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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文在干部病区后院子的一棵梧桐树下，找到了大伯方凯和堂姐方原。

梧桐树很老，树冠很大，如同一把巨伞罩着好大一片地面。大伯坐在一辆轮椅上，正在听堂姐说着什么。那头白发在绿荫下格外显眼，远远看去，像是一座皑皑的雪山。

方文走过去，叫了声“大伯”，鼻子一酸，眼睛就红了。大伯看见方文，激动得咳嗽起来，堂姐忙给他捶背。大伯喘息着说：“军人嘛，受点伤很正常，不要这么脆弱。”

方文不是因为自己的伤，而是看见越来越苍老的大伯才心酸的。他在大伯跟前蹲下身子，一只手亲密地扶在大伯的膝盖上，说：“我没事儿，一个月后就能出院。”

大伯喘息着说：“伤筋动骨一百天，既然回来了就不要急，把身子骨养好再回去，身体可是革命的本钱，尤其是在高原。”

“我年轻没事儿，您老可要保重身体啊。”

“我这是老毛病了，是高原留给我的纪念。我们这一代老高原，把什么都留在了高原，只带回来了一身病痛。我这病根，每年秋冬季节都会发作，它会一直跟着我，一直到我死的那一天。”

大伯说着，又开始咳嗽起来。方文赶紧从方原手里接过水杯，拧开盖子，让大伯喝了一口，这才压住了大伯的咳嗽。他安慰老人说：“您别这么说，这里医疗条件好，您一定会慢慢好起来的。”

太阳西斜，碎金似的洒在方凯的肩头。方原推着父亲的轮椅，换到梧桐树的另一侧，那里有条固定的长木椅，方原和方文坐在木椅上，姐弟俩陪着老人聊天。方凯说话的时候，右手始终把玩着一杆一拃多长的羊骨烟袋。那是他几十年前进藏时留下的唯一纪念。尽管他因哮喘已经戒烟十多年了，但这杆烟袋始终不离左右，已经被他把玩得油光发亮。这烟袋是他的宝物，谁也不让触碰。20世纪50年代初，方凯跟随慕生忠将军修筑青藏公路，后来慕将军调任西藏军区后勤部政委，方凯跟随到了西藏……坐在这棵老梧桐树下，方凯聊起了从前的事情——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协议签订后，毛主席发出了向西藏进军修路的训令。西北军区以青海省军区为主，吸收青海省党政机关、西北交通部、军区后勤部，组成青藏公路修筑委员会，开始勘测修建入藏线路。8月10日，慕生忠将军带着一支队伍和马步芳留下的一幅军用地图，奉命从兰州出发，乘坐汽车到达柴达木盆地边缘的香日德。从那里开始没有了公路，他们只能改为骑马和步行。这条线路，1937年马步芳曾派三个骑兵团，护送九世班禅进藏时走过，走到曲麻莱时遭遇暴风雨，三个骑兵团全军覆没，九世班禅也因此圆寂。十多年后，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才坐床。

慕生忠是陕西吴堡人。新中国成立后，他在第一野战军政治部当民运部长，后来又担任西北军区进藏部队政委、西藏工委组织部长。他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上中学时受刘志丹影响，跟着一起“闹红”，父母妻子因此遭到杀害。他加入红军陕北游击队后，曾带领一支二十多人的游击队，夜里渡过黄河，潜入晋西北打游击，打遍了吕梁地区的二十多个县，阎锡山悬赏要他的人头。1935年，陕北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他担任红三团政委，后来又跟随彭老总打仗。在战争年代，他身上一共留下二十七处枪伤。他为人豪爽，喜欢喝酒，骑马打仗时身上也揣着酒瓶，用牙咬开瓶盖，一口气能吹一瓶。除了酒，他还有一个心爱之物，那是一位蒙古朋友送给他的一条马鞭子，他一直随身带着。盛怒之下，他会用马鞭抽人。

慕生忠的人马走到半道，范明带着一队人马赶了上来。范明传达了中央关于将这支进藏大军改编为十八军独立支队的命令，范明任司令员，慕生忠任政委。范明是西安临潼县栎阳镇人，在杨虎城队伍里干过地下工作，在第一野战军当过政治部联络部长，那时慕生忠是民运部长，两人算是多年的老朋友了。队伍中有一个名叫邓郁清的中年工程师和两名测量员，他们担负线路勘测任务。

