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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团结一致共同壮大（第4页）

以往，人们往往只看见那些为民族独立和尊严而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而忽视了那些在商战中同样力争苦战的商界精英们。晋商团结一致结帮挺进，能在中俄茶叶大战中力挫俄商，让人不能不敬佩其胆识和魄力。

同行间一方面对立竞争，另一方面却必须妥善协调，以谋求整体的健全发展。松下幸之助认为，不论哪一行，都必须健康发展，才能获得社会大众的信赖，生意也才会日益繁荣。惟有被大家称赞：“那个行业值得信赖。不论哪一家商店，都有良好的品质、公道的价钱和周到的服务。可以放心地去买东西”，这种行业，才会受顾客的欢迎，为这一行业的所有商店带来繁荣。如果，同行业内有许多经营不善的商店，就会让顾客认为：“那个行业不好，根本不可靠”。结果，全体同业都会遭受很大的损害。

山西票号在全国金融界虽处于垄断或统治地位，但它们之间在业务上的竞争也是有的，然而不论哪家票号，绝不欺行霸市，排斥“异己”；而是通过一面竞争一面协调，考虑如何使自己存在，并同时促进整个业界的信誉，同舟共济，利益均沾。特别对当地的一些规模小，资金少的钱庄、钱铺、典当、账局等，不仅从资金上给予帮助，业务上也有一个巧妙的分工。虽无明订契约，但实际各有专攻。即：官府的大宗官私款项，因存取无定，风险较大，统由票号收揽；商家和个人存款，通过利率调节（即票号有意降低这部分存款利率），由钱庄、钱铺等收存；埠际之间的汇兑，官款和大额商款由票号承汇，小额的由钱庄、钱铺办理；官商借款，巨额的、期长的由票号出贷，小额的、期短的由钱庄、账局等出借。这样，山西票号稳操了对各地金融市场的领导和控制权。

光绪年间，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山西祁县富商乔氏、渠氏开办的票号，因一时发行钱贴子（银票）过多，人们怕钱贴子落空，纷纷挤兑，在此危难情况下，乔氏、渠氏为保其票号信誉，求援于太谷县富商曹氏，曹氏出于“义”字，慨然答应，让曹氏的锦生润票号代兑现银，从而平息了挤兑风潮。后来，渠、乔二位也处处帮助曹氏。正是这种以信义为先的思想，使山西商人之间既有平等竞争，又有相互支持，从而形成了晋商的整体形象。

不仅如此，山西票号还在加强金融监管上发挥了同业相助的精神，体现了共存共荣的理念。

随着货币经营资本的发展，各种金融机构大量涌现，在鸦片战争后的十年内，即1840～1850年，仅日升昌、蔚丰厚、日新中三家山西票号在北京、天津、张家口、济南、南京、苏州、扬州、汉口、重庆、成都、广州、长沙、西安等23个城市设立的分支机构就达35处。其他非山西商人经营的印局、账局、钱庄也都迅速增加。其间难免会出现同业间的无序竞争，以及倾轧、欺诈等行为。与此同时，清朝后期币制极为混乱，由于市场上流通的银两、银元、铜钱、宝钞、银票并行，而银钱的成色分量又不统一，因此，给一些不法之徒私造沙板钱，冒充法定制钱流通，造成了可乘之机，假冒伪劣货币的泛滥，也严重地扰乱了金融秩序。

面对这一现状，山西商人为防范金融风险，采取了相应的对策，金融机构自发地组织一些同业行会，或建立以地域、乡谊为纽带的会馆。如归化城的山西货币商组织的银钱行会“宝丰社”，包头城的“裕丰社”。这些同业行会，凭借在当地的实力和影响，可以负责商定市场规程，协调各商号，组织钱市交易和同业拆借，如宝丰社，它作为钱业之行会，大有辅佐各商之力，行商坐贾都与它有须臾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平常行市松紧，各商号毫无把握，遇有银钱涨落，宝丰社具有垄断和调节行市的权力。这样，就比较有力地防止了金融市场无序的混乱局面，给金融业的正常营运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

