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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恋祖爱乡回馈桑梓（第3页）

从国民党反动统治到抗日战争发生前夕，是中华民旌危机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发展的时期，中国进一步殖民地化，民族资本在外资和官僚资本的压迫下，逐步进入破产和面临破产境地。可是这一时期的福建华侨投资却与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情况有些不同。华侨投资比以前各期又有进一步发展。投资企业达2273家，投资总金额近7000万元，平均每年投资额达700万元，不但投资数量占新中国成立前全省投资量的一半以上。而且投资企业全面开花，堪称为新中国成立前华侨投资最高潮、最繁荣的一个时期。

1927——1932年形成投资高潮，首先是与当时的世界经济危机有密切的关系，因为这正是危机发生的前夕和初期，南洋各地的华侨还未直接受到危机的波及；其次是1928一1931年我国银两汇价大跌，有利侨汇回国。据中国年鉴的材料，1928年一海关两等于0。71美元，1929年等于0。64美元，1930年等于0。46美元，1931年等于0。34美元。由于汇水高，华侨纷纷把资金转移到国内来；第三，1927年以后，正值厦门、泉州、晋江等地市政当局，利用华侨资本来进行市政改革，到处拆城墙、筑马路、新建市区。因此吸引了华侨投资房地产，为逃避经济危机的华侨资本开辟了一条道路；最后，1929年反动政府颁布“华侨回国兴办实业奖励法”，对刺激华侨投资起了一些作用。

交通事业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加强了福建与其它沿海城市以及港澳台地区乃至全世界的积极交流与互动，从而飞速的带动了福建经济的发展。

8。救死扶伤——奋斗在医疗前线

自尊自强的福建人无论从事什么行业，他们都会争取做最出色的。就是在医疗卫生事业，他们仍然奋斗在第一线，去履行医生的天职——救死扶伤。

吴孟超，1922年8月出生于马来亚，祖籍福建闽清，1940年1月回国。1949年7月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获得学士学位；同年8月到第二军医大学的前身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工作。曾任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解放军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等。中国科学院院士，12次担任“国际肝炎肝癌会议”等重要学术会议的主席或共同主席。2005年度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为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

吴盂超选择做外科大夫，很大程度上凭着一股不甘服输的劲儿。一开始，他觉得外科干脆利索，用不着隔着皮猜瓤。而教务主任的一句话让吴孟超下定了当外科大夫的决心。吴孟超身高只有1。62米，临近毕业分配时，负责毕业分配的教务主任说他个儿太小，干不了外科。吴孟超为争一口气，就非当外科大夫不可。当时华东人民医院招聘医生，吴孟超入选了。1949年正值上海解放，作为实习医生，他参加了救治解放军伤员的工作，在手术室奋战了三天三夜。

古人说：“才不近仙者不可为医。”吴孟超的成功完全靠着在医学领域的勤奋好学，坚韧执著。1956年，吴孟超在跟了有“中国近代外科之父”之称裘法祖学习了两年后，继承了裘法祖的“裘氏刀法”，34岁的吴孟超转为主治医师。医学也是一个宽广领域，人的一生不可能四面出击。开始独立工作的他首先遇到的是自己该朝什么方向发展。他的老师给了他很大启示。裘法祖认为当今世界上肝脏外科是薄弱的环节，中国在这方面更是空白，而中国又是肝脏疾病的高发地区，这是可以开拓的领域。当时中国的肝癌患者占到了全世界的40％，但是肝胆手术却始终因为出血量大、患者容易死亡而成为外科禁区。然而就在这一年，一位外国肝脏外科专家访问中国，他断言中国肝脏外科的水平要达到国外现有水平，起码还要二三十年。事实上，当时国内还没有人做肝脏手术。甚至他的老师裘法祖也从未真正涉足过肝脏外科手术。

吴盂超坚信中国人能做到。他打了一份向肝脏外科进军的报告，开始建立实验室。最早的实验室就设在医院用来养殖实验犬的窝棚里，全部的实验设备就是几张破旧的桌椅和几把剪刀。一切只能从零开始，不按时吃睡已成习惯。起初，吴孟超对于肝脏的知识并不多，在学校上解剖肝脏课时．只知道肝分左右叶，其他什么也没学。为了弥补缺陷，吴盂超找了一本美国人写的《肝胆外科入门》著作，与另外一个同事合作，每人翻译一半。披星戴月，废寝忘食，用了40多天时间，将一本20万字的著作翻译出来，裘法祖想方设法让此书出版了。这成了中国第一本肝外科教材。吴盂超80岁生日时，裘法祖将此书作为礼物送给了吴孟超．

