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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恋祖爱乡回馈桑梓（第2页）

郑振铎从“五四”时期起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终其一生没有离开过翻译事业。20世纪20年代前期他翻译了大量俄国和印度文学作品，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他还译述了一些希腊罗马文学作品。他从事翻译的时期正是我国新文学翻译事业的初期。他的译作在那段特定的历史时期和范围内发挥了示范作用。此外，他还翻译了一些在“五四”时期不受关注的国家的文学作品，带有填补空白和开风气之先的意义。他不仅自己勤于翻译，更突出的是，他以自己主编的杂志和组织的文学社团为依托，大力提倡翻译活动，积极开展对翻译理论的探讨，以期推动中国翻译事业和新文学的发展。他论证了翻译的可行性．阐释了翻译的目的与功能，讨论了翻译的艺术、方法及原则；他最早介绍和评价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并评价和发挥了严复的“信达雅”之说。郑振铎的这些翻译论述，不仅在当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而且经过历史的检验，至今仍然有效。译著有《沙宁》、《血痕》、《灰色马》、《新月集》、《飞鸟集》、《印度寓言》等。

郑振铎不忘自己祖辈生长的故土，对故乡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总是公开表明自己是福建长乐人，有时撰稿编书，还特意署上“长乐”二字，例如《清人杂剧初集跋》结尾时，就署“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本集印成，长乐郑振铎跋”。他编的本书名就是《长乐郑氏汇印传奇第一集》，在此书的序文后，也署名：“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长乐郑振铎序”，甚至在他的印章中，也使用“长乐西谛”。“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直至他遇难（1958年10月17日，郑振铎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翌日因飞机突然失事遇难殉职）的前十天，在“最后一次讲话”中，还说“我是生长在温州的福建人”。

郑振铎长期在异乡，却能够乡音不改，在生活、饮食、爱好等方面，保持福州的特色，同时也反映到其作品之中，郑振铎虽然自幼生长在温州，但因家庭生活环境关系，却能说福州方言，他和家里人日常谈话都是用福州话。在饮食爱好方面，郑振铎也是保持着家乡的特色，以富有家乡风味的闽菜，招待文朋好友，显然，这是郑振铎所感到自豪的。他宴请鲁迅、冰心等人，席间吃的就是其母亲亲手烹凋的福建菜。郑振铎还很喜欢福建的水仙花，曾把家乡人送去的水仙花特意赠给鲁迅。从郑振铎的文学作品中，也可以感受到他对故乡感情之深。1926年，郑振铎到莫干避暑期间写的散文《月夜之话》，通过月下乘凉的絮语，非常自然地流露出他对福州民歌的喜欢和赞赏。高梦旦先生向他介绍了三首福州民歌，他都一一抄录下米，并把福州方言民歌译成普通话，加以解释，通过自己的作品介绍给读者。

郑振铎一生成就卓越，涉猎范围广泛。有人这样评价郑振铎说：“中国要是有所谓“百科全书”派的话，那么，西谛先生就是最卓越的一个。”李一氓也这样称赞郑振铎：“对于郑先生，我认为他是中国文化界最值得尊敬的人。”可见郑振铎在中国文化界中具有相当高的地位。振铎之声，回响久远，郑振铎先生以其淳厚的人品和渊博的学识．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宝藏，这是中国文化的幸事、世界文化的幸事。他在诸方面所作的贡献，值得我们很好的记取；他留下的丰富的著作，也值得我们很好的学习、研究、继承和发扬。

5。桃李满天下——发展教育事业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事业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历程，国家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教育，科教可以兴国。“凯旋归来”的福建商人更加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为了回馈桑梓，回报祖国，毅然的兴办起教育事业，孕育的英才遍及祖国大江南北。

办教育是一项无利可图的公益事业，而且，它不像捐建一所医院或者一座公园，一笔钱付出去，只要把房子盖成，也就大功告成了。办学不但需要一笔可观的创办经费，而且有关设备的添置、图书的购买、教员薪金的支付等等，是一项长期的沉重的负担。没有锲而不舍的毅力，没有强烈的爱国精神，是很难实现其抱负的。

创办教育，是陈嘉庚一生中的主要活动。他先后在厦门、集美、新加坡等地，捐资兴办了70多所学校，其中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有人估计，他一生用于办教育的经费，如果折合成今天的货币，约可达一亿美元。其中耗资最大，时间最长，影响最广的，首推他在其家乡创办的集美学村。

陈嘉庚在集美捐资办学，严格说来，早在1894年就开始了。当时他仅20岁，第一次从南洋回来，便把他所积蓄的2000元全部捐献出来，办起了“惕斋学塾”，这可称是他一生中最早的办学实践。但是，陈嘉庚在集美进行大规模的办学活动，则始于20世纪初。20世纪初的中国，贫穷落后，满目疮痍．国家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蹂躏，人民群众生活贫困，