基于共存共荣的理念，充分考虑对方的立场和利益，是现代各行各业所应有的态度。数百年前，晋商特别是资本力量雄厚的票号就有实现这种目标的责任意识，确实难能可贵。这的确是票号经理人的英明所在，也是票号事业一度兴盛的重要原因。

8．东家越多，银子越多

在晋商活跃的明清时期，做生意可以自筹资金，也可以向别人立字据借钱做买卖。为了在商业竞争中求存、发展和减少风险，必须加强自身的力量。

股份制作为一种资产组织形式，是现代企业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建立股份公司进行生产经营的制度。尽管西方股份制产生较早，且比较完善，但晋商实行股份制远早于西方。它萌芽于明代，大兴于清代。

原俄国驻清朝领事馆官员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发现：“有些商行掌握了整省的贸易，甚至是大区的贸易。其办法就是把某一地区的所有商人都招来人股。因此，在中国早已有了现代美国托拉斯式企业的成熟样板。当前在中国西部地区活动的主要是山西和天津的商行。”

“把某一地区的所有商人都招来入股”是晋商独特的创造和贡献，在同行业中备受称道，连“老外”也大加赞赏，并当做西方现代企业经营方式的“成熟样板”。

“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在晋商中普遍实行的名为东伙制的股份制中，持银股的当然是东家，他们往往多达数人、数十人，独资者不是没有，而是不多。

所以，晋商商号中持股份的投资者，都是股东，都是东家。一个商号的资本是否雄厚，与东家的数量和所投入的本银是成正比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东家是多多益善。

字号，作为招牌，属于拥有的商号，并不会影响和限制拥有字号的商家入股。晋商通

过银股形式，集中了社会上的流通资金，有效地克服了依靠个别资本积累资本的缓慢性和狭隘性，有利于晋商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地解决商业运作资金匮令的难题，抓住瞬间即逝的商机。

比如太谷志成信票号，刚成立时总资本额为三万四千两，有2l家股东。其中，有11家分别投入一千两，占了一半多；投入两千两的有7家，占1／3；投入三千两的仅有1家；投入四千两的也仅有1家，而且是众投资者投资最多的一家。志成信没有投资额度较大的东家，总资本额是广泛吸收各家投资集聚而成。由此可见，如果不实行这样的股份制，志成信是很难筹集到这些资本，也就无法开业。

当然，也有一家一姓占绝对多的股份的情况。平遥蔚泰厚的总资本比志成信要雄厚得多，有十一万八千两，正好是志成信的两倍半。蔚泰厚的投资者比志成信少，总资本却比志成信多得多。其中，侯氏家族和蔚盛长、三余庆两字号的资本占到了2／3

一个商号的资本是否雄厚，与东家的数量和所投入的本银是成正比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东家是多多益善。晋商的商号大多是靠吸收各家投资“做大”的。而作为招牌的字号，属于拥有它的商号，但并不会影响和限制拥有其他字号的商家入股。投资者越多，总资本也就越大。充足的资本储备是信誉卓著的坚强后盾，它向消费者传递的信息是保证了产品质量。而入股

者，首先是认同了字号的信誉及号规和合约所规定的权利与义务，并对该字号充满信心才会掏出银子的。因此，哪家字号信誉卓著、效益好，哪家字号入股者就多。

晋商的股份制实行投资者“按入银股均分”红利，合理的赢利和分利使股份制得以良性运转。另外，东家对商号承担无限责任，即常说的“亏东家不亏伙计”。如果商号倒闭，则所有负债全部由财东偿还；如果资不抵债，则用财东其他财产抵偿。这样，风险就全都集中在投资者一方。因此，股份制中又规定，东家有“抽股”、退出投资的自由。蔚泰厚的合约中写道：“不拘年代远近，倘有东家抽本，伙计出铺，俱照年总结帐，按股清楚帐目，再无多伸少减，不许议外争论、牵连众人、有碍铺事。”这样，如果要“抽本”，只需“按股清楚帐目”就可以了。

