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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梦回朝天门（第1页）

踏上熟悉的土地

望着怒放的腊梅

我在心底说:

故乡啊，我回来啦!

朝天门，你真美!

银晓河，你好吗?

鹅岭远眺

1985年3月底，我到鹅岭脚下的军政治部组织处报到。实际上，此前一个多月我就回到重庆，又赶到丰都，办理我爱人、小孩的户口和工作调动，虽然不太顺利，也总算进了我父亲所在的江北油脂储炼厂，一家人终于团圆了。报到那天，张成礼处长带我见了政治部领导和军的主要首长，艾维仁政委说:“欢迎你!

看了你的简历、写的材料和作品，我们很高兴。好好干吧，会有出息的。”我很感动。在军部大院，到处充溢着乡音、乡情、乡亲，让人觉得无比亲切。就连食堂的每一顿川味极浓的饭菜，我也是慢慢咀嚼、细细品味。那种回到家乡工作的特殊感觉，既让人无限愉悦，又无形中增添了巨大压力。如若干不好，才真的是无颜面对江东父老!入夜时分，我独自攀上鹅岭公园内的两江亭上，放眼望去，满城灯火，江水流光，渝中半岛恰如一艘东去的航船，朝天门正是她启航的地方。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朝天门如同故乡的银晓河一样，不知多少次在我梦里牵扯人心。今天终于回来了，我将以怎样的歌喉赞美她呢?

把“见面礼”攒厚些。军机关藏龙卧虎，高手如林，我该如何跻身其中，去显示自身的存在和价值?这是我初来乍到时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当时，总政正在举办“五四”青年演讲征文活动，军区催得很紧，处里原先报送的两篇征文没被军区选中，处长随即派我负责修改演讲征文，要求必保军区采用。经过一个星期苦干，不仅军区用了，评了奖，总政也采用了我们的两篇征文。处长高兴了，说:“你娃儿还行!”

当时，全军整党已经开始，我在组织处发现了一份来自我们军赴南疆地区侦察作战排长付孔良的遗书，虽不很长，但写得很感人。我建议组织力量宣传付孔良的事迹，并把他的遗书作为整党学习材料发给机关干部。首长们采纳了建议，并安排我负责采写。我将此作为发挥自己特长的极好机会，克服各种困难，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任务，《解放军报》《战旗报》《四川日报》《重庆日报》《河南日报》《中国青年报》纷纷刊登了付孔良的事迹通讯和他的遗书，在军内外引起了热烈反响，后来付孔良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称号。5月份，我有5篇材料被总政、军区采用，有17篇新闻稿件发表，《战旗报》有一期从一版、二版到三版几乎全是我一人所写。《重庆日报》在我报到的当天刊发了我调回之前寄给的一篇散文，东北三省联合举办的“冰雪散文大奖赛”上，我的散文《窗上的冰花》获5个大奖中第一名的消息几乎同时传来，经老作家张继楼、刘敏捷介绍，四川省作家协会也正式批准我为第607个会员。不久，某师医院司药庞远贵在车祸事故中舍己救人的英雄壮举发生后，我又受命同师机关的同志一道组成写作班子采写其事迹，庞远贵后被军区授予“爱民模范”，被重庆市授予荣誉市民。“好事”一个接一个，人们此刻开始认识我、亲近我、接纳我，都说我给的见面礼很丰厚。我也得意地抿嘴笑了，但不敢笑出声。

两难选择。在我刚刚站稳脚跟，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搅得我心绪不宁。是年7月下旬，我收到吉林省《作家》杂志社的来信，邀请我参加在长春举办的“南湖”笔会。

我带上一篇小说习作去了后，主办方又动员我报考吉林省作家进修学院，脱产学两年，发大专文凭。当时正闹“文凭热”，这对我很有吸引力。我想，先考吧，回去后再向领导汇报。考试很简单，语文、政治、作品。笔会尚未结束，成绩出来了，我被录取的可能性很大。面对诱惑，我着实犯难了，来读书吧，又刚调回重庆，放弃吧，又感到机会难得。怀着惴惴不安的两难心情回渝后，首先向处长作了汇报，处长说这是大事，要向主任报告，我们俩在主任办公室挨了一顿批评，满以为就此打住，结果主任说:“让不让你去，我说了也不算，你们还是去找艾政委吧。”处长又带我到政委办公室，汇报完情况后，政委半天没吱声。过了好一阵，他才把眼光从文件中抬起来盯着我，说:“小杨，我告诉你，13军这地方想调来的人很多，我们要你了，是看你能给13军做一些事情，你才来多长时间?你才给13军做了多少贡献?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能行吗?我明确告诉你，去吉林学习的事，没门!”看艾政委火了，我和处长大气不敢吭，低着头回到了办公室。处长埋怨我:“你看，让我陪你挨批评是小事，你在13军刚刚开局，这下‘猪羊抵消’，划不来呀!”