文化水平很低。那时，集美虽位于福建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同安县境内，但依然是民不聊生，文盲成堆。正如陈嘉庚在回乡时候所看到的那样，乡村十多岁的儿童，由于贫困失学，竟然成群结队，赤身裸体的嬉戏，令人叹息。整个集美村，甚至连一所正规的小学也没有。村中以封建宗族中的“房”为单位的各家族分别办了几所私塾，但教的都是《三字经》一类旧书。对此，陈嘉庚心中深感痛心，他认为：“那种情况，近则败坏风俗，远则贻误民族前途。”他着眼未来，为了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抱着“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的爱国思想，决心捐资创办教育。

1913年1月27日，陈嘉庚经过周密的准备，正式开办了“乡立集美丙等小学校”，分|设高等一级和初等四级。从此，在这个建村已有五六百年历史的集美．第一次出现了正规的学校。

为了加快家乡的教育建设步伐，陈嘉庚在集美开展办学活动的开始，就很注意抓好师资力量的培养，把它视为必须优先解决的大问题。1916年10月，陈嘉庚委托其胞弟陈敬贤回乡筹办师范和中学。陈敬贤先生不辞辛苦，四处奔走，精心筹划，于1918年3月10日正式开办了师范、中学两所学校，并将这一日期定为集美学校的校庆日。在这以后的近十年间，陈嘉庚利用其在南洋企业的赢利所得，先后创办了十多所学校，使原来文教事业极为落后的集美，迅速发展成体制完备的综合学村。在陈嘉庚先生的鼓励、资助下，闽南、闽西北和广东潮汕、梅州等地的许多贫苦学生纷纷前来求学。那时，集美成了华南一带有名的教育中心。

20世纪代末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陈嘉庚在南洋的企业也因此受到很大的冲击。由于陈嘉庚多年来为创办教育花费了巨额资金，影响了其企业的自身建设，无法顶住世界经济危机的强大压力，1933年，他的企业被迫收盘，并于1934年全部停闭。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陈嘉庚先生所考虑的，仍然是集美、厦大两校如果关门停办，以后将很难恢复，这样一来，“影响社会之罪大”。所以他宁可使企业关闭，决不停办教育，真正实现他立下的“身家性命之利害得失，举不足撄吾念虑，独于兴学一事，不惜牺牲金钱，竭殚心力而为之”的誓言。

企业收盘后，为了坚持把集美学校办下去，陈嘉庚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一方面自己节衣缩食，同时四方筹措，借助其亲友和集美校友的支持，继续向学校汇回—笔笔款项，保证集美学校各项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在陈嘉庚先生的关注和支持下，集美学校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严峻考验。

为了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陈嘉庚一生不惜巨资，慷慨捐赠，义无反顾，但相反的，他对于个人生活，却极为节俭，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他经常说：“应该花的钱，千万百万也不要吝惜，不应该用的钱，一分也不要浪费。”

陈嘉庚先生热心办学，不只是停留在捐款上。对于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他也非常关心。在集美学校创办初期，为了聘请到合格教师，他抛下繁忙的商务，四处奔波，曾为此专程前往福州，也多次致函北京、上海等地，礼聘教师来集美任教，并请国内著名的教育家黄炎培先生代为招聘。据黄炎培先生回忆，仅1919年前后一年多里，陈嘉庚为讨沦办学问题，就给黄写过30多封信。1918年集美师范和集美中学开办，陈嘉庚与陈敬贤—起，亲定“诚毅”两字作为校训，意在勉励学生们努力学习，百折不挠，奋发向上，忠诚报国。新中国成立以后，陈嘉庚先生从新加坡回到国内，他晚年长住集美，以七八十岁高龄，继续为集美学校的建设发展而日夜操劳。直到1961年6月，他因病重在北京住院期间，依然念念不忘集美校务，经常通过书信、电报、电话，询问和指导学校的工作，并立下遗嘱，将他所有的300多万元存款，除拿出100万元分别捐作北京华侨博物馆的建筑费和集美的福利基金外，其余全部交集美学校作为办学经费，连一分钱也没有留给自己的子孙。他还谆谆叮嘱后人，一定要把集美学校继续办下去。为了创建和发展集美学校，几十年来，陈嘉庚殚思竭力，矢志不移，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70年过去了，陈嘉庚先生的心血没有白流，这位爱国老人当年播下的一颗颗种子，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果实。70年来，集美学校成绩突出，为国内外培养了一大批品学兼优的专门人才，其中仅中等以上学校的毕业生人数就达五万七千多人。他们中有许多人，已成为闻名中外的革命志士、专家学者、企业栋梁、艺宛名人，为祖国的解放、繁荣与富强，为人类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如今，在这片“山明兮水秀”的南国胜地，6000多名学生，牢记着陈嘉庚先生生前的谆谆教诲，正在努力学习，在学海中吮吸着知识的乳汁。

