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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改革变法（第3页）

北魏孝文帝，鲜卑族，姓拓跋，名宏。后改汉姓元，因此又称元宏。他是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的长子，北魏第七位皇帝，在位时间9年，死时岁，谥号孝文皇帝。

孝文帝即位时年仅岁，由冯太后主政。冯太后是汉族人，具有一定的汉文化修养，她很注重对孝文帝的培养，使孝文帝自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汉文化的启蒙教育。而当时朝中的大臣也是一批具有极高文化修养的汉族士大夫，因此宫中的文化气息相当浓郁，孝文帝于有意无意间就能受到汉文化的熏陶，因而具有良好的汉族文化修养。

巧妙部署，迁都洛阳

冯太后去世后，孝文帝开始亲政。他亲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都城从山西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迁到了河南洛阳。当时决定南迁时，可谓煞费苦心。

鲜卑族世代居住在平城，早已习惯了那里的一切，迁都洛阳必然会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为保证迁都的顺利进行，孝文帝先召集群臣，宣称要大举南征攻齐。此言一出，立即遭到了以任城王拓跋澄为首的文武百官的竭力反对。退朝后，孝文帝立即单独召见拓跋澄，对他讲明了事情的真相，结果得到了拓跋澄的肯定和支持，二人接着进行了周密的部署。

后来，孝文帝率大军及众文武百官抵达洛阳时，正赶上下雨天。稍事休整后，孝文帝下令继续南行。众人早已疲惫不堪，加上对南征没有丝毫信心，纷纷跪下，请求停止南征。孝文帝假装发怒，说什么现在如果无功而返，会遭天下人耻笑云云。早已安排好的大臣王肃在一个合适的机会站出来，假装出谋划策，说本次南征并没有告诉天下人是攻打南齐，现在大军已经到了洛阳，不如就跟天下人说本次行动是为了迁都洛阳。孝文帝听完，假装折中同意王肃的提议。当时虽然有许多鲜卑大臣不愿意内迁，但是更害怕南伐。于是，没有人敢再提出异议，迁都大计就这样定下来了。

汉化过程充满血腥

迁都洛阳后，在王肃等人的支持下，孝文帝立即从改革鲜卑旧俗、学习汉族的生活方式开始，全面推行汉化。

然而，就在孝文帝的汉化运动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朝廷内部发生了一场反对改革和汉化的武装叛乱。太子元恂不喜欢洛阳，一直抵制汉化。趁孝文帝出巡幸嵩岳的机会，元恂与身边人合谋逃奔平城，结果事情暴露，元恂被抓。孝文帝亲自杖责后，废了元恂的太子位，把他贬为庶人，囚禁在河阳的无鼻城。第二年，有人告发元恂又与身边人谋反，孝文帝就让人带着毒酒赶到河阳，逼元恂自尽了。

那些不满意孝文帝汉化改革的鲜卑旧贵族及其子孙，也趁机作乱。就在元恂被废的当月，恒州刺史穆泰和定州刺史陆睿合谋，暗中勾结元思誊等鲜卑旧贵族及其后裔，推举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为首领，起兵叛乱。孝文帝获悉后，立即派任城王元澄前去处理。元澄接受命令后，先派侍御史李焕单骑进入平城，瓦解了穆泰的同党。穆泰仓促之中率领几百名手下攻打李焕，结果失败，逃到城西，束手被擒。元澄趁机把穆泰的一百多名党羽一网打尽。

柴荣，五代时期后周皇帝，即周世宗。柴荣祖上曾是当地望族，后家道中落，柴荣便去投奔嫁给郭威的姑母。郭威后收他为养子。当时郭威家境并不富裕，为了贴补家用，柴荣外出经商，跟人做茶叶生意，利用经商的间隙，柴荣阅读了大量史书和黄老著作，并学习骑射，练就了一身好武艺。

弃商从戎登帝位

后汉建立后，郭威被授为枢密副使，掌握了朝廷军政大权。柴荣也弃商从军，被任命为左监门卫大将军，开始踏入政界。后来，郭威遭后汉新皇帝隐帝的猜忌，他和柴荣留居京都开封的家属全部被诛杀。郭威大怒，命柴荣留守邺都，自己亲自率兵，以清君侧为名杀向开封。后周建立，郭威是为周太祖。柴荣顺理成章，成为皇子。后来周太祖驾崩，柴荣根据太祖遗诏，在柩前即皇位，是为周世宗。

雄心勃勃立大志

柴荣即位时，年仅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好时候。他雄心勃勃，心怀统一大志，决心遵照养父遗愿，继续深入改革。

据说，当时的左柬大夫王朴精通术数，周世宗曾向王朴询问自己在位的时间能有几年。当他听王朴说自己在位时间能有0年时，非常欣喜，当即立下宏志：要用十年的时间来开拓疆域，用十年的时间让百姓休养生息，用十年的时间使国家太平无忧。

惩骄裁冗建精兵

柴荣刚即位，北汉的刘崇就勾结契丹贵族，想一举消灭后周。柴荣决定亲征，却遭到了以冯道为首的官僚的极力阻拦。结果周世宗力排众议，率兵北上。两军在高平开战后，又出现了右军大将樊爱能、何徽等人临阵脱逃、士兵投降的现象。最后，虽然后周军队大获全胜，但周世宗对这支军队的腐朽无能深感痛心，于是他痛定思痛，以这次战争为根据，对众将士论功行赏、按罪处罚，将樊爱能、何徽等七十余名临阵逃跑的部将砍头示众，以诫逃兵。回到东京后，周世宗开始大规模的整治军队，严厉整治了为祸已久的骄兵悍将，裁减大批老弱冗员，建立了一支精锐的部队。