为了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晋商还实行了“倍股”、“厚成”、“公座厚利”、“预提护本”等办法。倍股指股东分红时，提留一定比例的红利，充作流动资金；厚成是折扣部分资产，使商号实际财产超过帐面资产；公座厚利则是对银股身股分配之前提取部分利润，参加流通周转。通过这些方法，保证了商号有充足的流动资金。

资本大才容易形成规模经营，增强实力，在同行业竞争中处于绝对优势。股份制为晋商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增强了竞争力、凝聚力，特别是在票号兴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票号，获利丰厚。入股资本大，分红也多，自然极具吸引力。开办早的蔚字联号，之所以敢与“天下第一票号”的日升昌争高下，就在于早已积聚了雄厚的实力。其中，蔚泰厚在咸丰九年（1859年），总资本仅有三万两，每股红利只有四千六百六十两。到了光绪五年（1879年），总资本就已“倍股”到了十三万多两，每股红利也增到了六千零六十六两。而蔚丰厚发展则更快，其每股分红利达万两之多，人银股合计在五十股以上；天成亨票号开办时有银股二十股，每股三千两，后来，股份未变，每股分红却增至了一万二千两；合盛元票号的股金由六万两增至五十万两，周转金上千万两，每股分红少则八千两，多则达一万四千两。以上各家，之所以有红利滚滚，越做越大，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就是“东家同心”，旧股不退，又添新殷，用部分红利“倍股”、“护本”，焉得不富有?

通过增加银股，吸收新的资金，不断扩大自身资本，就极容易形成规模经营，增强实力，在同行业竞争中处于绝对优势；通过给予身股，把经营者的利益与本号的利益连在一起，能够充分调动其积极性，不断创造新的佳绩；通过所有权和经营权的根本分离，不仅规范了东伙的行为，而且管理和经营都按照有利于创造显著效益和稳健的方向发展。

9．博大宽厚，胸怀宽广

博大宽厚是晋商文化的精神底蕴和晋商群体赖以发展的精神支柱。博大是指山西商人胸怀宽广，眼光远大，善于审时度势，洞察机遇，敏于观察商情。捕捉战机。宽厚是指山西商人宽厚待人，以义取财；善于以利厚人，协调关系，增强友谊，善于化解业务纠纷和协调师徒关系的大家风度。

晋商人才辈出。乔致庸作为一介半路出道的儒商，同样将儒家博大精深的智慧融入了商业之中。从乔致庸接掌复字号伊始，便始终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以儒治商，以儒兴商”。他崇德尚义，不管是为人处世还是从事商业贸易，始终以诚信为本；他乐善好施，广施恩惠，善举无数；他宽厚仁德，待人和气，其宽其仁，远非一般人所能比拟。他常说：“做生意向来讲究三个字，一是义，二是信，三才是利。”他在包头与达盛昌东家邱天骏争做高梁生意，在眼看对方就要全盘皆输的境况下，他宽宏大量，以德报怨，主动上门求和，给对方一条生路，让对方深切地感悟到乔致庸口中“仁义”二字的分量，赞叹乔致庸“一身正气，儒雅仁厚”。乔致庸以他的仁义宽厚之举，赢得了顾客的信任、同行的尊重，赢得了许多商机，赋予百年来晋商所坚持的“以义制利、诚信不失、人心不偏、公道长存”的商业伦理以深厚的内涵。