那次我没有去，后来听他们说，路上有一种叫醉马草的野草，马很喜欢吃，但一吃就发狂，嘶鸣一阵就会倒在地上，很快就死了，死后肚子胀得跟鼓一样。队伍走到黄河源的沼泽地，人和牲畜很容易陷进去，其他人去拉，会陷进去一串儿。经过沼泽地的第一天，整个支队就牺牲了二十多个战士。

他们历经千辛万苦，好不容易翻越唐古拉，可是快到黑河时，队伍不得不停下。为啥？因为那时黑河还没解放，有一个英国领事馆，驻扎着藏军的一个营。慕生忠派一个叫卫志一的人去打探虚实。这个卫志一可不一般，他原来是关中泾阳一带的刀客，后来参加了刘志丹的红军游击队，杀死过国民党泾阳县的县长。他夜里带十几个人，悄悄在黑河附近的四面山上搭起帐篷，插上红旗，吩咐手下人天亮后在山上做饭，有意来回走动，造成解放军已经包围了黑河镇的假象。天亮后，他腰里别了三把手枪，孤身一人大摇大摆地走进英国领事馆，用陕西话对英国总督和藏军首领训话，说：“你们已经被包围，赶快放下武器，迎接解放军。”这时藏军哨兵跑回来，悄悄报告说，四面山上都是解放军，总督和藏军首领只好集合队伍，集体缴枪。

卫志一这个人一世威武，但最后的命运却很惨。从西藏回来后，他跟齐天然在敦煌站一起共事，一个管运输，一个管修路。彭德怀有一年去格尔木，还专门看望过他。“文革”时彭德怀被批斗后，他也跟着被捕入狱，罪名是“政治土匪”，最后死在了监狱中。

那年的12月1日，十八军独立支队胜利到达拉萨。邓郁清给西北军区领导发电报汇报说，沿线有三分之二沼泽地带，筑路难度很大，得出的结论是：不具备修建青藏公路的条件。这样一来，修筑青藏公路的事就暂时搁置下来，邓郁清去了西安修建阎良机场。

1953年春天，西藏粮食紧张，反动分子在国外反动势力的支持下，对驻藏部队进行经济封锁，想把解放军困死在西藏。当时什么东西都贵，一块银圆只能买八斤牛粪，八块银圆只能买一斤盐巴，一斤银子才能买一斤面。

中央要求进藏部队“进军西藏，不吃地方”，部队便开荒种粮。但生产周期长，还是解决不了当时的吃饭问题。最困难的时候，拉萨部队仓库只剩下三天的存粮，只能勉强维持一个星期。官兵们一天只吃两餐，一天只吃三两粮。燃料也很紧张，买不到牛粪，官兵们只能到野外捡骨头烧。反动分子说：“解放军不走，饿也要把他们饿走！”当时的斗争形势十分严峻。

鉴于这种情况，中央决定用驼队向西藏运粮，其中一部分解决部队吃粮问题，另外一部分救济藏区困难群众。

西北局成立了西藏骆驼运输总队，由西北局和中共西藏工委双重领导，王宝珊是总队长，慕生忠是政委，张子霖为副总队长，任启明为副政委。短短几个月时间，部队从各省市筹集到二百万斤粮食，又从内蒙古、宁夏、甘肃等地方，采购了一万七千八百峰骆驼，在甘肃和宁夏雇佣两千五百多驼工，在青海采购三千头牦牛，最后都集中到大本营青海香日德。那时牦牛和骆驼都不贵，马比较贵，一匹马需要二百银圆。当时我从陕西跑到青海，刚参加革命，正好赶上运粮行动。1953年10月，我们开始进藏。进藏的道路十分艰难，现在想起来都可怕，不知道当时一路上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当时只有十九岁，为了路上解乏，也跟着驼工们学会了抽烟。那时，队伍里有个别人吸“白锡包”和“哈德门”，也有人吸水烟，但大部分都吸旱烟。我的烟袋是路上休息时，用吃完了的羊腿骨旋成的，粗的那头掏个坑当烟锅装烟丝，细的那头安个子弹壳当烟嘴。这杆烟袋，我带在身边已经几十年了，它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你们看，烟油和骨头油都渗出来了，烟袋都有了包浆，黄亮黄亮的很好看。