6。勘探地质学——促进可持续发展

当代闽籍移民几乎遍及全国各界，尽管仍是少数群体，他们对当地乃至全国经济、文化发展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在勘探地质学方面，卢耀如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卢耀如，国内外著名的岩溶学家及水文工程与环境地质学家。1931年5月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于1953年提前毕业于清华大学地质系。

1955年我国第一个大水库——官厅水库开始蓄水后，发生大坝的渗漏与塌陷情况．危及新中国首都北京的安全，周恩来总理高度重视，指示地质部负责调查地质上的原因。卢耀如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地质、水利、电力三个部门联合组建的研究队队长。通过不断勘探、不断研究，终于在1996年汛期之前基本查明了发生渗漏和塌陷的原因，为进一步处理及保障大坝安全和免除对北京市的威胁，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7年初结束官厅水库工作后，卢耀如即赴三峡南津关坝区进行喀斯特研究工作。1958年至1961年，担任该坝区勘测与研究工作的负责人。他率领勘测与研究人员提出了出色的勘测研究成果，受到了当时苏联专家的赞誉，从20世纪60年代初的选坝至80年代初的岩溶基础处理，卢耀如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乌江渡坝址及水库基本无渗漏现象。卢耀如还指导研究调查有关南盘山（如天生桥一级和二级）、红河（如龙濉）、黄河（如天生桥、万家寨）等许多枢纽的岩溶及有关工程地质水文地质与环境地质方面的重要技术难题。

卢耀如将野外调查与室内试验相结合，探索有关岩溶发展规律，理论成果显著。20世纪60年代初期卢耀如编制了《中国喀斯特地层分布图》、《中国南方喀斯特地貌类型分布图》和《中国南方喀斯特水文地质图》。为恢复我国在国际地科联中的合法权益，卢耀如于1972年提出了《中国岩溶发展基本规律及其若干水文工程地质条件》，1976年出版了中、英文版的《中国岩溶》，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国际地科联刊物”特别撰文介绍。这两项成果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1986年地质出版社出版了卢耀如主编的《中国岩溶——景观·类型·规律》一书，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该书作为经典论著，获得1987年地质科技进步二等奖和1989年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为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卢耀如在20世纪80年代末，进行了有关西南山区自然条件与经济发展途径的研究，并提出《西南山区自然条件与经济发展途径研究》一套图件。而后经过进一步的修改。于1993年出版了《中国南方岩溶地质——生态环境图系》，包括五幅图，深人地反映了中国南方岩溶的特征。在与英国合作进行硫酸盐与环境效应的调查研究中，卢耀如作为中方首席科学家，有关成果在国外受到重视，成果出版后被SCI（《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结合自然科学基金研

究，又完成了《硫酸盐岩溶发育机理与工程效应研究》论著。1999年出版了理论探索与工程实践相结合的科技论著《岩溶水文地质环境演化与工程效应研究》（50万字），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探索了宇宙、全球的演化对岩溶发育的影响，对比了中国与世界上主要岩溶地区之间的岩溶发育规律。书中对黄河万家寨及长江三峡工程的有关岩溶与库区环境问题的研究与工程效应作出的判断都已为客观现象所证实。这是一部有很大反响的利学论著。

卢耀如院士长期重视岩溶地区地质生态环境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首先提出“石漠化”概念，他的一系列论文和著作大大促进了岩溶地区石漠化治理。在工程建设中特别注重对地质环境效应与诱发地质灾害问题，对一些重大地质灾害作出了适时科学的论断，为灾害治理提供重要的决策意见。在理论方面，2000年在《中国科学前沿》（工程院版）发表了《地质灾害监测与防治》，2001年在《地质学报》（英文版）发表了有关岩溶地区地质灾害防治的文章被SCI收录，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2003年由河海大学出版社作为重点图书出版的《地质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中国西南地区及邻近岩溶地区发展途径》一书（50万字），是卢耀如院士十多年苦心历练的结晶。该书的有关认知和论点新颖，关于岩溶地区地质——生态环境以及有关效应的系统论述等研究成果居于世界前列。这部著作不但包含相关的理沧阐述，而且总结了岩溶发展规律，详尽揭示了主要地质灾害的防治途径，分析了主要资源开发中的环境效应问题。

在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之后，卢耀如针对震后应注意的地质环境效应与诱发地质灾害问题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建议环保部门对于生物灾害链应给予高度重视，开展相关监测工作。同时，应制订地震及其他气候条件下灾难链的预案，以减少相关损失。并对如何在环保方面进行防范以及如何建立防范地质灾害引发环境灾害的长效机制等方而都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建议。