无独有偶，这种宽厚仁义的精神在明末清初的太平尉家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太平尉家在明末清初还只是一个占有土地的地主与开店的东家。雍正、乾隆时期，尉家的主人尉佳瞄准江苏、安徽、山东、陕西等民富物丰的地方，从山东、陕西收购铁、盐、皮、羊、烟叶、木材等转运两湖、江淮，又由江淮收购丝、茶转销内地，使家族的商业由单一经营变为多种经营，由商业投资逐步变为金融投资，随后一步步扩大了银号、钱庄的经营业务。并将所获利润投入到新的行业当中去，扩大了经营范围。他家的商号由山西、河南发展到安徽、湖北、四川和苏杭等富庶地区。经营品种也由杂货、布匹发展为丝品、绸缎、钱庄、当铺、盐店等，成为了一个集团式的家族企业，鼎盛时期可“目进万金”，以上是尉家博大的地方，尉家兴旺的另一原因，是宽厚待人。尉家不但很尊重顾客，对待员工，也是平等宽厚，并专灵工配备股份，让员工有归属感与荣誉感。

过大节的时候，为安抚商号员工的思乡心理，尉家每年请来家乡的戏班，按每天一号巡回慰问演戏。过年的时候，尉佳与家人还到各地的商号里去，顶替多年未回家的员工，让他们回家探亲。或者由商号出钱，让店员的家人到店员的驻处去，共享团员之乐。

此外，尉家还注重培养员工的素质，为了提高员工素质，尉家出钱请私塾老师，教店员识字、算账。其中，就有在扬州靠卖画度日的郑板桥。尉家有300年左右的兴旺家业，这与他们博大宽厚的经营策略不无关系。

博大宽厚的精神还表现在经营管理上包容并蓄，既能与人宽容共处，和平共事，又能让利于人。

山西太平王家是一家老字号。清朝初年，由王太来发家致富，此后一直业绩平平，到乾隆年间，其子孙王协中举，方始家业走向辉煌。

王协中举后，恪守家训，宽厚待人，不久后，捐官授刑部员外郎。乾隆南巡时，王协承办接驾差务，礼待大贪官和绅，宽待同僚，在奸相专权、相互排斥的夹缝中与人容忍共处。由于官声极佳，得到乾隆的赏识，取得“恩加十三级，晋资政大夫”的官衔，一跃成为大官。资政大夫有一个特点，亦官亦商，这王协开始大展手脚，充分显示了一个商人后代的精明，在承办河东盐务时，用巨资买得河东盐池的私卖股权，这一下，打开了王家发展的瓶颈。王协在两淮地区以及扬州、苏州、杭州、罗山等地，都开设有王家盐号，承办盐业运销，每年获取盐利1000万两白银，在山西商帮中，成为仅次于尉家的富商大家。而王协经营的河东盐业运销，抵制了外商染指山西盐务的野心，维护了河东盐业产权和税赋收入，因功获得乾隆的封赏。王家七代都受过清朝皇帝的封赏。

王家虽屈事朝廷，委于权势，但能以一家之力，沟通盐运，便利商民，互通有无，其做法体现了大柔至刚的经营思路。

宽厚待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山西商人之所以善于理财，名扬海内，也出于此。正所谓：心有多宽，路有多广。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容忍的人越多，获得的尊重和爱戴就越广，成功的希望也就越大。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之间难免发生误解或摩擦，特别是当别人由于误会而冤枉了自己或无意中伤害了自己时，应当怎样对待昵?是斤斤计较、不依不饶，还是以宽容的态度相待?巴尔扎克说：“做点好事，待人要仁慈、宽厚。总之，用你的谦虚来避免厄运吧。”一个有度量的人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是不会发怒的，对于重大的原则性问题会冷静处之，对待复杂的事物则会经过周密的分析，才能作出果断的决定。避开了冲动这个魔鬼，胜算自然就会大一些。当我们和气宽仁地对待所有人时，就相当于和气宽容地对待整个世界了，我们的身心也就愉悦了，心胸也就开阔了，就会获得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欣喜，会获得化干戈为玉帛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