毁佛铸钱遭阻力

后周佛教盛行，许多人为逃避徭役和赋税而遁入佛门，致使不事稼穑的佛家子弟越来越多，从而大大影响了国家的税收收入和兵役征集。同时，大量金属用来铸造佛像，致使铜价大幅上涨，钱币奇缺。针对这种情况，周世宗下令禁止私自剃度出家，拆毁寺庙数千所，勒令僧尼还俗数十万人，并且融化了所有佛像用来铸造铜钱。

由于当时佛教相当强大，教权已成为制衡皇权的重要力量。对于柴荣的此番举动，朝野中反对的声音四起。柴荣则以“吾闻佛说以身世为妄，而以利人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世，犹欲割截，况此铜像，岂其所惜哉？”“且吾闻佛志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来说服众人。一百多年后的司马光看了这些话感动不已，连声称赞：臣光曰：“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

王安石出生于小官吏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庆历二年中进士，其后在扬州、鄞县、舒州、常州等地任地方官。多年地方官的经历，使王安石看到了北宋社会积贫积弱的现状，并由此认识到北宋所面临的危机。于是，在嘉佑三年给仁宗皇帝上万言书，分析北宋内忧外患、财政日益贫困、风俗日趋败坏的形势，提出变革图强的迫切性，要求宋仁宗以汉、唐两代的覆亡为前车之鉴，果断实行变法。他还在万言书中提出了因天下之力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思想。

神宗在即位之前就听说过王安石的才能和政治抱负，即位后，励精图治，王安石的改革主张与他不谋而合。熙宁二年，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后来又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与他筹备变法事宜，从而揭开了变法图强的序幕。

变法路上阻力重重

早在变法之前，神宗对王安石的器重，就引起了朝中不少大臣的不满。执政三朝的宰相韩琦，认为王安石不适合做参知政事，坚决辞掉了相位。元老重臣富弼，也不同意任用王安石，在罢相位时，推荐了文彦博。除了这些老臣外，当朝大臣吴奎、吕诲、唐介等也极力反对神宗任用王安石为相。

新法推行后，王安石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众人的攻击。当时的翰林学士范镇，认为实行“青苗法”是五十步笑百步；范仲淹的次子范纯仁，上书皇上，公开指责王安石聚敛钱财；御史中丞吕诲，则检举王安石巧取豪夺。以司马光、文彦博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正直文人，也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在变法的第二年，司马光曾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列举实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废止新法。

用人不当失民心

王安石变法志在清除社会弊端，可事先没有进行宣传，在变法的过程中无法吸收到优秀的人才。因此，在新法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危害百姓的现象。比如青苗法，王安石以前在鄞县做官时曾试行过，效果非常好。可是在全国推广时，手续非常繁琐，执行起来就变味了。不识字的农民要花钱请人填写贷款申请，去衙门申请时，贷款的数目又要由官吏填写。这样经过层层盘剥，最后贷款的农民要返回的利息居然是原来的三十五倍之多。“利民之策”变成“扰民之举”，逼得农民宁借高利贷，也不敢向政府贷款了。因此，王安石变法也没有得到广大劳苦百姓的理解和支持。

神宗死，变法止

熙宁六年，发生了严重旱灾，灾民纷纷逃亡，路上饿殍遍地。当时有人拿了一幅《流民图》给神宗看，并告诉神宗，说天旱是王安石变法造成的。神宗看后，很受刺激，对变法产生了怀疑。后来，随着反对变法的声音高涨，宋神宗对王安石的不信任也日益增加，对变法开始动摇起来。

宋神宗死后，赵煦即位，由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本身就是变法的反对者之一，她听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全面废止新法。至此，进行了十五年的变法最终落下帷幕。

张居正，字叔大，谥号“文忠”，湖北江陵人，又称张江陵。明代政治家、改革家。

张居正岁时，参加乡试一举成名，成为最年轻的举人。顾辚知道后非常高兴，立即解下随身佩戴的玉坠赠送给他，以资鼓励。

张居正很有谋略。他岁中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为官期间，与朝廷中的宦官和权臣关系都很密切，后来一再得到升迁。岁那年，张居正升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隆庆皇帝死后，张居正与高拱、高仪共同辅佐年仅0岁的小皇帝朱翊，首辅是高拱。高拱骄横自大，跟太监冯保素来不和，而冯保在宫里权势很大。张居正一直很想有所作为，后来就与冯保联手，找机会罢了高拱的首辅，很自然地循序升为首辅。当时神宗年幼，其生母李太后非常信任张居正。因此，朝中的一切军政大事都由他主持裁决。

力挽狂澜于既倒

当时的明王朝，朝纲松弛，官员无为现象非常严重。张居正的改革就从整顿吏治开始，他对官员实行“考成法”，在施行的过程中，将追收逋赋作为考试的标准，限令官员在规定的时间内，征收完赋税。在限定的时间内达不到规定的标准的，一律受处罚。各级官员因为害怕降职处罚，都不敢懈怠，积极督责户主们及时缴纳税粮。他还重新丈量全国的土地，后来又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在减轻农民不合理的赋役负担的同时，增加了国家的赋税总收入。随着新法的推行，国库日益充盈，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逐渐好转，奄奄一息的明王朝终于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人亡而政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