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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义利并重以义制利（第3页）

晋商视诚信不欺为经商长久取胜的基本因素，所以把商业信誉看得高于一切。他们认为，经商“虽亦以营利为目的，凡事则以道德信义为根据，……故力能通有无，……近悦远来。”

经商活动属于“陶朱事业”，须以“管鲍之风”为榜样。对待顾客、商家，无论大小，都以

诚相待。销售商品，绝不缺斤短两，货真价实，童叟无欺。

既为商人，一定要有商德。崇尚道德，不去计较眼前的得失，就能有所得；如果忽视了道德，抛弃了道德，违背了道德，斤斤计较个人得失，反而会无所得。在经商中奉行崇信重义的职业道德和遵守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招徕了更多的顾客，生意也就越做越红火。

关于经商，自古以来就有“货真价实”之说，说的就是商品要价质相符，不仅价格公道实在，而且质量完善纯真。不能以次充好，以假充真，欺骗顾客。“货真”体现了商人以信义经商的基本原则，是做好买卖的前提。“嘴硬不如货硬”，“只要货赢人，不愁客不来”。

晋商恪守仁义，坚持通过正当的经营获取利益，反对不择手段捞取“黑心钱”。晋商明白，利益回报人人需要，只有做生意的双方都能获利，生意才能做下去。否则，若坑蒙拐骗，或只图大捞一把、“一锤子买卖”，那谁也不愿意被“刀宰”!最终无生意可做，或恶性的报

应都会降临到自己头上。

这里有一个例子。中西制药公司经理刘霁岚锐意求新，健全制度，不仅继承了其父刘秉彝在制药工艺上选料严格、制作精细和在经营上扶贫济困的传统，而且善于把握时机推行新法，改进质量。

在长期经营实践中，他制定了四句话奉为“中西精神”：信义为立业之本；博爱为处世之本；睿智为发达之本，求新为进展之本。

刘霁岚的父亲刘秉彝在长期临床实践中感到妇女与儿童常病均缺少有效的成药，多用草药汤剂，不但量大难于下咽，而且请医就诊和抓药煎药多有不便，于是悉心研究制出清内热、消积食的儿科科良药“保赤一粒金”和专治一般妇女病的“坤中第一九”小包装成药。经过患者试用，疗效显著，加之便于携带，患者争相购用，声名大噪，生意日好。中西大药房制药业务日渐发达，于民国初年扩大经营，更名为中西制药公司。

天津境内早年河流众多，洼淀棋布，空气湿度大，每逢夏秋，患皮肤病者众多。刘秉彝针对这种情况，又研制出一种皮肤科外用良药，名“濯毒洗血净”（药膏），专治疮痈癣疥，疗效甚佳。1939年水灾后皮肤病患者更多，此药当时正合群众需要，曾一度脱销。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述几种成药行销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内蒙等三北广大地区。其中保赤一粒金、濯毒洗血净还远销江、浙、皖、闽、粤等地，畅销大江南北，知名度极高，成为千家万户的常备良药。刘霁岚主持药厂后继承其父事必躬亲的作风，给自己规定“三亲”原则，即产、供、销都要亲自参与和把关，尤其是在选购原料和成药制作上更是严格要求，一丝不苟。进货常规做法是派专人去安国等药材市场上择优选购，有一次适逢刘霁岚离津外出，配制保赤一粒金的辅药甘草告罄，即将影响生产。事有凑巧，一个药商来厂兜售甘草，因其索价低，业务人员即时买下。刘回厂后亲自检验，发现其中有部分稍见霉变，他拒绝了从中挑选的建议，毅然决定全部销毁，即使暂时停产也在所不惜，事后作为此次事故的教训，他规定了原料药材进厂“三不准”制度：

非固定渠道的药材不准进货；质次价低的药材不准进厂；因保存不当影响疗效的药材不准投入生产。

制作成药投料配比主要工序由刘霁岚亲自主持。烘、炮、炒、洗、泡、漂、蒸、煮等均有严格规定，如制保赤一粒金需用19味药材，每种按比例严格称量，分别先后次序投入，并要求每十七两七钱一定要产出成药17700粒，从而确保药品质量规格。中西药厂经常调查市场变化，制作方便顾客的新药品。例如濯毒洗血净曾一度销量减少，经了解系因气候干燥以及人们讲究卫生，患皮肤病者减少所致。中西药厂遂进一步研究改变配方，加进珍珠粉等护肤药剂，使该药膏兼有护肤美容作用，而且芳香怡人。通过宣传，改产后的新药销量又大幅度上升。再如坤中第一丸疗效虽高，但因系传统蜜丸剂型，在保存与服用上患者均感不便。刘霁岚购进制西药的机器设备，研究中药西制，终于将丸剂改制成干片剂，每袋装六片，改称“妇女幸福片”，可以长期贮存，携带及服用非常方便，如此一改，即成为畅销药品。