过了一段时间，艾政委的女婿、秘书处长刘学政找我谈话，说:“老头子其实很喜欢你，有意让你到党办当秘书。读书嘛，以后有的是机会。”果不其然，没过多久我就到党办上班了。那是一个直接为军首长服务的差事，工作辛苦但位置重要，受人瞩目。

“二排议员”。我到党办的时候，两个军合并整编为一个集团军。军首长比原来多了几个顾问，多了专职纪委书记，还有几个合并来的军首长，我一点不熟悉。当时，当过党委秘书的权处长给我谈了一下午，讲党办工作的特殊性、重要性，讲如何沟通、怎样协调……我至今记忆最深的，是他的“导体说”

和“绝缘体说”。权处长是一个很善于思考问题的人，他这一个导体、一个绝缘体，把做秘书工作的要害之处说到了家。那时，集团军邓参谋长经常开玩笑说我们当秘书的是“二排议员”，我猜那意思是说我们坐在首长身后，有时又能在首长面前说上几句话吧!其实不然，当秘书既累身又累心。当时党办就我一个秘书，要负责整个军首长的日常活动安排，根据首长指示协调机关各部门的工作，陪同主要首长下部队，撰写领导的讲话材料，等等，每天晚上几乎都要工作到深夜，而且要特别细致、谨慎，出不得丁点差错。两年多的秘书工作，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受到的锻炼很大，文字能力、协调能力、独立工作能力都得到了新的提高。而最令我满意的，是我临离开党办时对军长、政委说的一句话:“在党办工作两年多，没挨过首长们一次批评甚至责备，我很欣慰。”

走进硝烟。1988年6月，集团军艾维仁政委即将赴任成都军区副政委。临走之前的一个晚上，他对我说:“你这几年工作干得不错，军里研究了，准备提升你到内江某团当政治处副主任，过些天就要下命令。”实际上，因岗位职责我头天已经看到了干部处起草的任职命令，但我还是很激动、很高兴。而从内心讲又多少感到有些美中不足。我想，某师已于去年底执行防御作战任务，那不是训练，也不是演习，而是真正的战争。

过去在东北部队工作，打过仗的人寥寥无几，在我们军呢，反而是没参过战的人寥寥无几，有的干部已经三次参战。我必须把这一课补上，才能在这里真正意义上立住脚。我试探着把想法报告了艾政委、陈军长，他们都很赞赏，并答应把我放到某师去，放到前线去。

宣布命令的当天晚上，我再次来到鹅岭公园，登上了高高的两江亭。透过满城灯火，我仿佛看到了朝天门下的滔滔江水卷起朵朵欢快的浪花，银晓河畔一片连着一片绿油油的禾苗。透过它们，更看到了南疆前线弥漫的硝烟，看到了战友们冲锋陷阵、坚如磐石的身影。

南疆，我来啦!

战争分娩了一个婴儿，这个婴儿叫军人。战争使它成为人世间最为冒险、牺牲最大的一种特殊职业。我们的生命犹如常人那样，属于父母、属于妻子、属于襁褓中的骨肉。而当豺狼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便属于了祖国、属于了胜利、属于了义无反顾的牺牲!

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整整十年，我们早想结束它。我们企盼化干戈为玉帛，从硝烟走向和平。而当你登上那座著名的之巅，就会发现对面有一群贪婪的眼睛和一个个仇视的枪口炮口，时刻觊觎着他昔日犹如亲爹亲娘的恩人。你再回望我们这边，山崖都被敌军炮轰得白花花一片，成了白色石漠，山右侧被大自然鬼斧神工塑就的睡美人，也被敌人炮击得满目疮痍。此情此景，任你怎么想象，也想象不出当年援助他们车水马龙的景象。为了支援“同志加兄弟”，我们的父辈和兄弟姊妹曾勒紧裤带，一滴滴血汗多是从这个口岸汩汩淌走的。他们很多成了饿殍，却死得脸上没有太多遗憾和痛苦。我们虽然活了下来，但先天不足，个子这般瘦小，谁能否认与把本该自己吃的东西抠给别人没有关系?

