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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义利并重以义制利（第4页）

乔致庸晚年时期，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丧尽天良的山西巡抚与英商福公司秘密签订了由英国人包办山西平定、盂县、潞安、泽州、平阳的煤铁矿的开采合同。名为包办，实为出卖。

山西百姓认为这是一个丧权辱国、背叛民众的耻辱合同。平定州民首先起来反抗，接着省城士绅、学会集会反抗，群情激愤。在山西人民迅速觉醒，要求废止福公司合同，维护省民权利的同时，山西商人也积极行动起来，向清政府提出招商筹集股本，设立保晋矿务公司的意见。清政府终于迫于民众的压力同意撤销同英商福公司的合同，赎回自办。但福公司坚持要山西赔偿福公司275万两银子的损失。

年迈的乔致庸听到这个消息后，积极响应，与其他商人共同出资，终于赎回英国人所据晋矿。山西保晋矿务公司的成立，挫败了帝国主义的阴谋，乔致庸等山西商人的名字也永载史册。

企业是社会的一分子，永远不可能离开社会环境而单独生存发展。对于个人来说，做个有钱的老板不是目的，只有心忧天下、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才能为社会所接受和认同。对于企业来说，追求经济效益是企业发展的第一目的，但不是唯一目的。企业只要找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平衡点，并适当地回馈社会，就能得到社会的认同甚至支持。而这些支持，将进一步促进企业的良性发展。晋商是深知这一点的，不少晋商发财以后，乐善好施，对于公益事业，他们或出资周济邻里、关心孤老、扶助贫病，以仁爱之心，救人于水火，送炭于雪中；或修桥铺路，兴修水利。输粟助赈，破一己之财，造福一方百姓；或兴办学校、资助刊印书文等，为家乡和国家培养栋梁之才。这些“济民”行为在地方志中记载甚多：

清代永济人刘向楠由商致富，于村中办义学贫族子弟多有成就。光绪三、四年，（1877、1878年）岁歉，又输粟数十石，赈村人，各给银两使谋生，赖以全活。

对于乡邻的困难，他们也是尽可能帮助。祁县的另一家财东渠本翘早在1904年就捐银2万余两创办祁县中学并亲任总办。

榆次常氏积极参与了捐助地方书院、赈济灾荒与善后捐输等。如在道光十七年（1837年）捐助榆次书院经费，知县在匾文上写道：“崇文尚义”。

晋商的恩厚待人、好义喜施、赈济灾荒、修建寺庙，筑路修桥等积德行善之举，都是晋商在精神上的一种追求。清朝光绪三年（1877年），山西全省发生百年不遇的大旱灾，野无青草，赤地千里。庄稼颗粒无收。如果这事发生在其他地区，说不定已经上演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饿殍遍野，村民易子而食。然而，当继任的山西巡抚曾国荃临危受命，频频向朝廷告急，并向其他省份发出求救的急函，调集粮款，运往山西之时，在山西本地人中，无论是留在老家的富商，还是旅居外省的富商，纷纷捐献赈灾款。在当时山西的各行业中，山西票号受灾害影响最小，而且生意发展兴旺如日中天，资金也相当雄厚，即使是在商界中，也首屈一指。因此，各大票号及股东就成为捐输赈款的骨干。据统计，当时晋中各家票号共捐银12万两。蔚字五联号的东家侯荫昌捐出1万两，曾国荃曾为此送给他一块“乐善好施”的牌匾。

乔致庸急公好义，慷慨解囊，独自捐输3．6万两白银，在山西全省捐献最多。他还在乔家堡大街上设立粥棚，供应灾民。据说每天都要亲自到粥棚检查米粥的稠稀，标准是竹筷能插入粥中而不是浮在粥面上方算合格。

晋商热心于“大义”，绝不局限于捐款救灾之时，在近代救灾的大潮中，也留下了他们的身影。清末民初，国难当头，乔家募捐100多万两白银，赎买矿权，还积极筹办保矿公司，为全国各地纷起的保矿运动带了头。乔家积极参与保矿运动，使得乔家的忠义人格得以载入中华民族御辱自强的辉煌史册。

乔致庸的三子景俨“居恒俭素，却华糜”，曾出资主持修了溥溪河的永和渠，可溉田千余亩，对兴学建校等公益事业也热心襄助。他本人还懂医术，经常为人免费诊治，施舍药物，因而很受乡人敬重。他所经手诊治的患者大都是穷人。他认为施舍药物也是一种花钱办好事的办法，花了钱可以消灾免难，比抽了大烟和赌博强得多。乔家大门口的栓马石上常年拴着三头牛，村子里谁家需用就牵去，傍晚还回来就是。邻里有困难者，如有病无钱求医，人段丧葬困难等，只要上门求助，总可以得到帮助。