驼工当时有个口诀：“骆驼尿一尿，驼工睡一觉。”骆驼生活很有规律，在路上一般走上十公里就得尿一泡，而且尿得很多，细水长流，一泡尿得尿十几分钟。一般头驼先尿，然后一个接一个，等全部骆驼尿完了，半个小时也就过去了。驼工借这个时间，正好躺在地上打个盹儿。在高原戈壁滩，骆驼真是个宝啊。它们不光能驮东西，夜里还可以当墙用。我们晚上宿营时，用三峰骆驼围成三角形，人裹着皮袄睡在骆驼怀里，既挡风，又能靠骆驼的体温取暖。但是骆驼也有不好的地方，夜里不停地反刍打嗝，吵得人睡不着觉。骆驼还爱放屁，臭屁熏人。一路上尽管有骆驼给我们挡风，但是哪能挡住高原的严寒？有的战士晚上睡觉时还好好的，第二天早上起来，推也推不醒，扒开皮袄一摸，人早就冻成了冰疙瘩。

我们一路走，一路留下一些尸体，有战友的，也有骆驼的。慕生忠不忍心把他们丢在半路上，便成立了收尸队，沿路返回去，一路上收尸，收了二十多个，送回大本营格尔木陵园去掩埋。说是收尸队，其实就一个驼工，还有十几峰骆驼和一只黑狗。他一路往回走，一路收，把冻硬的尸体用油布包裹好，每峰骆驼驮两具尸体，一边一个那么挂着。夜里休息的时候，他将一个一个尸体解下来，排列在一起，让黑狗看着，防止野狼撕扯。他自己窝在骆驼怀里睡觉。第二天早上，他又将尸体一一抱上骆驼。就这样，他走了一个多月，才回到格尔木。那些牺牲的战友，现在就埋在格尔木陵园。

我们历经千难万险，将一百五十五万公斤粮食运到了西藏。一路上先后有七千峰骆驼、二千三百头牦牛“牺牲”。死的骡子也很多，因为骡子腿细脚尖，没有马灵活，也没有骆驼和牦牛的脚掌大，经过沼泽地时很容易陷进去。许多年轻战士也牺牲在了路上。这些骆驼和牦牛遗骨，后来成为修筑青藏公路的路标……

方凯说到这里，咳嗽了几声，喘息了一会儿，然后接着说：“当时，我还不是队伍里年龄最小的，最小的才十七岁，青海湟源人，后来死在了唐古拉南坡。他牺牲的时候，脚上只穿着一只鞋……”

他说着又是一阵咳嗽，咳出了眼泪，他使劲儿喘息着，肺里发出“嘶嘶啦啦”的声音。方文劝大伯不要再说了，可大伯固执地摇摇头，喘息了一会儿，又接着讲述——

用骆驼往拉萨运送粮食，往返一趟需要大半年，途中损失很大，等运到拉萨，粮食比银子还金贵。这哪里是吃粮食啊，简直是在吃银子啊！慕将军他就想啊，如果我们能修一条进藏的公路，能把汽车开到拉萨，不就可以减少牺牲和损失了吗？还有，从国防安全考虑，从西北方向修一条公路进藏，就等于从高原腹地修一条通往边境的交通大动脉，敌人也不容易破坏。于是，他和总队长王宝珊商量，指派副政委任启明带一支木轮大车队，再次进藏探路。

我是这支木轮车队中的一员。我们一共三十多个人，任启明带队，青海藏族人顿珠才旦负责翻译，我负责途中警卫，青海省军区两名测绘员负责公路简易测绘，其余都是赶骆驼的青海驼工。我们配备了五十峰骆驼，二十头骡子，三匹马，两辆木轮大车，驮载有几千斤粮食和少量武器弹药。1953年11月中旬，我们从香日德出发，沿着柴达木盆地的南部边缘前进，沿途都是戈壁荒滩，除了红柳沙丘，光秃秃的啥也没有。听说新中国成立前，马步芳曾在那里修过一条简易公路，但是路基被沙石覆盖，或者被洪水冲毁，路形已经很难辨认了。后来，我们发现哪里有骆驼的残骸，哪里有乌鸦和秃鹫盘旋，就说明那里有驼队经过，我们就循着骆驼的尸骨往前走。后来我们总结出探路经验：远看老鸦飞，近看驼骨堆；天上老鸦叫，死驼当路标。