敌军的炮又响了，我们还击的炮也响了。这是我1988年7月19日到达那里后第一次听到的战争意义的炮声。

自强者宣言。在前线，我的任职命令是师秘书科副科长，但师政委段树春对我说:“我们战区刚办了一张旬刊叫《南疆战报》，全师抽了5个人在搞，你去当社长吧!把报纸办好了，就是对防御作战的最大贡献。”

我们报社在师部驻地落水洞，两间战地纸板房，一部电话，一枚有机玻璃公章，一块大的压缩纸板当桌子，两只长条板凳，几支铅笔和一堆稿纸便是我们的全部家当。走马上任后，我带同事们深入一线猫耳洞采访，在被一个个英雄事迹感动的同时，听得较多的，便是“理解万岁”四个字。我敏感地发现，这是一种依赖心理和埋怨情绪，这是一种乞求施舍的精神乞丐的表现。军队要自强，军人要发奋，勇于牺牲奉献是军人的本分，这才是精神的核心。于是，我给师党委写了一份调查报告，率先提出在百里战场叫响“自强万岁”的口号。得到批准后，我亲笔撰写了评论员文章《自强万岁》，并对系列宣传进行了部署安排。很快，《南疆战报》连续刊发相关报道，战区简报集中宣传自强精神，战区首长在各种会议强调有关要求，政治教育集中时间以专题牵引，“自强万岁”的口号响彻战场，并通过新闻媒体传向全国各地。在此基础上，我们趁热打铁，采写了长篇通讯《自强者宣言》，并请全国政协常委、著名书法家刘炳森题书，很快在军内外报刊发表，引起了强烈反响。著名演讲家蔡朝东因为演讲“理解万岁”闻名全国，他自费赶赴前线采访我们，并以最快速度写下了“理解万岁”的姊妹篇———“自强万岁”的演讲稿，在战区部队演讲后，受到前线官兵热烈欢迎，后又到昆明、北京、沈阳、大庆等地演讲，获得了空前的良好效果。他在给我们《南疆战报》的来信中，发自肺腑地称赞:“前线将士是自强精神的伟大实践者，你们报社是率先叫响‘自强万岁’口号的创造者。从‘理解万岁’到‘自强万岁’，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一个自强不息、无私奉献的过程，我会永生在心底振臂高呼‘自强万岁’!”当年底，中国社科院会同云南省社科院在昆明召开理论研讨会，其中一个课题是研究从“理解万岁”到“自强万岁”的理论现象，我们报社受邀作了发言。紧接着，全国地市级报纸工作会也在昆明召开，特邀我们《南疆战报》赴会，并介绍了题为《小报要做大贡献》的经验，侧重介绍提出和宣传“自强万岁”在军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的情况。会后，全国十数家地市级报纸的同志来前线为我们《南疆战报》做专访，无不为我们在如此条件下发挥了重大作用而感叹。

那些天，我们很是风光了一番，真正体味了一把受人尊戴的妙不可言的感觉。

船头遇险。百里战区，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百里雷区。特别是前沿阵地的小路上、猫耳洞旁、草丛中、树底下，稍不注意，你就可能踩响一颗如鸡蛋般大小的地雷。就连边境线上的国营天保农场，敌军也多次潜入，偷偷埋下了上千颗地雷。排雷，成了前线官兵特别是工兵们的一项重要任务。109团工兵连在前沿排雷、在每条通道排雷、在边境农场排雷，危险异常，战果累累。

而同时，也以连长杨庆华和另两名班长排雷负伤导致瞎眼断腿为代价。为宣传英雄工兵连的事迹，师首长指示我带师团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前往工兵连采访。集团军宣传处傅明常是我同乡战友，他也参加了这次采访活动。出发的头天夜里，同在战区的集团军侦察营长沈同给傅干事和我打电话，说边境一线情况复杂，联合工作组目标较大，明天给你们派个警卫吧。果真，第二天一早，全副武装、两腮大胡子的侦察排长杨家辉就来向我们报到了。当工作组一行五人乘吉普车到达前线时，我隐隐地感觉边民们都以一种特殊的眼光看着我们。他们也许在心里想:坐小车子、有武装警卫，该是一群不小的官儿吧?