乔映霞光绪元年出生，是乔致庸次子景仪的长子，深得祖父器重。一生竭力重振家风．整顿商务，兴建家宅。他思想开放，倾向推翻帝制的革命，在家乡开风气之先，带头剪辫子，动员妇女放脚，革除陋习，多有善举。留在乔家堡村人最深的记忆，是乔映霞持一把剪刀在村里追着人剪辫子的形象。可见他内心激荡奔放，对社会殷切的责任心，并没有被自家的深宅大院所囿。他还在当地任过区长、禁烟委员会主任等职，带人奋力铲除鸦片烟苗。不惜发生争斗，引来祸端。

此外，晋商积极输粮草等军用物资以补充军屯和税粮的不足，对保障军需、开发边疆，提高国防力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山陕盐商为反抗日本海盗入侵，曾选善射骁勇者500名作为商兵，协助防守扬州。隆庆元年（1567年）江苏松江倭寇压境，山陕诸商‘协力御之’”。清初，晋商范氏兄弟又为清王朝输送军粮计百万余石，并出私财支援军饷，其爱国之心可见一斑。

最突出是在清朝末年，晋商票号也已逐渐衰落，但却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为重，与全省人民团结一致，竭尽全力，与企图独霸山西矿权的英国商人展开了激烈抗争，经过持续十多年的抗争，晋商终于冲破层层阻力取得了胜利，保护了山西的煤铁资源。

晋商票号齐心协力的保矿行动，称得上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爱国壮举，这次壮举也被史学家称为“汇入近代史主流的旷世之功”。晋商以爱国济民为己任，从而求得自身价值的最高实现。

晋商所追求的“创家立业”和“爱国济民”的理想，作为一种智慧和思想财富，对我们今天的企业有着极大的启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就是以利润最大化为指向目标的，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得以发展但是，但这并不是企业的唯一价值目标。作为一个企业，它不仅是一个经济实体，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种社会的存在，因而，他不可避免的要承担各种相应的社会责任，作为企业，要想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不仅要创造经济价值，取得稳定的高利润，而且要创造社会价值，得到社会的认可。只有得到社会的认可，才可以获得持续的发展。也就是说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也要尽可能的承担起对促进社会公正、增加社会福利、发展教育文化事业和保护改善自然环境的责任，从而把企业自身的发展融入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之中。

企业承担起各种社会责任亦具有双重意义。对于企业而言，可以为企业树立起良好的社会形象，为企业创造更为广阔的赢利空间，越来越多的企业经营者亦认识到了这一点。企业只有“经济力”和“社会力”合二为一，才能使企业真正具有核心竞争力。对于社会而言，有利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文明进步。企业号称“经营之神”的日本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就曾指出，“健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利润是不可缺的，但它终究不是企业追求的最终目标，企业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经营事业来谋求和提高人类的共同生活。”

8．先义后利，重合作而轻利润

在乔致庸一生的经商生涯中，非常看重“合作”二字。无论是与竞争对手合作，还是与商业同行或者政府官员的合作，他都信守一条准则——先义后利，重合作而轻利润。

当他意外得到一张《大清皇舆一览图》后，萌生了冒着生命危险、南下疏通茶路、解救茶农的念头。但由于财力所限，自己不能独立完成这项工作。这时候，乔致庸首先想到了合作。这种合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是非常“平等”的合作，因为合作的前提是：做完生意后，如果合作方愿意要银子，乔致庸就连本带利还给他们；如果合作方愿意要茶叶，乔致庸就将银子作价给他们茶叶；万一生意失败，则将乔家的全部生意抵押给合作方。这种“只赚不赔”的合作方式，当然有人愿意投资了。

乔致庸历尽艰险，终于贩回茶叶，并且北上恰克图，将茶叶卖给俄罗斯商人，结果众人分利，皆大欢喜。经过这次合作，乔致庸不仅赚取了大量银子，更重要的是给商业同行留下“义大于利”的良好形象。

