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诗之统,颂为黄钟大吕,庙堂之乐;雅者雅乐,配丝竹管弦;风虽为民间歌谣,但仍不失为乐。瓦缶之声难登大雅,或者还算不上乐。当年,秦赵渑池会上,赵王为秦王鼓瑟,即是雅乐。蔺相如为讨回面子,不惜拼上性命,硬逼秦王击缶。击缶,就是敲瓦盆,是贬损西方秦人不懂文化的恶作剧。《楚辞·卜居》中说:“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这就表明瓦缶之鸣,不是正音。我的这本集子起名《击缶声集》,就是自感称不起诗。试想,诗圣杜甫的诗,尚且被胡适博士讥为打油诗,我这些文字还能叫诗吗?
古人说:“诗有别才,非关书也。”意思是说,作诗与学问无关,是需要特殊的才能的,如天才和灵感之类。好诗是学不来的。我无诗才,所以不是诗人。王国维说,诗要“能写真景物,真感情”(《人间词话》)。
我想我的问题倒不在于没有看到真景物,或没有产生真感情,而是“眼前有景道不得”①,不能用诗的感受、诗的思维、诗的语言等来表达景与情。好诗,如《敕勒歌》: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是古代鲜卑牧民无意中唱出的歌,自然天成,为写景之千古绝唱。但也有一些好诗是学之而来的,如杜甫《后出塞五首·其二》:“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
王国维称其为“有境界”,而此二句诗却分明是从《诗经·小雅·车攻》中“萧萧马鸣,悠悠旆旌”脱化而来的。杜甫曾说过“晚节渐于诗律细”“语不惊人死不休”,说明他之所以能成为诗圣,是在学诗、作诗上能下死功夫。由此可见,诗又与学有关。我的诗写得不好,除了缺乏诗才外,对学诗、作诗下的功夫也欠缺。不是不想下功夫,而是一生不得不忙于教学和太多的杂事以养家糊口。再者,我们也缺乏学诗、写诗的氛围。
①传说李白曾在黄鹤楼看到崔颢的《黄鹤楼》七律诗,发出“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之叹。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显然有仿崔颢《黄鹤楼》的痕迹。
中国号称诗国,自古以来就有浓厚的诗歌氛围。中国最早的文学作品就是儒家“六经”之一的《诗经》,其中的《国风》《小雅》多为抒情诗、言志诗和讽刺诗,《大雅》和《颂》为纪功诗和颂歌。中国上古没有像古希腊《荷马史诗》那样的诗,中国的史诗实际就是司马迁的《史记》,是文学和历史结合的散文诗。《诗经》之后有《楚辞》、汉乐府、《古诗十九首》、魏晋歌行、南北朝民歌、唐诗、宋词、元曲,不断地发展变化,唐、宋时诗歌创作达到高潮,多为写景抒情诗。那时每个文人都作诗,普通学童也能吟诗。元代起戏剧、小说等兴盛,诗歌开始式微,但诗脉一直到清末未断。诗歌的真正衰落是在白话文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的闯将们试图创造出新体的白话诗以代替旧体诗,但至今没有成功。胡适的那些新诗,新是新,但依我愚见却算不上诗,比“杜打油”那就差得远了。当代的新诗,大都在极少数诗人和诗歌爱好者的圈子里传阅。大众已经读不懂旧体诗,对新体诗又不爱读,诗歌真正走向了末路。宝鸡诗人白立称自己为“被漠视的诗人”①,实际上,当代诗人基本都是“被漠视”者。我本不是诗人,更逃不出“被漠视”的境遇。诗歌处于这种氛围中,很难出好诗。
①白立有诗集,书名即为《一个被漠视的诗人》,由青海人民出版社于2011年9月出版。
我是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生。1956年我考入高中时,正使用文学和汉语语法分编的课本。
这套教材用了两年。文学课本基本上系统地讲授了从先秦到现代很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如第一分册(高一年级上册)从古代神话讲到汉代。其中《诗经》选了《关雎》《氓》《伐檀》《硕鼠》《黍离》《蒹葭》等篇,《楚辞》有屈原的《离骚》《涉江》《国殇》等,都是很重要的经典名篇。我们当时对课本中的诗文基本上都能背诵,这使我们日后受益不少。大学时(1959—1963年),正赶上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学校倡导“劳逸结合”,不上早操,不劳动,上午上课,下午我们自己钻图书馆,所以,那时我读了一些书。工作后我也时常读古诗词。我喜好书法,书法作品的内容基本是古诗文。大家一致认为,新白话诗文不宜作书法内容,这也促使我进一步接触旧体诗。受其熏染,我有时也写几句歪诗,用以记事或抒发感慨。其中最早的作品多已散佚。后来又因习惯的驱使,在有感而又有空时就写几句“诗”,于是就留下了一些所谓的作品。有些纯粹是游戏之作,玩玩而已,当不得真。敝帚自珍,故有此集之汇。
我之愚见,优秀的古典诗歌是中国古代人思想感情、生活态度、文艺修养的结晶,对于中国人心灵的塑造产生过巨大的积极作用,绝不能简单而笼统地称其为封建文化而摒弃。我写诗词,不仅是要学习古代优秀文化传统,也是要借以熏陶自己的思想。但是,用古诗词表现现代生活内容是有难度的。我的作品因功力不够,常常失之浅俗,有的近于打油诗、顺口溜,然而古代的诗统是“诗言志”(《尚书·舜典》)。依此而言,或有不失诗旨之处吧。
我也尝试写新诗。所谓新诗,实是受外国诗歌影响以白话文所写的新式诗。20世纪20年代起,即有众多新诗作涌现。20世纪80年代起,先后有朦胧诗及“非非”
派、“他们”派等新生代诗作出现。我对这些诗作及一些汉译的外国诗都有涉猎,但未体味出新诗的奥妙。我自己写的新诗,自感还不如顺口溜,故未收入此集。
什么样的诗是好诗,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世说新语·文学》记载了一则故事:谢公(谢安)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谢玄)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一般人都会赞同谢玄,谓《诗经·小雅·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有景有情,是佳句;而谢安却以“谟定命,远猷辰告”为“有雅人深致”。这句诗出于《诗经·大雅·抑》,意思是重大的政策要审查制定,长远的大政方针要及时宣告。
这说的是政治事宜,而这正是政治家谢安常常要考虑的工作,故能引起其共鸣,被视为佳句。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的诗自知不佳,也希望有友人的关注乃至共鸣。
作者
201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