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内心最深处的一块禁区,就连任建都不知道。每逢父亲忌日,我总感觉心里有种隐隐的难以言明的痛楚,继而会生出莫名的邪火。
不出意外地,老妈又提到了娃娃亲。我很无语,想不通她这样的知识分子为何会二十多年如一日地念叨这个让人难以启齿的封建话题。
虽然我很心疼老妈,但我毕竟是生在新华国长在红旗下的好少年,岂能认同这种视婚姻如儿戏的封建伦理?何况这事给我本就谈不上快乐的童年带来了说不尽的辛酸,许浪、邓晓之流都曾以此为要胁从我手里诈去过核桃饼,或者无偿为他们写过作文。
我无奈又无奈地说道:“老妈,这都啥年代了?什么娃娃亲啊,听着都羞人。”
老妈一如既往地慈祥而坚持,说道:“要怪就怪你那爷爷吧,都是他做的好事。但是你爸在世时也说了,蓝家这亲事他是同意的。”
提到父亲我便无语。这是老妈这么多年来坚持的理由,也是这么多年来我虽然反感但却不反抗的原因。
老辈人的事我自然不清楚,但从老妈偶尔的感概或抱怨里我知道爷爷当年是坐拥矿山、码头的大地主,而他六十岁才有了儿子,也就是我父亲。爷爷老来得子,自然无比疼爱父亲;而父亲虽然成长在那个讲斗争不讲亲情的年代,却可贵地坚持本心,对爷爷也是百般孝顺。
父亲二十多岁的时候,听爷爷安排与秦陕一蓝姓人家订了亲事,但尚未结婚,那蓝家的姑娘就因什么斗争而跳了河。小时候常听老妈唏嘘,若非如此,这世上便再没有我何安之这个人儿。
按理说这事就应该到此而止,可不知我那大地主爷爷究竟是为那般,竟让父亲与蓝家再订娃娃亲,于是我便成了受害者。
我时常在想,我这爷爷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啊?要知道,那时我父亲尚未遇见我老妈,自然我在哪都还不知道呢,更别说是男是女。我这娃娃都还没出世,怎么就能订了娃娃亲呢?
爷爷在我一岁的时候去逝,而父亲明明是经过文化革命洗涤的饱学之士,却偏偏不辨是非地将爷爷的遗愿当作圣旨。
这都叫什么事儿啊?
我闷闷不乐,说道:“老妈,这事一直都是您在说,可凡事都不可能是剃头担子一头热吧?这么多年,蓝家连个音讯都没有,那姑娘在不在都还两说呢?”
老妈嗔怪道:“别瞎说!早年间不是来过咱家吗?你还说人家的羊肉泡馍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你就忘了?”
这个我倒是没忘。
由于我那位身居地富反右坏之首的大地主爷爷的原因,不但让我父亲从小就生活的十分艰辛,也让我从小就知道了什么叫着穷困。再加上八十年代末期本来就是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所以除了偶尔攒点零钱吃个核桃饼外,我基本没吃过其他零食。
在父亲去世前一年冬日,家里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中年叔叔,与父亲相谈甚欢;另一位则是一个比我还小许多的丫头,不言不语,仿佛什么都不赶兴趣。
记得那叔叔从包里拿出一团报纸,打开后香气四溢,然后晚饭我便吃到只有“太好吃了”四字才能代表当时激动心情的的羊肉泡馍。
是以,我对当年那位叔叔一直心存好感,只是不喜他晚上睡觉时总是摸着我的头,因为那样会让我有种头昏脑胀的感觉,极不舒服。数日后,叔叔和那小丫头辞行,从此全无消息。
我嗯了一声,说道:“可这都过去十多年了,现在人家是个什么情况又不知道,连个电话都没有,您提这事还有意思吗?”
老妈笑了,说道:“我的意思你知道啊,就想你抽空去那边看看情况,成与不成都可以作个了断,省得你嫌我烦。好不好?”
我无语,或者说有很多话却齐齐地被堵在胸口。
此时任建推门而入,他见我正在接电话,便指了指他的手机。我眼一瞟,却是柳静宜。
我明白应该是柳静宜打我电话不通就打给了任建,于是给他做了个朕悉卿意赐他不用请安回房休息的手势,继续说道:“老妈,您不就是想抱孙子吗?给您说,我现在已经有女朋友了?过年我就给您带回家。”
老妈似乎愣了一下,然后十分惊喜,说道:“真的啊?你这孩子,有女朋友了怎么都不早说啊?过年真能带回来?那孩子多大啊?做什么的?家是哪里的……”
我笑道:“您这么多问题我哪回答得过来啊。反正您放心,过年一定给您带回一个如花似玉的儿媳妇。”
老妈喜道:“那可就说定了啊,说话不算话我可得抽你。哎,那孩子叫什么?喜欢吃什么……。”
我苦笑道:“老妈……”
老妈笑道:“好好好,我不问。但你说话要作数啊!”
我一边承诺一边笑道:“您说您知识分子的气节哪去了?一听说儿媳妇就把蓝家那丫头给忘了?您这革命意志也太差了吧?”
老妈嗔怪道:“你这孩子……。记得说话作数啊!那你早点休息吧。”
结束通话后我心情渐好,想着从此老妈不会再念叨我连任建都不好意思提起的娃娃亲,更是身心愉悦,便又给柳静宜回了电话,然后打坐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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