1958年，吴孟超进行了肝脏解剖的研究，在建立人体肝脏灌注腐蚀模型并进行详尽观察研究和外科实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中国人肝脏解剖“五叶四段”的新见解，为肝脏手术奠定了解剖学基础。1960年，吴孟超主刀成功完成了中国首例肝癌切除手术，不久又发明了“常温下肝门间隔阻断法”，把肝脏手术成功率提高了5个百分点。1963年，他成功完成世界上首例完整的中肝叶切除手术。短短几年，吴盂超的成就已能编成几本教材了！

今天的吴孟超不只是优秀的外科医生，更是一位战略医学家。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吴盂超就敏锐地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提高对恶性肿瘤的防治水平，必须依赖基础研究的进步。因此，他建立了国内第一个肝癌专业性基础研究实验室。1993年他又组建了国际上规模最大的肝癌研究基地——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和研究所，把对肝癌的研究深人到分子水平和生物治疗领域。吴盂超领导下的研究小组创新性地利用肝癌细胞与激活的B淋巴细胞进行融合，形成了细胞融合疫苗。这是世界上第一支肝癌疫苗！《科学》杂志立即在显要位置登载了这一震惊世界的发明。现在该疫苗正在临床试验阶段。也许，在不远的将来，肝癌将彻底成为历史名词！国际著名肝脏外科学家、国际肝胆胰协会前主席评价，吴孟超对肝癌的基础研究和临床工作在中国和国际都处于领先地位，他的成就令全球同行瞩目和敬佩。

如今，年逾八旬的吴孟超院士，为了中国的肝脏外科事业，仍奋斗在临床、教学、科

研第一线。他依然站在手术台前，每天8点开始，小手术就做两、三台，大手术就做一台，结束时往往已是下午一两点钟了。每年，吴盂超都要接待很多满怀希望前来看病的患者，他们中有农民、有华侨、有下岗工人、有学生，他们或贫苦、或富有、或平凡、或显赫，可吴盂超从不问他们的身份。在吴盂超的眼里，病人只有病情轻重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他经常对学生们说：“医本仁术，医学是一门以心灵温暖心灵的科学，医生之于病人，其首要不在于手术做得如何流光溢彩，而在于如何向病人奉献天使般的温情。”

9。百年传承——“慈善”是一项事业

在当今慈善界，闽商可谓是独领风骚。不仅所捐善款总额冠绝全国，涌现了一批批“慈善大亨”，更勇于开拓进取，倡领中国慈善新潮流：2002年12月，晋江成立全国第一个县级慈善总会，其理事多为本土企业家，七年筹资八亿，惠民八万，被视为民间慈善机构典范。

闽商行善，心系桑梓，使慈善之花在八闽大地处处绽放，亦能抛弃地域隔阂，虽身在异国他乡，也心系故土，积极参与故乡的公益活动，行善不倦，成为“仁爱”象征。乐善好施的闽商早已把“慈善”当作一项事业。

闽商的慈善事业始于明朝。

明崇祯元年（1628年），福建大旱，赤野千里，民不聊生，海商领袖郑芝龙毅然捐资，“招饥民数万，一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舶载至台湾，令其芟舍开垦荒土。”不仅使人民免遭旱魔荼毒，更促进宝岛开发。清代迄始，福建慈善蔚然成风，善堂善会林立，如义仓、义塾、义渡此类的民间慈善机构多由闽商独力捐资设立，并受其管理。即使是官办色彩浓厚的育婴堂、普济堂，虽由官绅出资设立，但“商捐”却是其日常经费的重要来源，商人势力强大与否往往决定当地慈善机构规模。

翻阅史料，闽商“敦亲睦族”、“捐施贫乏”的记录随处可见，甚至还涌现了一批在全国颇具声望的慈善家。如晋江商人林瑞冈，早年曾参与上海“果育堂”创办，后又捐银五千两在家乡倡办“明善堂”，使“合镇贫乏家，孤寡有月资，病有医药，死亡有棺槽，行李困乏者助，济急扶危，遂以开一郡未有之善举。”除此之外，他还多次赈济灾民，名闻京师，被朝廷授予“乐善好施”匾额，并被赏戴花翎。

近代之后，由于地狭人多，许多福建人出海谋生，历尽艰辛，创业有成，成为侨商，他们虽有千万身家、却恋爱家乡、努力回馈桑梓，涌现了一批又一批可歌可泣的人物，像陈嘉庚、胡文虎等，使侨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使在抗战的烽火岁月，许多闽商不惜毁家纾难，捐款捐物，救济难民，为抗战胜利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由此可见，今日闽商彪炳善界，是历史的传承与发扬。