在严格把关的同时，刘霁岚也没有忘记宣传自己的产品。中西药厂所产的几种名牌成药，除在本市和全国报刊上经常登广告外，广播电台也成为宣传的重要渠道，在节目间隙中广播药品广告。厂方更不惜重金，请人谱写词曲，由著名曲艺演员演唱播放。此外，还大量制作广告牌、宣传画在市内要道以及京奉、津浦铁路沿线两侧广事宣传，甚至在一些戏院的戏单上刊登广告。人们耳之所听、目之所视，保赤一粒金、濯毒洗血净几乎无处不在，如此强大的广告效能，无疑能成为人们需要时的首选药品。

中西药厂还有一手绝招，是一般药厂所不能比的，即多年来不定期地举办“舍药”善举，对贫苦患者免费赠药，这些受惠者无疑成为该厂的义务宣传员，不啻提高了知名度，而更促进了药品的销售。这种既赚钱又深受顾客欢迎的事情，是聪明商人的明智之举。企业的诚信蕴藏着对消费者的关心，也换来了消费者对企业的真情。

现在有些人不懂得这个道理，总想通过做买卖把顾客狠狠地“咬”一口，到头来顾客得不到实惠，自然大叫上当，下次就再也不会光顾了。这样去做生意，最终能不失败吗?

看来，不论是经商或是搞服务，让消费者从本店出售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中得到实惠，心中留下良好印象，这才是利之所在。

俗语说：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对一家商店来说，“青山”仿如信誉，“绿水”好比财源。信誉常在，财源长流，这也是个规律。

6．信义是一种力量

义与利是一对矛盾，经商的目的旨在赚取利润，如果重义而不求利，就违背了经商的目的；而若重利而不讲义，则有悖社会公德，就长远而言，终究会损害商人自身的利益。然而，晋商却能将义与利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这就是他们的“以义制利”商业信仰。

晋商“轻财尚义，业商而无市井之气”，“重廉耻而不失体面”，以崇信尚义为准则时刻约束自身，将严守信誉的商业美德代代相传。他们“绝不赚昧心钱”，以做信义取利的诚贾廉商为荣。他们受一事诺一言，把信义和取利结合在一起，在商界中美誉相传，形成了其稳固的商业地位。

晋商崇尚信义，以诚待人，并非个别，而是普遍和一贯的。晋商发展之初，大多采取合伙经营的方式，合伙经营而能成功，靠的就是诚信的经营理念。譬如称雄旅蒙贸易200年之久的大盛魁，开始就是由晋中商人王相卿、祁县商人张杰等联合创办起来的。晋商票号多为东家出资、掌柜经营的运作模式，两者之间良好关系的维系，靠的也是一种道德自觉，即“信义”。又如清代著名的山西介休商人范永斗，就是由于“与辽左通货财，久著信义”而受到清政府的垂青，后来当上皇商，并由此获得厚利。

在银两作为流通货币之前，大盛魁生产的砖茶竟作为交换用的货币使用。凡大盛魁出售茶、丝、烟等，蒙民及俄商出卖马、牛、羊、骆驼、药材等，皆换算成砖茶若干块，然后再结账。大盛魁的信用由此可见一斑。

清朝末年，平遥城内有个讨吃要饭几十年的穷老太太，有一天拿着1200两的汇票，到日升昌票号要求兑付白银。这张汇票与存款时间相隔三十余年，日升昌经查验无误后，立即给这个讨饭的老太太如数兑付了现银本息。原来，这个老太太年轻时，丈夫到张家口做皮货生意，赚钱后办成汇票，在回家途中染病身亡。几十年后老太太摸丈夫当年留下的唯一遗物夹袄，无意中摸出这张汇票。通过这件事，日升昌童叟无欺、诚信为本的声誉大振，业务愈加红火，事业如日中天。

山西晋商票号红红火火达一个多世纪之久，今天的我们重温这些先哲先师们的宏伟业绩和经营之道，确实给我们莫大的震撼和启迪。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晋商的“相与”。晋商把经营过程中发生业务往来的商号之间的联系称为“相与”，这种“相与”的关系，同样也是建立在信义基础上的彼此之间相互扶持、患难与共的合作关系。当自己的“相与”面临困境时，晋商往往能不计得失，鼎力相助。

选择“相与”是一件大事，必先了解“相与”者的信誉和实力，才可决定。因为“相与”者，即类似于商业联盟，既有对共同利益的保护，更有对彼此责任的承担，一经选定，决无更改，这也是晋商诚信的一种实在的表露。