我把五个人分成三个小组。我在连部同指导员谈话、采访，另外四人，两人一组到桥西找班排的同志了解情况。我的采访刚开始，工兵连通信员送来一包红梅烟，向指导员报告说:“刚才在商店买烟的时候，老板问我是不是招待师团工作组，还打听工作组今晚是不是住在这里。”我们立刻警觉起来，因为听人们说过，在我境内也有敌军的地下线人。快到上午11点钟的时候，前指突然电话通知:“刚才截获敌军电报，称中午将派遣一个加强特工班，在炮火和大雾的掩护下，具体任务两个字:抓俘!”前指同时告知，前沿战区将封锁道路，凡下部队的工作组一律返回师指挥所。

我在心里寻思，莫不是冲我们来的吧?于是，我让通信员到桥西通知工作组成员，立刻终止采访到桥东同我会合，午饭前撤离，谁知通信员跑了一圈，没一个跟他回来，还说今晚不走了，要住下来继续采访。此刻，我很矛盾，但转念一想，要真的出了什么事，作为带队的，我脱得了干系吗?我请通信员再跑一趟，尽量说明情况，务必抓紧撤离。这一下，他们也紧张了，以最快速度跑来连部，气喘吁吁地打听究竟怎么回事，我说你们自己看电话记录吧!

结果工兵连指导员杨群益死活不让马上走，他说:“怎么地都得吃了饭再撤，反正来得及。再说了，我还炖了一只鸡呢!”

就在我们撕扯着半生不熟的鸡肉时，敌军开始炮击了。一发发炮弹落在房后的山坡上，飞起的砂石落在屋顶，发出一声声怪叫。

工兵连马上组织防御，我们也只能撂下碗筷，飞快登车回撤，最后安全返回了驻地。以后每每回想起来，我们都为有这样一次历险感到三生有幸。而比起一线猫耳洞的战士们，我们这点危险又算什么呢?

夜拜陵园。麻栗坡县城西北三公里处，有一座作战牺牲官兵的烈士陵园。960块墓碑远远望去，一如我们的战士整齐列队，接受祖国的检阅。1988年中秋节晚上，我和报社吴永寿、吕万一，师宣传队马诤、李林相约，带上水果、香烟到陵园去拜谒烈士们。一个星期前，我曾在白天陪同《战旗报》王民平去过那里。为什么选择今天晚上去?一则白天战区管理很严，纠察抓住就麻烦了;二则晚上工作不多，不用担心师领导随时找我们;三则中秋节去看看牺牲的战友，寄托我们的哀思;四则听当地老百姓谣传，陵园里半夜能听到烈士们的歌声、口令声，我们要去辨辨真伪，也锻炼一下胆量。到陵园门口，我们向守陵老人说明来意，他很感动，说你们自己去吧，时间莫待久了。我们先去看望了付孔良烈士，然后在月光下坐下来，各自谈着感想。说到动情处，我们都掉了眼泪。是啊，边地月寒，烈士们远离故乡，远离亲人，他们孤单哪!

就在我们起身下山时，发现左侧山坳的一座陵墓前，有一星红红的光亮忽闪着。我们觉得奇怪，壮着胆子走去，发现有一个人坐在墓前，嘴里还在喃喃地念叨着什么。一打听，才知道他来自河北，儿子牺牲后埋在这里。他说:“孩子死的时候才17岁，在家时胆子很小。他妈说过中秋节了，让我来陪陪他，顺便给他捎了一袋河北鸭梨，他只喜欢这个。”我们禁不住泪水长流，劝河北大叔回县城去过夜，他说:“不啦，我借了一件大衣，今晚就在这陪儿子一晚上，明天就回河北了。”

望着天上那轮时隐时显的圆月，我知道今天是万家团圆的日子。但此刻，我们要镇守边关，要随时为国捐躯，现在还不是团圆的时候。而对于那些牺牲的烈士们来说，他们母亲心上的那轮月亮将永远残缺，再也没有团圆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