《2010胡润闽商慈善榜》中也特别提及陈发树和曹德旺两位企业家在近两年都提出了将自己公司价值数十亿元的股份捐献给慈善事业的计划。2009年2月，曹德旺公开宣布将捐出自己所持福耀玻璃股票的60%——当时市值38亿元，成立以他父亲名字命名的“河仁慈善基金会”，以在中国范围内进行助学、救灾、救困、救急、宗教等慈善公益事业。8个月后的10月份，陈发树对外承诺捐赠当时价值83亿元的有价证券，有意效仿“盖茨基金会”的形式发起成立“新华都慈善基金会”。

计划成立慈善基金会的不仅有陈发树和曹德旺，2010年5月1日，正值恒安集团成立25周年之际，恒安向晋江慈善总会捐赠1亿元，设立“恒安慈善基金”；2009年10月，安踏体育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局主席丁世忠及其家族成员以每股10港元的价格配售了8000万股安踏股份，约占安踏全部已发行股本的3。2%，共套现8亿港元，其中的部分资产将被丁世忠家族用于成立慈善基金会；2007年6月，中国龙工董事局主席李新炎成立了“李新炎慈善基金会”，基金会注册资金1000万元，注入资金3000万元重点开展扶贫助学项目。与此同时，还有闽商直接担任了慈善组织的领导，如恒安集团董事长许连捷、圣农集团董事长傅光明分别担任了晋江市慈善总会和南平市慈善总会的会长。

闽商之所以积极成立基金会，是出于把慈善公益事业做得更规范、更有效益的考虑。对此，福耀集团曹德旺的儿子——曹晖接受记者采访时，曾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现金捐赠好比吃面包，吃了就没有了，而成立基金会好像挖一口井，水能源源不断，才能更稳健、更持久地做慈善。”

事实上，闽商的善举不仅在于回报乡里，远在他乡创业生活的闽商，也同样热心投入当地的慈善公益事业。以西南重镇云南为例，据云南省福建商会秘书长吴世界介绍，早在上世纪70年代起就有福建人跋山涉水到云南经商，经过30多年的发展，目前云南全省范围内经商生活的福建人近30万，投资总金额达千亿元。在云南，闽商和浙商、粤商是名列前三位的重要商帮，而在公益慈善捐赠榜上，闽商则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据吴介绍，截至目前，云南省福建商会会员企业已经向云南当地慈善机构捐赠总计超过8亿元的善款，用于扶贫济困和帮助当地社会经济发展。

爱是人类共同语言，是成功的真谛，是人性的无私体现。正是因为大爱，闽商才能广受欢迎与信任，在千年岁月中屹立不倒，成为国际商界的璀璨之星。虽有极少数恶徒打着慈善旗号，招摇撞骗，但最终不为闽商群体所容，声败名裂，备受唾弃。在新的历史时期，闽商不仅能秉承大爱本性，竞仿先辈，更能推陈出新，成为时代弄潮儿。相信在末来，闽商还将继续扬帆善界，为和谐社会构建、海西建设发挥更大贡献，开创中国慈善新时代。

10。传扬佛法——共创和谐社会

胡锦涛总书指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所谓“知荣辱方能创和谐”，佛教于此契机契理，将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积极而独特的作用。

两千五百多年来，有无数的佛家弟子都在默默无闻的实践着“只为众生得离苦，不为自身求安乐”的弘源。而今，佛教又肩负起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为世界求和平，为社会促和谐，为人类谋福祉。圆瑛、明旸这两位佛家弟子就毅然肩负着这一艰巨的神圣使命。

圆瑛、明旸是中国现代佛教界领袖，圆瑛是新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圆瑛，俗名吴亨春，法名宏悟，别号韬光。1878年出生于福建省占田县平湖乡端上村的农民家庭。19岁，决意皈依佛门。