对家乡福建的建设和发展，卢耀如院士始终满怀赤子之心。2006年第四届“6·18”院士交流大会上，卢耀如院士提出，在建设“海西”经济中，要更好地发挥院士的作用。卢耀如等院士围绕福建省的水、矿产、生物、能源等资源的合理利用，减灾防灾的环境治理问题，以及城市群的协调发展三个方面，展开全面考察、建言献策，并提出可行性方案，供福建省领导及相关部门决策参考。卢院士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为自己的家孝尽了一份力量。

卢耀如长期从事岩溶地质的科研和工程实践，建立了岩溶发育与工程环境效应系统理论，参与实践及指导水利水电、铁道、矿山及城镇工程勘测研究。提出地质生态环境新认识，为西南地区脱贫与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研究地质灾害，为防灾兴利提供决策依据。尤其注重理论实践的结合，成就卓越，为我国的地质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

7。架桥铺路——发展交通事业

福商重情重义，衣锦还乡后，他们马上想到的是如何回馈桑梓？百姓常说：“要致富，先修路。”于是，架桥铺路就成了福商回报家乡人的首选之道。

从1871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48年间，福建华侨投资共1700万元．平均每年投资37万元。而1919年到1927年的8年中，华侨投资为2350百元，平均每年投资近300万元。较之初兴期每年平均增加了八九倍。投资金额比重占全省的投资比重都有较大的增加，可以说是福建华侨投资的发展期。

华侨投资之所以发展，是和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有关的。

首先，是由于华侨资本有新的发展。华侨资本家和国内资本家一样，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展起来的。到了战后发展更为迅速。陈嘉庚先生《南侨回忆录》一书中指出，1904——1914年，他的资本积累平均每年10万元，大战以后，他每年平均积累达90万元，比战前增加9倍。1920一1926年继续发展，每年平均积累达270万元，为战前的27倍。当时获得巨大发展的不只陈嘉庚一人。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到1922年南洋华侨在厦门的资产在1000万元以上的就有3人，其中一位资产达一亿元以上。华侨资本的发展是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增加的前提。

其次，由于帝国对华侨的压迫，1920年以后，日、美两个帝国主义加紧对南洋华侨施加压迫。日本帝国主义妄想代替欧美帝国主义在南洋的地位，鼓励日本资本家和华侨资本家竞争。美帝国主义则促使菲律宾殖民政府于1921年通过“西式簿记案”，使华侨处境日非，更加缅怀祖国和家乡的投资企业。

第三，有了五四运动以前的华侨投资的经验教训，华侨从现实经验中认识到投资路矿企业是难以成功的，应当选资本较小、周转较快、获得较易的企业，这就使商业、金融业的投资有了发展。加以当时公用事业和公路事业都为都市和乡村发展所必需，因此都得到发展。

1919——1927年间，福建华侨在家乡的投资，公用事业成为重点，主要集中在厦门，这就是厦门的电灯、电话和自来水三大公司，资本规模比较大。这三家公司都是福建华侨最大的实业家黄奕住创办和接办的。这些公用事业适应了厦门这个新兴城市的需要，而且还带有专利性质（自来水公司注册专利15年），可以在短期内获得比较稳妥的利润，收人比较固定。

1919一1927年间，公路带来的投资也是福建华侨对家乡建设的重大贡献。因为公路交通不需巨额投资，又能在短期收回资本，有利可图。同时，华侨回乡饱受交通不便之苦，对发展公路交通抱有强烈的愿望．有些华侨把修桥铺路作为公益事业，投资所得也用来办公益事业。如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同美公司就将投资作为校产、红利和股息都作为学校的经费。

福建的公路以闽南为最先，闽南的公路又以华侨陈清机于1919年创办的泉安汽车公司修筑的泉州至安海线为最早。这八年，继泉安公司之后，泉州、晋江、南安、安溪、同安以及龙海等地华侨先后募股，组成了七家公司。计有泉围公司（修筑泉州至围头）、泉洪公司（修筑泉州至洪颤）、同美公司（修筑同安至集美）、；鸭杏公司（修筑惠安杏田至鸭山）、泉溪公司（修筑泉州至溪尾）、溪安公司（修筑南安溪尾至安诲）以及漳浮始兴公司（修筑漳卅一石码一浮宫），等等，建筑公路里程达几百公里。

华侨投资兴办公路事业，使侨乡人民的交通条件得到了改善，各地的土特产得到了交流，给侨乡人们生活提供了便利条件。泉安公司开办时的工程师雷文铨以及其他技术人员大多数为归侨。在泉州至安海间第一批驾驶汽车的司机郑天德等人也是归侨。海外侨胞对福建的公路、汽车驾驶和汽车修理技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这是应该加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