大盛魁商号与天亨玉商号是“相与”，平时两家在生意上就互相扶持和关照。当天亨玉的东家将要破产时，便登门求大盛魁拉一把。作为“相与”，大盛魁慷慨借银数万两，帮助天亨玉改字号为天亨永后继续经营。后来，当大盛魁也面临困境时，天亨永也回报以鼎力支持。两商号“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在互相支持中，能够渡过难关，靠的就是诚信。

一个经营者，在平时就要保持自己的诚信好义的品德，遇到困难才会有人肯帮助渡过难关。身陷困境时，更要用自己的诚信带动大家走出困境。

“婷美”是国内著名的服装品牌，它的产生有一段感人的故事。当年周枫带人做婷美，一个500万元的项目，做了两年多，花了440万元还是没有做成。眼看钱就没了，合作伙伴都失去了信心，要周枫把这个项目卖了。周枫说：“这样好的项目不能卖，要卖也要卖个好价钱。”合作伙伴说：“这样的项目怎么能卖到那么多钱，要不然你自己把这个项目买下来算了。”于是周枫就花5万元钱把这个项目买了下来。

单干的周枫带着23名员工，把自己的房子抵押，跟几个朋友一共凑了300万元。他把其中5万元存在账上，另外的钱他算过，一共可以在北京打两个月的广告。从当年的11月到12月底，他告诉员工：“这回做成了咱们就成了，不成，你们把那5万块钱分了，算是你们的遣散费，我不欠你们的工资。咱们就这样了!”

这些话把他的员工感动得要哭，当时人人奋勇争先，个个无比卖力，结果婷美就成功了。周枫成了亿万富翁，他的许多员工成了千万富翁、百万富翁。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义是个十分重要的构成要素。古人尚义，因为义代表着舍己为人，代表着突破个人私利局限的高尚行为。所以大凡义举、义士多为世人所推崇。一个商人，言利无可厚非，但同时人们认为无商不奸，自觉不自觉地把商推到了义的对立面。懂得利在义中求的商人，却能够把义与利完美地统一在一起。信奉我为人人的义节，自己的人格魅力就能帮助自己达到商业生涯的至高点。

7．爱国济民，回报社会

“计利当计天下利，留名要留了世名”。我们知道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讲究把修身齐家和治国平天下结合起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儒家所提倡的对天下的责任和使命感，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影响到了每一个人，并逐步积淀为一种民族的心理定式。对于商人来说，要挣点小钱容易，要挣大钱，成一世名商则必须与时代相结合，共谋天下大利。山西长期处于传统文化的腹地，必然深受这种文化的影响。也正是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晋商的重义更添了一层重国家民族大义的色彩，更有许多晋商形成了“爱国济民”的价值诉求。他们在商业活动中，不是单纯地谋求自己的一己之利，而总是力图对社会有所作为。他们不把个人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而是追求更高的超越性的国家之利。

乔致庸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封建王朝日渐衰落的时代。由于朝廷腐败，国库空虚，为了抵御外国列强，加强海上防务，清政府向全国各地摊派捐款。

山西商人众多，号称饶富，因此派给山西省的海防捐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而山西的三分之一，又作为大头派给了祁县、太谷、平遥三县，且不是按家捐，而是按商铺捐。每个商铺捐款不得少于50两银子。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山西商人打算联络乔家一起抗捐。重病在床的乔致庸并没有像其他商人那样弃国家安危于不顾，在他看来，农民种地是为了供天下人吃粮，匠人做工是要供给天下人使用器具，读书人做官是为了治理天下，商人做生意则是为天下流通财物。在外侮犯境、国难当头之际，天下所有的士农工商都应以民族利益为重，报效国家。同时，他认为万里海防系国家安危，山河破碎则百姓受苦，捐50两银子太少，因此决定捐1000两。为了给其他商人做出榜样，乔家敲锣打鼓，把银子送到县衙。在乔致庸的带动下，其他商人不再抗捐，也捐了大量银两。

乔致庸一生经商，一生都挂念民族荣辱，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同治十三年，乔致庸已经46岁了，这一年阿古柏在新疆勾结外敌，自立为王，发动叛乱。朝廷派陕甘总督左季高出兵征讨，却筹措不到粮草。左季高与乔致庸有过数面之缘，知道乔致庸心存民族大义，因此亲自到乔家堡求乔致庸筹措粮草。乔致庸义无反顾地接下了为朝廷三路大军筹措粮草的重任，一半用乔家的银子，一半从表妹雪瑛那里借贷，然后亲带辎重队随左大帅出征，为平息新疆叛乱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