明旸法师，俗名陈心涛，号俊豪，1915年出生福建省福州市。1927年13岁时，在大雪峰崇圣寺，依圆瑛大师落发出家，法名日新，号明旸。

1928年，圆瑛被推为刚成立的中国佛教会主席，随即率佛教代表团赴南京请愿，要求南京政府废止改寺庙为学校的《寺庙管理条例》。不久，为分担社会责任，他力倡佛教界“自食、自养、兼利社会”，开办各种慈善福利事业。一时，佛教慈幼院、医院、工厂、农林场纷纷成立，佛教界面貌为之一变。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圆瑛以中国佛教会主席身份，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致电蒙藏院警惕敌人的分裂活动，同时致书日本佛教界，呼吁其教徒同中国人民一道，共同制止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1932年12月，天童寺发生火灾，圆瑛大师发愿于3年内募资恢复旧观，明旸则襄助大师擘划，终获成功。1934年夏，圆瑛再次当选为中国佛教会主席，在南京开讲《仁王护国般若经》，主张用佛教教义救人、救国、救世界。1935年，圆瑛大师的皈依弟子顾联承、邢明心夫妇，捐出上海大西路两亩多土地，兴建圆明讲堂，作为圆瑛大师在上海弘法修持的道场。讲堂落成，明旸随着圆瑛大师自宁波到上海，进驻圆明讲堂，明旸担任讲堂监院。1935年12月，圆瑛任天童寺住持期满回闽，接理涌泉寺住持。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圆瑛大师以中国佛教会理事长的身份，号召全国佛教徒投身抗日救亡，并成立佛教战时救护团、难民收容所，亲任救护团团长。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中，他派遣僧侣救护队奔赴前线抢救伤员，参与战地救护。成立难民收容所，收容救济难民。后来因难民人数太多，圆明讲堂中也设立了“第九难民收容所”，由白圣法师担任主任，明旸法师担任总务，综理事务。1937年冬，上海沦陷。经过激战后的上海已是废墟一片，尸横遍野。阵亡的中国士兵和罹难的难民的遗骸，日军不准收埋，中国居民又无人敢冒杀头之险过问。岂能让卫国抗敌的战士曝尸郊野，让罹祸难民的尸骸遗抛沟壑！圆瑛法师以大无畏精神，发起组织掩埋队，由玉佛寺、法藏寺、清凉寺、国恩寺、关帝庙、报本堂等寺庙的僧众和香工组成，圆瑛法师亲任总队长。每天用4辆汽车，由掩埋队将尸体一具一具地抬上车，送到郊外掩埋。昼夜不停，花了3个多月时间，总计掩埋尸体一万多具。

圆瑛法师率领中国佛教界在抗敌救灾方面的一系列义举，获得了国内外的高度赞扬，当时国民党军将领陈诚也不得不承认：“真正到前线上去救护的只有他们。”1937年11月和1938年9月，圆瑛大师、明旸法师先后两次远涉南洋，不辞辛苦地奔走于吉隆坡、槟榔屿、怡保和马六甲等地，在华侨中提倡“一元钱救国难”运动，激发海外炎黄子孙爱国热情，赢得广大侨胞踊跃捐款，募得巨额善款，支持政府抗日救国。

1945年至1948年间，圆瑛在上海圆明讲堂，创办“楞严专宗学院”，白任主讲，白圣、明旸两法师任教务长。造就一批法门龙象，遍布海内外。i947年，圆瑛又到南洋讲经，弘扬佛法。时香港、新加坡等地友人劝其再度出国安度晚年。但他坚决表示：“我是中国人，生在中国，死在中国，决不他往！”

1952年9月，圆瑛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和平会议”，同与会的佛教界代表发表联合声明，号召全国佛教徒团结起来，“制止侵略，保卫和平”。会后，他回到上海，启建“祝愿世界和平法会”，登台讲演，衷心祷祝“国运日昌隆，人民常安乐，世界永和平”。法会进行十天，对宣传和平起了积极作用。1953年5月，被推选为中国佛教协会首任会长。同年，圆瑛食道癌恶化，遂决定归老天童寺。行前，写下遗嘱交与赵朴初居士，再次寄语殷殷：“愿我全国佛教徒同心同德，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致力和平事业”是年9月12日圆寂，明旸奉师命书写遗嘱，继任为圆明讲堂住持。

1979年，随赵朴初居士为团长的第一个“中国宗教代表团”，出席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召开的第三届世界宗教者和平会议。回上海后，中国佛教协会筹设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由明旸法师担任灵岩山寺首座，及佛学院副院长。以后十年间，灵岩山佛学院培育出青年僧侣150余人。

1983年，经过明旸法师的努力争取，上海的圆明讲堂和圆瑛大师纪念堂重新恢复。明旸法师主编了《圆瑛法汇》及《圆瑛法师年谱》，亲著《佛法概论》、《明旸诗集》等。1987年，法师当选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1988年，受派为宁波太白山天童寺住持。此外，还先后兼任北京广济寺、上海龙华寺、福州西禅寺、莆田光孝寺的住持，德望所归，四众同仰。明旸法师曾多次代表中国佛教协会出访美国、新加坡、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泰国、缅甸、澳大利亚、德国等国家和港澳台地区。1987年率领中国佛教僧迦法务团，赴美国主持为期七天的世界水陆空大法会，规模空前，影响深远。1993年更不顾年老，亲赴台湾弘法，迈出了两岸佛教交流的第一步。2002年7月23日晚，明旸法师在上海龙华寺圆寂，世寿日87岁。

圆瑛、明旸两位佛家弟子不辞辛苦，四处传扬佛法，普度众生，以解众生之离苦。与此同时，为维护世界的安定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