当过陕西省政协常务副主席。

那时他们还没有怎么折腾慕生忠，因为他功劳大、名气大嘛。但是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一结束，他的麻烦就来了。刚进入冬季，他就被一架军用小飞机从格尔木“接”到了拉萨，他作为“彭德怀的黑干将”，从此开始了没完没了的交代和批斗。后来这事不知道怎么就传到了中南海，毛主席做了“三个不动”重要批示：不动党籍、不动军籍、不动工资。慕生忠这才保住了一条性命，被发配到河西走廊的一个农场，当了排名最后的副场长。

只有独眼龙邓郁清，没有受到多大迫害，但他也因惊吓摔成了脑震荡，后来调回西安，在一个技术单位当领导……方凯讲一会儿，喘息一阵儿，讲到动情处，眼圈红了，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不知为什么，方凯今天兴致特别高。方文心疼大伯，但又不忍心打断他。与大伯那一代军人相比，他们现在的施工条件已经好多了，大伯他们当年都能坚持下来，而且一坚持就是那么多年，自己就不能坚持？这么想着，便不好意思再提调动的事儿了。

可是过了几天，堂姐方原告诉方文，大伯已经给他的老部下说了，正在帮他办调动的事儿。方文惊讶地说：“可是，我没有再提调动的事儿呀。”

方原说：“你去年说过后，老人一直记在心里。他不是不想帮你，只是想让你在高原多锻炼几年，说这样对你将来发展有好处。可是你这次一受伤，老人很心疼，说咱们方家就你这么一个男娃，万一有个闪失，他对不起去世的爷爷奶奶。他考虑了好几天，才决定把你调回来。他从来不求人，这是第一次给老部下开口。”

方文没想到一向严厉的大伯，原来这么关心他，心里蓦地有些惶恐：“让大伯这样为难，是不是不太好？要不就算了。”

“已经给人家说过了，就这么办吧。你一直待在西藏也不是事儿，再说，你那个对象不是一直想让你调回来嘛。”方原叮咛说，“不过，老人暂时不让告诉你，让你先好好养伤，说等那边办得差不多了再告诉你。你最近见了他，可别说漏嘴啊。”

方文说：“姐你放心，老人不提，我不问。”

于歆自从上次跟毕秋来过之后，一个星期没有露面。她是不是又动摇了？也许她压根就没有跟他和好的意思，那天来看他，只不过是看在毕秋的面子上，应付一下。这么想着，方文刚刚复燃的爱情之火，又一次熄灭了。

于歆那天送他的那束鲜花，早就已经蔫巴了，可他还是舍不得扔掉，一直摆放在床头柜上。

这天上午，于歆突然出现在病房门口。她跟上次一样，手里捧着一束鲜花。方文不冷不热地请她进来。一问才知道，她爷爷上星期过三周年，她们一家人回了一趟江西老家，一来一往十多天，今天一下火车，她就匆忙赶过来看他。当她看到上次送的鲜花还摆放在床头柜上时，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走过去抱住了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