乔致庸决心进入票号业的时候，曾经对广晋源大掌柜成青崖说过这样的话：“……广晋源首创票号业，第一次让商人们利用自己的信用而不是现银，使走遍天下做生意成了一种可能……如果把这件事办大办强，让更多的商家进入票号业，在全天下由众多的票商织成一个广大无边的信用之网，让大中小商家皆能以这个网为依托，凭信用做生意，就能实现晋商前辈一直梦寐以求的货通天下的理想，做成天下从来没有过的大生意……”

乔致庸一心进入票号业，看中的并不是其中的利润，而是希望振兴大清朝的商业。但要想真正做到汇通天下，一己之力显然不够，因此他反对广晋源一家画地为牢，希望天下的生意由天下的商人一起来做，这其中也包括那些资金比较少的商人。

正因为乔致庸具有“轻利润，重合作”的经营思想，又为商界树立了诚信的榜样，因此每次做那些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生意时，总会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从未陷入过单枪匹马、孤军作战的困境，而是创造了一次又一次的惊人业绩。

见利忘义者是成不了企业家的，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必须是利物、利他、利人的，把消费者的利益放在首位，这样的企业家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企业家。当义与利发生矛盾时，义先于利；既要反对重义轻利，也要反对利先于义。这是对义利关系的正确处理。健康完整的经济人格是“义利并重”，讲究“义利合一”。《周易》就强调“义利的合一”，即按照阴阳互补的原理，使“利”和“义”这两个对立的东西和谐统一起来。

见利忘义是小智慧，这样的商人永远是一个小商人，因为他失去了义；舍利取义是大智慧，这样的商人有大气，因为他得到了义，即得到了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

蔡继有是香港新华集团董事会主席，是香港有名的海产大王。蔡氏家族主要经营出口急冻海产、冰厂，此外还有粮油、地产、贸易等业务。新华集团20世纪80年代后成为大型跨国企业，蔡氏家族资产估值已超过30亿港元。奠定集团贸易坚实基础的是与日本人的海产生意，蔡继有为建立与生意伙伴的友情，牺牲了不少利益。

蔡继有原籍广东中山县，1929年生。蔡氏的祖先世代务农，家里一直比较穷。

从1950年开始，21岁的蔡继有做起了海产生意。他先向乡亲们赊购海产品，运到澳门出售之后再结账，从中赚取差价。

1954年蔡继有到澳门做生意，次年他的妻儿获准到澳门与他团聚。一家人从澳门贩些鱼类、海产到香港去卖。1957年他在香港西环的贝介栏市场开了“华记栏”，做起了渔栏的批发生意。到了60年代，他的生意做得不错，但还只是小富而已。

蔡继有真正大富起来，是在和日本人做海产生意之后。从他的经商之道来看，也是靠诚心赢得贵人支持的。

1965年，蔡氏在田湾租用一个4000多英尺的加工场，把贝壳类的海产急冻，再售给贸易商运销日本。两年后，为了扩大经营，蔡氏购入“华记冻房”，建立起海产急冻业的“桥头堡”。

为了避免中间商从中渔利，蔡继有决定自己直接和日本人做生意。但蔡继有没和日本人打过交道，能否成功也没有底。他是那种敢想敢干的人，打定主意后他拿了一袋冻虾样品，径直来到日本一家株式会社驻香港办事处，拜会办事处负责人。日本这家公司知道蔡继有的来意后，并没有立即表态。

蔡继有耐心地解释为何要不经过中介商而直接与日本人做生意，日本人也知道其中的道理，因为这对双方都有利。但老练的日本商人立即问道：“你能给我们什么优惠条件？”

“如果贵公司有意合作的话，我们可以先收八折货价，等你们收到我们发出的货，验收满意后，再交余款。”

在当时，只付80%的货款是很优惠了，而且剩下20%蔡继有让对方感到满意后再付，更是心诚之表现。日本商人很高兴地握着蔡继有的手说：“你的条件确实比一般人优惠，看得出来，你是诚心诚意要和我们做生意。既然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我们决定和你做生意！”

在生意上，蔡继有常常考虑对方的利益，日本这家株式会社的人对蔡继有非常信任，日本人觉得蔡继有讲信誉、重友情，就与他做生意。他们之间的生意越做越大。这样，蔡继有成功地打开了直接运销海产品到日本的渠道，生意越做越红火。蔡氏家族的生意上了正轨，此后才真正大富起来。

在合作的事业中，重承诺，守信用，是对合作者最起码的道德要求，也是最为基本的要求。如果你的合作者连这一点最起码的商业道德和做人道德都不讲，那么，你们合作的事业就离失败不远了。所以说，在现代社会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信用、信誉是商人价值连城的无形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