从可可西里到唐古拉垭口，数百公里不见人烟，探路十分艰难。当时天气已经很冷，有零下四十多度。白天行军还好说，到了晚上，睡在简易帐篷里，穿上棉衣棉裤和大衣，凡是能盖的东西都压在被子上，还是冷得够呛。

但是由于行军很累，一躺下就睡着了。一天早上我被冻醒了，头伸出被窝一看，帐篷已经被雪埋住了，大家都还不知道。我急忙叫醒大家，清除掉帐篷、被子上的积雪，整理好行装，又继续上路。1954年1月23日，我们终于走到了黑河，也就是现在的那曲。黑河分工委副书记侯杰见到我们，十分惊讶，说你们牵着骆驼，赶着木轮大车，探出了一条进藏的路，真是奇迹！任启明即兴赋诗一首：怒江源头水悠悠，车到黑河方解忧。迎风冒雪几千里，人生做事几春秋。

慕生忠接到我们的电报后，专门去了一趟北京，跟张国华和范明一起向彭德怀做了汇报。张国华当时是西藏军区司令员。彭德怀刚从朝鲜战场回来，他听了汇报后，走到地图跟前，用指头从甘肃西北部一直画到西藏南部，说这么一大片国土，都是公路的空白，是得修一条路！慕生忠说，我争取把这事干成！彭总说，你慕生忠如果能把这事干成，你就是共和国的功臣，我彭德怀请你喝茅台！

他们在彭总那里受到了鼓舞，又向周总理写了专题报告，周总理批示：青藏公路要修，它如人的手背，平坦易为，而且斩不断、炸不烂，非常保险。要急修，先粗通，然后再改善。康藏公路要修，但它如人手的五指，横断山脉，断一处就不能通车。为了战备上的需要，青藏、康藏两条公路并修。平时两条路都通车，万一断了一条，我们还有一条；修复断了的一条，另一条还可以支援。

周总理说得也很形象，要求尽快修建。后来，经过毛主席批准，中央让慕生忠带一支队伍，开始修筑青藏公路。

慕生忠为人正直，干起工作来不要命。但他脾气不好，动不动就发火，我们大家都怕他。有时为了工作，他跟总队长王宝珊也吵架。两人性格不同。王宝珊为人谨慎，比较实际，看眼前利益多一些；慕生忠胆子大，敢作敢为，看得比较远。讨论谁带先遣队探路时，慕生忠跟王宝珊在香日德就大吵了一架。两人正在面对面吃饭，话没有说到一起，慕生忠就摔了碗，跟王宝珊吵了起来。慕生忠怕我们听见，说，我不跟你在帐篷里吵，走，我们到外面去吵。两人走到风雪迷漫的戈壁滩上，面对面大吵了一架。争吵的结果是，慕生忠带先遣队去西藏探路，王宝珊留守在香日德。

我很荣幸，被慕生忠将军挑选到了他的先遣队。我们拉着骆驼，从香日德出发，在驼工的帮助下，一边勘察线路，一边建立营地。我们沿着柴达木盆地向西走，最终在一处地势比较开阔的地方停了下来。那里荒无人烟，没有一棵树，只有枯黄的野草和大漠戈壁。我们在茫茫的戈壁滩上，扎下了六顶帐篷。为了防备野狼袭击，我们从戈壁滩上找来沙柳，绕着帐篷垒起两米多高的沙柳围墙，四四方方的，大约有一亩地，又在墙角用装黄豆的麻袋垒起一座碉堡，高约四米，架起机枪，轮流站岗值班。看着自己亲手搭建的类似古战场的堡垒，我们高兴得不得了，给它起名叫“柴火城”。后续的筑路大军到达格尔木后，又在我们的“柴火城”周围，搭起上百顶帐篷。这个帐篷大本营，就是最初的格尔木。第二年春天，等筑路大军都上来了，我们才在格尔木栽下了几万棵树。当时格尔木有“三多”：狗比人多，兵比民多，电线杆子比树多；还有“三不清楚”：多少人不清楚，多少汽车不清楚，多少枪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